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理性的荒谬惊醒——张学东《给张杨福贵深鞠一躬》的主题意蕴探析

2019-09-27 02:08许童星北方民族大学银川750021
名作欣赏 2019年23期
关键词:媚俗弗斯现实

⊙许童星 [北方民族大学, 银川 750021]

《给张杨福贵深鞠一躬》是张学东近年最佳的短篇小说之一,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展现姐姐的儿子张杨福贵的悲剧故事。衣食无忧的张杨福贵在母亲的溺爱下长大,在家中习惯被父母双手托举。大学刚毕业有初生牛犊的气势,不甘心做阿斗,但又眼高手低,太过浮躁而缺乏耐心。离开校园后他并不想被父亲安排进有循规蹈矩制度和制约的国企,起初积极主动地考取驾照计划日后开出租,遭父母严词拒绝后,他开始在街边的夜市摆摊,又被机关干部的父亲深恶痛绝和万般阻挠。在母亲拆散他和离过婚的夜市女友岚岚后,张杨福贵彻底丧失生活的勇气,憎恨一切,并患上呕吐的怪病。母亲为给他治病,奔赴各家医院,甚至请法师。最后在欺骗和央求中找到其前女友,下迷药企图借“冲喜”来给儿子治病。故事的结局是张杨福贵悄悄放走前女友后溺水身亡,叙述者“我”默默朝着水流涌动的地方深鞠一躬。

小说发表后,其艺术价值引起许多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但研究文章大多是借此以研究张学东创作的总体特征,尚未有单独的文本分析。而笔者认为这个故事不仅反映出张学东对当今家庭教育问题的关注,还折射出当代大学毕业生的普遍心态,值得以此为切入点进行深层次的解读。本论文拟从主要人物张杨福贵入手,揭示当今社会某些畸形又充满平庸之恶的家庭教育,展示孤独无助却仍旧抗争的当代青年们共同的灵魂困境,阐释笔者个人对这篇小说主题意蕴的理解。

一、 社会同质化下的焦虑

同质化的社会下,对未来充满自信和憧憬的人逐渐非人,无奈又无力地共享同质化人格,随波逐流变成教育的残次品。昆德拉说:“在媚俗被当作谎言的情况下,媚俗必定处于非媚俗的境地,媚俗一旦失去其专横的权力,它就像人类的任何一个弱点一样令人心动。因为我们中没有一个是超人,不可能完全摆脱媚俗。不管我们对它如何蔑视,媚俗总是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在张学东的这篇小说中,孩子张杨福贵在溺爱的金丝笼里当大人,成人后则变成巨婴;张家父母在家中拿自己当权力,在社会里又主动拿权力当爹妈,匍匐于权力的脚下。在这种责任能力颠倒的歪论和畸形的家庭教育下,一家人过着相对安逸的生活,这实际上却是一种更加荒谬虚无的幸福,是媚俗下的安逸。

张杨福贵的人生充满母亲无原则溺爱的身影和父亲冷漠又专制自私的苛责。他大学毕业即可被托关系塞进国企,看似无忧无虑的家庭生活背后,其实隐藏着巨大的个人危机。张父是在这个同质化极强社会里的荒谬典型代表:好面子,追求金钱、权力和利益,摒弃信仰和理想。从冷静的局外人角度观察可知,“我”姐姐的溺爱似甜蜜的金锁般锁住张杨福贵,“偶尔,我到姐家小住两日,竟发现连球鞋带还要他母亲帮着系好才能出门”,亦锁住了自己,“不管说到啥事上,总觉得孩子是天底下最委屈的那一个”。虽然张杨福贵刚毕业时表现出一个大学生应有的激情和魄力,拒绝去国企实习而有自己的小计划,但他实际上早已如温室里的巨婴,渐渐被“去人格”。

张母的爱充满控制和捆绑,在她面临儿子的叛逆与反抗时宛如一个失去了提线的木偶:“可他却头也不回地走了,那感觉就像是,他这辈子再也不需要我这个当妈妈的了”;张父的爱又充满趋利和攀比。张杨福贵以为一旦拿到驾照即可实现开出租挣钱的梦想,却被自身和社会现实打醒后沉迷游戏。后来萌发去街边卖货的志向,却只是空有一腔热血,只能模棱两可地回答他母亲的疑问;以为找到了爱情,却又被传统家长不认可和禁止。在同质化的社会文化里始终充斥着对异议者的恶意,当一个人感觉到越来越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时候,个体的焦虑便由此而生。张杨福贵的焦虑来源于拒绝父母单向度的传统的求安稳,甚至趋利的价值评判时的痛苦,和自我认同构建失败而产生的无力和怀疑,更是对社会中非理性的荒诞现实的忧虑。就如张学东在其创作谈中所说:“越来越同质化的生活遭际,使这代年轻人看上去,并不比上一代人更幸福和乐观,相反,更多时候张杨福贵们显得困惑而焦虑,在家里他们习惯于被父母双手托举,可一旦离开校园,面对复杂的社会,他们只能望洋兴叹或随波逐流。”

二、 希绪弗斯式的反抗

张杨福贵的焦虑,又是孤独者、“局外人”的焦虑。张杨福贵起初对世界充满希望,即便在别人看来这只是徒劳无功、不切实际的激情。他在现实中靠自己努力,最终开始摆地摊卖货,积极地上下求索,“我有手有脚,只要我自己真正喜欢的,我一定能把它干好”。他的反抗正如希腊神话中的希绪弗斯,是孤独的。希绪弗斯一遍遍做着无意义、不断重复的工作,就像张杨福贵一次次寻找不被父母所认可的工作,一次次地找寻来自社会和他人的认同。但无论是他开出租的梦想,还是摆地摊时对经商之路的憧憬,在日渐功利化社会的评价机制的影响下,都被父母否定和嫌弃,“他们不许我去摆地摊卖货,他们觉得那样很丢面,在大人眼里,面子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后来他又把希绪弗斯这种抗争的人生态度发展成为明确的反抗意识和身体上的迹象。自从父母拒绝他开出租起,他便开始产生叛逆的行为,“那段时间,张杨福贵孤注一掷地将自己囚在家里,圆领运动衫加乔丹牌篮球大裤衩子,他人本来就瘦了吧唧的像根竹竿子,这样的装扮使他看上去更像个吊死鬼”。疯狂地与父母为敌,把张父气得如“两簇燃烧正旺的火焰”,张杨福贵在日记本里草草写下挑衅的狠话:“张德标你有种连我也砸了!”躲在网吧两天两夜,被像清理垃圾一样提溜出后说:“这里几乎没有一个熟人,谁都不关心谁,谁也不必戴着面具生活,网络上的事物总能触手可及,我可以暂时不需要父母,不需要朋友,不需要工作,甚至也不需要什么女人和爱情!”他的情绪越来越坏,动不动就在家里摔东西,他还开始拼命抽烟,憎恶一切,最后患上随时可能呕吐的怪病。

来自父母和社会的洪流将认知模式变成无限的工具性循环,以“为你好的”理由干涉任何个体,进行道德绑架,其实这也是阿伦特所谓的不思的平庸之恶的一种日常来源,同样是生活中“恶的根据”的胜利。但是正如希绪弗斯无效无望的反抗,张杨福贵作为一个从小被温养长大的社会“局外人”,自身的反抗也必然是徒然的。巨婴式心理结构不稳定而带来的自我压力感,时而令他感到自己无所不能而陷入狂妄,时而又使自己感觉到被世界遗弃而绝望,“那时候真是活得无忧无虑,即便天塌下来,我也不必害怕,而现在我却感到非常孤独,我的体重越来越轻,轻得像一朵棉花,随时会从地上飘起来”。

张学东的这篇小说中可以看到很多存在主义作家让·保罗·萨特小说《恶心》的影子。萨特在小说中设定主人公患一种疾病,并指出这种病症每个人都可能会患,因此主人公有时处在不适状态中而感到“恶心”,我们也许也会感到“恶心”。这部作品同时也是萨特存在主义观点的呈现过程。而张学东的这篇小说在结尾部分将此借鉴,以非理性话语和怪病“呕吐”来暗示张杨福贵最具有精神性的身体反抗。怪病“呕吐”是他反抗时身心的最终体现,而溺水也许是他最终决定将自己搁浅在生死之间某处没有坐标的地方。而这也正如希绪弗斯一样,对荒谬进行着无畏同时又是无谓的反抗,“活着,却又认为这是无谓的,这就造成焦虑。由于总是逆着潮流生活,一种厌恶,一种反抗便充满了整个生命。这种反抗在身体上的表现就叫做厌恶”。正如萨特式的反抗荒谬的英雄,毅然决然地从上帝那里对自我进行放逐,张杨福贵的拼命抵抗也是想要依靠自己去赋予存在的荒谬以意义。尽管起初他试图寻找他人对自我的认同感来反抗存在的荒谬,最后又返回到作为个体的自身的意义找寻之路上。

三、 荒谬却现实的结局

加缪从他的荒诞哲理的概念出发,把面对荒诞的态度分为生理上的自杀、哲学上的自杀和反抗三种,而荒诞能推出的三个结果分别是自由、激情、反抗。张学东以清醒而深刻的眼光注视和倾听小人物灵魂的悲痛,所诉诸的对象不是读者大众,而是现实社会的孤独个体。而张杨福贵既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又是一个极具符号型的当代知识青年现实形象,他抗争、堕落、无奈、孤独。刘瑜在《隐身于日常角色中的平庸之恶》中说道:“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长到看不到链条全貌时,每个环节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张杨福贵的名字蕴含深深的祝福,溺水而亡的结局却极具反差性,“他太难受了,太憋屈了,太恶心了,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人能真正地抚慰他的忧伤和痛苦”。留下张母的无望和不知所措,“几乎不敢想象她接下去的生活,无尽的哀思,孤独的晚景,老无所依,悔恨终了”。张杨福贵的悲剧源头是多方面而深层次的,无法提出“谁将为张杨福贵们负责”的问题,体现出一种既荒谬却又现实的境况。实际上,“张杨福贵们”对孤独的感知、敬畏与反抗恰是令其之为人的精髓。无畏却无谓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是他们对当今社会某些单向度评价价值体系的反抗;叛逆是他们对父母“至高无上”的控制力的反抗;恶心和呕吐是他们反抗荒谬社会和现实的身心表征;偷放走被母亲骗来“冲喜”的爱人,并且最终走向溺水却是荒谬下的现实,更是他终极孤独的生命搏击。写荒诞的目的是想把生活的荒诞性展现给读者,要让人们对荒诞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存在主义角度来看,正如加缪所说:“人是这个世界上奇怪的公民:他拒绝现存世界,却又不愿离开它,反而为不能更多地占有它而痛苦”。既然荒诞是人存在的一种必然状态,因此就有一个如何面对荒诞的问题。个体在认识到荒诞之后,有尊严的生活才是为生活而生活。人存活于现实世界中,对荒诞的感受可能随时随地油然而生,是对一种持续生存状态的猛然反应,可能是疲倦与厌倦,也可能是失望与惊醒。如果没有意识复苏,沉溺于机械重复的生活只会麻木不仁。张杨福贵最终选择身体上的自杀恰也是属于他自己的反抗,以虚幻的身心解脱作为荒诞最后的乐园,这实际上是他自我理性的惊醒,不再寻求认同。

加缪在《写作的光荣》中说:“这个世界充斥着谎言和奴性,孤独的荒草到处疯长。无论我们每个人有怎样的弱点,作家职业的高贵永远植根在两种艰难的介入中:拒绝谎言,反抗逼迫。”张学东正是在这种清醒的现实主义观照下,以锐利的目光审视个体,将萨特个体存在与虚无的观照赋予更深层次的时代意义,结合当今最现实的家庭教育和社会价值观问题,用仁慈的心来聆听每一个孤独大学毕业生灵魂发出的声音。

① 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05页。

②〔法 〕让·保罗·萨特:《恶心》,《文艺理论译丛》,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版,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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