《都挺好》：一地鸡毛的生活，该何去何从

⊙蒋 昕［苏州大学， 江苏 苏州 215123］

现代人的焦虑症状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除了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两个因素影响外，紧张复杂的家庭关系同样增添了现代人的精神负担。人们努力地协调好同父母、兄弟姊妹的亲属关系，试图摆脱啃老、子女养老、重男轻女、婚姻失衡等社会问题的困扰，却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来改变紧张局促的局面，走出纷繁的家庭迷宫。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社会变迁引发的家庭观念的变革，生产方式的破旧迎新影响着生活方式的丰富多元，传统的家庭观念早已满足不了现代人们的精神需求；二是中国式家庭的自我解构，家庭内在结构的调整过程需要质疑和挑战的空间，如此周期性的摆动促使家庭内核获得平衡；三是独立人格的挖掘与突围，大众总是期盼以左突右奔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人格独立，家庭的试验田提供了折损相对小的活动范围。目前，中国式家庭关系该何去何从尚且没有正确的定位，这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一定程度上也波及社会环境的稳定和谐。基于中国式家庭关系的现状，从源头上对症下药，也许可以对走出中国式家庭困境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借鉴。

从一户家庭洞察人情世态，阿耐的小说《都挺好》似乎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以“都挺好”为名，呈现的却是夫妻不和谐、兄妹冲突、巨婴啃老等丑陋画面，那么“都挺好”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小说一开篇，便是苏家主心骨苏母因长时间打麻将撒手人寰的场景。苏母的葬礼成了苏家众人粉墨登场的舞台，暗波汹涌的苏家生活终于得以呈现在大众的视线里。骨灰盒的落地，预示着苏家新的家庭模式的开始，揭开了苏家家庭内核的幕布。站在苏母背后的小男人苏父苏大强庆幸自己成了家里唯一的长辈，头一次骄傲地行使作为父亲的权威。揣着糊涂装明白的他，自顾自地满足自己的想法，着实对苏明哲、苏明成、苏明玉三人冷漠的手足关系负有责任。苏明哲作为苏家长子，抱着对母亲早逝的愧疚之情以及对兄长身份的自觉意识，主动扛起了调和家庭纷争的重担，可他忽视了自身的小家庭以及自我的承受能力。盲目的孝顺和窘迫的现实迫使他放下姿态，勉强维持表面的平和，回归个人的小家庭。二子苏明成被称为“未断奶的孩子”，从小到大受到苏母的宠爱，依赖父母成了一种习惯。四肢健全，但心智不成熟，也缺乏足够的担当意识。为苏父买房、殴打妹妹等事实即是恰当的证明。小女儿苏明玉脱离苏家的怀抱，逐步成长为独立坚强的职业女性。她在极力地逃出冷漠的城堡，也在这个过程中丢失了一些本心，承受痛苦的煎熬。如此支离破碎的家庭关系，在经历数次激烈的冲突后，重新有了融合的趋向，最为明显的是明成为了明玉打架以及明玉陪着父亲过新年。矛盾的化解或许可以看成是摆脱家庭困境的信号，所谓“都挺好”的理想状态。笔者以为这是阿耐有意营造“都挺好”的假象，是对“都挺好”退而求其次的一种满足。比如养老问题，对于多子女家庭来说，确实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案可供参考。小说中苏大强一心去美国养老不得，寄居到明成家也不是长久之计，最后买房自己住，“一个人，只有一个人，饭是冷饭拿微波炉热了的，菜都是凉的，我只有一个人”。 独居的苏父在年三十被肠胃病侵袭着，所幸，最后有苏明玉和石天冬一起陪着去医院。由此可见，作者设想的养老办法，对苏家这个家庭可能只是相对合适的选择。它不能真正地实现“老有所依”的目标，只能通过其他机缘偶然性地实现。所谓“都挺好”，不一定非得是看似圆满的结局，缓和的状态或好转的趋向或许更符合其真正意义。明玉和明成的争执是个人的，也是整个家庭的，不是只言片语可以和解的。明玉去看守所放了明成，二人的关系必不会像从前那样紧张，但是深埋二人心中的仇恨种子从未消亡，明成无法释怀的侮辱以及明玉的心理阴影是二人无法逾越的鸿沟。小说的最后，明玉为明成求得了工作，而明成不愿受“嗟来之食”。强行地拉近二人的关系，是作者化解兄妹争执的一次尝试。关系的缓和在一定程度上修补了家庭破裂的内核，虽不能根治中国式家庭关系的病因，但对走出中国式家庭关系困境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反观中国式家庭关系的困境，不得不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自古流传着“百善孝为先”的信条，孝敬长辈作为优良美德一直被世代传承。这促使中国老年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子女应该孝顺长辈，自我地享受着子女的赡养，并以此作为晚年生活幸福与否的标准。而年轻一辈也应当以孝道作为个人的行为准则，自觉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父母和子女在家庭的契约里达成共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前提：孝道处于道德的范畴内，是约定俗成的价值提倡，并非法律条文的明文规定。孝道的构建，是中国文化传承的一个支柱点，但需要考虑道德的评判标准、家庭与个体的差异性等。苏家的养老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根源在于孝道在新的语境下产生了道德价值之外的语义。传统的孝道在当今中国式家庭中需要不断地丰富内涵，以更包容的意义适应当下的新语境。“父母和子女,夫和妻这两种关系是家庭组织的基本核心”。费孝通在其书《江村经济》中将家庭关系的核心归结于夫妻关系。男耕女织是小农经济理想的家庭状态，强调男女在家庭中不同的角色分工。在后工业时代，角色分工问题受到女性权利意识等因素影响，在某种意义上预测了家庭婚姻关系的走向。通过苏明哲修补的家史，我们知道苏大强与妻子的婚姻没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更多的是利益的图谋，即婚姻的动机不纯粹。正式步入婚姻生活后，以强势的苏母为主、极少话语权的苏大强为辅的家庭结构，成了点燃苏家所有纷争的导火索。苏大强逐渐适应女性主导的家庭关系，自动让位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男性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家庭模式正在面临多方面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来源于男性自身的身份认同感的缺失。女性或男性主导，虽不能决定家庭关系的持久和谐，但关系个体身份意识的认同归位。原生家庭的恶果来源于父母，传递到了子女一代，是传统文化对中国家庭影响的另一种表现。以苏明玉为代表，“父母将罪恶和仇恨倾注于胚胎，她是开放于阴暗家庭的罪恶之花”。自幼饱受重男轻女观念的困扰，努力摆脱苏姓，对苏家的一切人和事都是漠视的态度，可自我的突围抵不过家庭的权力体系。苏明玉出走苏家后，被迫接受苏家人的关爱，尽管不习惯突然的热情，还是偶尔打破自己筑起的壁垒以适应新家庭的氛围。传统的家庭主义追求的是家庭整体的和睦，忽视的是小我的自由追求。个体的欲求只能在狭小的空间中，以自我的方式来释放，所付出的代价无法估量。传统文化推崇的“和为贵”可以作为家庭生活的准则，但这一终极追求并不能掩盖个体诉求多样的事实。传统文化价值的挖掘蕴涵着个体的生命意义，而这恰恰是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式家庭关系遗漏的。

这股反思的热潮还源于《都挺好》改编的电视剧，叙述与小说文本不尽相同的中国式家庭故事，传达对“都挺好”定义的不同理解。电视剧以温馨的画面作结，将“都挺好”定义为和解团圆。苏明哲在美国与家人生活幸福；苏明成向苏明玉道歉，独自奔赴非洲工作；苏大强得了老年痴呆症，得到了女儿的悉心照料；苏明玉回到老宅，决定放下过去。苏家人在过年的热闹氛围中过滤过往的不愉快，展望全新的家庭生活。相较之下，小说的结局惨淡了些，可意味真实了些。苏明哲回美国主要为了挽回小家庭；苏明哲成了网络写手，但在婚姻事业的双重打击下消失；苏大强一个人过年，吃坏肚子，被苏明玉和石天冬送进医院；苏明玉虽陪着父亲过了年，但决心不与苏家再有瓜葛。以各自安好来寻求慰藉，以家庭离散来回避矛盾，小说或许更符合“都挺好”的现实状态。现有的家庭秩序仍然受到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大众文化可以是进步的或冒犯式的，绝不会是激进的，永远无法摆脱社会的权力关系”。苏家紧张的家庭关系在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体系下萌芽，在人们精神诉求的催生下爆发，但不会脱离既定轨道。即便偶尔偏离传统的轨道，也是家庭内部成员协调关系的需求，碰撞冲突只是家庭的短暂形态。对于个体来说，是自我审视和反思的一次机会。比起电视剧追求美满的结局，小说更为真实地呈现掩藏在华丽外衣下的生活本质。走出中国式家庭关系的困境，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最核心的便是结合当下人们的生存境遇，挖掘传统文化深层的意蕴。当历史与现实有机融合，中国式家庭关系的困窘现状才能从根本上找到文化依托。基于个体意识的拓展，中国家庭观念延续着文化发展的脉络，在文化传承中感知人的存在。人的诉求是家庭这个小社会里亟须获得关注，可往往最易被同化，个体意识总是无法战胜强大的家庭主义。在家庭这个环境里，保持良好的个体意识，合理输出个体价值，才是人们走出中国式家庭困境行得通的出路。一地鸡毛的生活，终会“都挺好”。

①③ 阿耐：《都挺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25页，第 254页。

② 费 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④〔 美〕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