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诚意
——谈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

○田忠辉

有这样一类诗人，他们不炫耀技巧，不自以为是道德至上，更不自鸣得意沉醉于自我的幻象。他们像泥土一样存在，像麦子一样成就生命，只要有阳光、风和水，就能让他们在大地上有所变化。阳光时而浓烈、时而荫郁，他们都能接受，他们的麦子按自然的节奏青葱苍黄。以上是我在合上《一株麦子的幸福》后的感想，我要写篇短文谈谈振亚的诗。我要谈谈在生命的成长过程中，那些有营养的、滋润我们的、自然而然的事物，谈谈那些总是沉默不语，偶尔发出生命光芒的事物，这些事物让我们倏忽惊觉、感恩合十。

不过，在我谈感想之前，我要准备好理论上的工具。我要确定一些问题，比如如何评价诗？如何评价诗人？如何判断一句诗是不是好诗？当这位诗人并非陌生人时，又如何在评价中避免情感偏向？

序语：没有千篇一律的诗歌解读工具

给大地上万物归类，是人类最愚蠢的偏好，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归类，人类就会迷茫。从严格的阐释学意义上说，一般的诗歌解读，与真正的自我感性理解，与将诗歌从修辞的意义上剥离出来的解读，并不会绝对同一。没有千篇一律的诗歌解读工具，所谓的诗歌解读，不过是经由各种理论和经验，在有意和无意中类型化文本的结果。例如，一定有的人会说振亚的诗是“存在型”的、或“写实型”的、或“浪漫型”的、或知识分子写作、或语言风格朴实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或从内容、或从形式、或从作者身份、或从语言上的一种割裂划分而已。这种划分的益处，是方便我们快速地把握这一组诗的某些鲜明特征，但是，这种划分显示的是一种愚蠢认识的结果。我丝毫不否认人类这种归类认识癖好的方便快捷对于思想懒惰的益处，但是，我更喜欢挣脱一切试图限制我的感性认识的潜在观念，从而获得直截了当的快乐。之所以拒绝这种懒惰，并非我喜欢复杂，或喜欢别出心裁哗众取宠，原因仅仅是因为这些观念会将丰富的生活简单化，归类和简化着实令我感到无聊，拒绝任何多余的赋予，只留下诗歌语言本体表达的样子，是我试图在这篇文章中努力达到的目的。说到底，类型化的诗歌观念，其弊病在于以一种工具去简单地解读丰富的文本，这太过于粗暴蛮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面对创造性的诗歌文本的时候，带着不假思索的观念意图的解读不仅仅会使我们显得傻气，还会遮蔽写作者多重性的表达。我认为，歧义迭出是件好事，好的阅读诗歌的批评工具应该具有一种功能，那就是让我们习以为常的阅读习惯失效，让我们在阅读新鲜的文本时能够珍重细腻阅读，让茫然失措成为成为创造性的前提，让歧义迭出成为褒义词。为此，解读富有创造性的诗歌，总是要重新制造工具——制造一种解读诗歌的工具（我要去山里，制造一种解读诗歌的工具，上面涂上我的血和没有被污染的青草的汁液，诸如此类）。而且，更进一步说，那些从其诗歌中可以诞生方法的诗歌作品，才是有创造性的作品。

除了创造性的前提，如何评价诗呢？这没有标准答案，我说的只能是基于我个人的理性和感性积累形成的我个人的诗歌观。比如我认为“重锤敲击”是形容比较笨拙的诗，虽然笨拙，但是那是我认为的“好诗”。谁的诗呈现出“钝”的感觉，笨重的感觉，又怀有巨大的情感，我想那应该是一种好诗。诗与诗人并不是时时刻刻同一性存在的，但是评价诗人，总是要与诗相连接。那么，如何评价诗人？我依然认为没有标准答案，即便是普遍受到关注的诗人，细微到他们每一个个体、每一首诗，也都会呈现出各自的面目。比如说顾城的诗神灵，雷平阳的诗讨巧，海子的诗虔诚，潘洗尘的诗空明，舒婷的诗甜美，郑小琼的诗顽强，北岛的诗硬邦邦，这样的说法仅仅应当停留在一种说法的层面就好了。因为当以这样一两个字去概括一位诗人的风格特征时，这种概括无疑是粗暴蛮横的。不能因为同情盲人，就认为盲人说出的就是大象，仅仅限于手指尖的那一点感受去判断世界，是在这个世界上横行已久的错误。不过，即使将全人类手指尖的感觉集中到一起，也未必是一头大象的真实面貌。所以，批评的标准本质上是流动的、当下的，手指尖不重要，当下的感受才有意义、有价值，存在只是存在本身。在一个电子产品正在猖獗地将世界越来越扁平化的时代，罗振亚的诗歌将有助于唤醒我们被现代化剥夺的体验能力。

如何判断一句诗是不是好？好诗要有名句，这句话是我信奉的，比如“一株麦子的幸福”，这是一句好诗句，之所以说这句很好，是因为麦子和幸福二者之间没有逻辑关系，这句诗句作为语言表达，标准地表达了一种情感，是在本体意义上的存在性语言。而关键是，在做到有能力理解足够复杂的时候，更有能力做到有足够能力回到简单，罗振亚的诗歌作为存在型的诗歌，使我们大多数阅读者都可以不用费力气就理解了“一株麦子的幸福”这句话。“幸福”本来是一个道德上的词语，需要理解性认识。但是，在罗振亚的诗歌表达中，“幸福”是一种自然的道德伦理，不掺杂任何精英意识的虚饰、知识分子的矫情和乌合之众观念上的政治正确。在他的诗集里，“一株麦子的幸福”对阅读者的震撼，是直觉的震撼。好诗句离不开情感、意象、越界，好诗句依托语言、修辞、暗示、象征，以及通过无法言明的共通感，获得生命在场的体验。无论是创作者，还是阅读者，在诗歌文本阅读之前，首先为个人的内心成长而创作和阅读无疑是必要的前提，罗振亚的诗歌很好地呈现了这个前提。进一步，好诗句的获得，是要发挥五官的作用，将五官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将“看、闻、尝、听、摸”与我们密切关联的那些永久的事物“太阳、月亮、水、火、土、风”等等建立起隐秘的通道。诗是一种表达，但又不限于表达，更不是表达的结果，诗是表达的过程，因为永久与否的认定并非在于如何去说，却又只能存在于“说”的状态之中。不过悖反的是，表达的过程必须是“说”，这一“说”，需要借助细节的真实性与虚伪性的对比、需要诗意的真实与情感的真实较量。具体到振亚的诗，需要在亲情、底层中获得场域、需要在厚实、平凡中获得品格、需要在个人史与宏大叙事对比中获得张力。对个人化此在诗学的理论研究，①是一条通向振亚诗歌风格的直接通道。所谓“个人化此在诗学”，其核心在于：这一诗学观念认为诗歌创作对宏大叙事、集体命名、类型化分析等等诸多法式排斥的越彻底，其诗歌创作越有意义。作为诗歌研究专家的罗振亚的这一诗学研究贡献，同样潜隐在其诗歌创作文本之中。不过，本文恰恰想另辟蹊径，以“诗人的诚意”为切入角度和立论核心，除此处之外，下文将不再过于涉及作为诗歌研究专家的罗振亚，而是希望将罗振亚悬置为一位纯粹的诗歌创作者来谈论。

一、诗人的诚意首先是生活的诚实

单凭一句或一首诗，我们无法判断一位诗人是否是优秀的诗人。海子作为伟大的诗人，并不是单单因为他写出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一个句子，而是因为他有相对长时段的大量的诗歌创作，产生了较为丰富的诗歌作品，并且具有了鲜明的个性的诗歌风格。因此，在诗歌批评中，对一位诗人的判断，要向对一座房子的判断方法学习，诗歌的判断不应当仅仅停留在一面墙、一块砖或一扇窗户等等某一个单一的特征上，诗歌自有其整体性、有机联系、变换发展痕迹。诗人的诚意首先是生活的诚实，振亚用四十年的时间搭起了他的诗歌房子，他像一位诚恳的农夫对待麦子一样，对待他的诗歌。他的早期诗歌风格与后期诗歌风格显示出了某种自觉的变化，尽管主题上保持了纯粹、厚朴，但是在表达上却截然不同。振亚的每一首诗都像一株麦子，每个字都像是一粒种子。他后期诗歌的麦穗朴实厚道、他后期诗歌的麦粒更加饱满劲道。不过，使得他的诗歌更有意思的，显然不是以上这些形容词，而是他试图亲近土地和爱、父母和亲情，却越来越自觉地甚少使用技巧，他义无反顾地选择平铺直叙生活，他直截了当地抒发了由生活而来的去掉了矫饰的情感，真实、平常、诚恳。

麦子之于人类，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吃的，振亚的麦子不炫耀技巧、不讨取欣羡，麦子就是麦子。麦子，作为诗，这是生活本真的诗，作为细节，这是不加伪饰、也不讨巧、更不讨好的细节。这是最为厚道的诗歌风格。由此，我认为，作为整体性的看法，诗人用诗盖房子，用每一首诗、每一句诗盖房子，而这幢房子盖成后显现出来的特征，便是这位诗人整体性的风格。因此，判断一位诗人，我们需要在整体中认识，找到这位诗人的关键词。这是由振亚的诗而来的对振亚诗歌讨论的方法，是具体的、由文本直接生成的方法。

不错，除了麦子，在表达亲情的诗句中，我不认为振亚在怀念父亲、亲近母亲、爱宠妻子、怜惜兄弟和谕育儿子中更喜欢使用比喻句，振亚更没有自居精英知识分子身份表达的居高临下的超拔姿态。熟悉振亚诗歌研究专家身份的人也许会稍微有一点迷惘，萦绕于20 世纪新文学、尤其是白话文运动以来的新诗歌的人，更是会感到意外。用诗歌史寻找罗振亚诗歌位置的判断方法，往往会将他的诗歌纳入到诗歌史位置序列判断，如在刘卫东先生《罗振亚：身份漂移与“幸福课”讲义》②中说的那样：“《一株麦子的幸福》是罗振亚为乡土父老奉上的献祭，朴素、庄严，浸透着春种夏播的悲欢，不仅是个体化的仪式，还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对宏观课题——启蒙与父亲、土地的回应。”在这一论述框架内，刘卫东先生认为“五四”以来建构的“现代文化”与“原生文化”的张力，在罗振亚的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某种“悖反”的特质。应当说，刘卫东这个发现，是我在迄今评价《一株麦子的幸福》这本诗集的文章中，最常见的说法了，但我认为却是不准确的。刘卫东温情地写道：“（在）他（罗振亚）对父子情感的描写中，实际能够看出异质的‘精神父亲’的存在，只不过被小心翼翼地遮蔽。”原因在于“罗振亚的诗歌中，抒情对象是一个不能回应的父亲”，“一旦褪去知识分子的外壳，回归到家庭和回忆，日常生活逻辑就完全弥补了‘裂隙’，父子间达成了一致”。尽管这一发现打开了有关现代知识分子与乡土文化对应的话题的思路，但是，具体到罗振亚的诗歌文本，我认为却是不确切的。其实，如果进行更深的思考，会发现罗振亚的诚意，在诗歌文本中表达的，并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观念审视，我甚至认为，罗振亚也不在意精英知识分子身份带来的宏大使命，他表达的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的诚意、一个诗人的诚意，一个儿子的诚意。诚意的话题涉及到文学的永恒话题，基于业界对“五四”精神某种根深蒂固的描述性定义，以及依托“五四”研究给很多人带来谋生饭碗的现实情况，我此处不对“五四”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思想史的展开，我只是想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提出一个思考的话题：对文学品质的判断到底是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呢，还是应该按照生活应当的样子呢？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到底哪一个具有优先性呢？如果将生活真实放在优先性的位置，艺术真实貌似在螺旋性升华，实质就是在或者自以为是、或者拔高、甚至撒谎；如果将艺术真实放在优先性的位置，生活真实就会被粗暴地对待、被选择性留存和摒弃。我想回到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话题，但是我不想接受黑格尔式的狡辩和曲词，一切可能导致不诚实的理论，都是邪恶的。我认为生活真实具有不需要质疑的优先性，理由简单而粗暴：生活是存在性的，艺术真实不过是一种愿望。其实借助艺术真实之名，表面上似乎可以超越生活，实际却可以貌似合法化地脱离生活，它还会主动地偏离生活、遮蔽生活、粉饰生活。罗振亚的诗歌不唱高调、不装腔作势、不自我异化，回到生活的“原处”、回到血缘、亲情，回到切肤之疼和切肤之爱，抒发锥心之疼和依偎之情。在他的抒情诗里，他放弃了占据精英位置的姿态，不矫情于技巧和摆弄语言的闲情逸致，回到了坦诚（我拒绝选择“粗粝”这个词形容生活）的生活本身。所以，在他诗性描写里，“闲聊”“唠嗑”，虽然都是与父亲的“自我独白”——但却是一种区别于“讨论”“对话”和“反思”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的纯粹性在于：拒绝给与伪饰任何机会——真诚地对待自己，这是诗人的诚意的基础。真实生活中的父子关系，并不需要宏大的修饰，亲情的本质基于血缘，而非意识形态。写于2015 年的《和老爸聊天》用了“聊天”这样的词语，“聊天”“聊家常（里短）”，以及写于2016 年的《六月的风也不能帮你清清喉咙》里有“咱也好唠唠嗑”的“唠嗑”等词，这里的“聊天”“唠嗑”都是东北地方话，它所表现的就是日常烟火、人间生活。在《六月的风也不能帮你清清喉咙》里有一句“也别管小区里的老教授/斯斯文文地绕弯子”，这种“斯斯文文绕弯子”在此处并没有秘藏父亲对知识精英的观念冲突，仅仅是一种衬托，不适宜夸大。在这首诗里还有一句“文化人不抽烟/心肺说不定还是黑色”，这些表达很容易被看作是文化观念冲突的体现，其实并不是。熟悉东北文化和生活的人都知道，老百姓在与文化人对话时，并不会藏藏掖掖，这些写法无需从诗学观念化角度来理解，在真实的东北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宏大的隐喻，语言就是生活本身。因此，认为振亚的诗潜踪秘藏了精英知识分子身份焦虑，我个人以为实在是过度解读、强制阐释了。

二、诗人的诚意与诗人的生活地理有关

与刘卫东观点相似，霍俊明在《一株麦子的幸福》序言中说到“罗振亚的一部分诗的时间背景和精神空间大多是在乡土和城市的对望中展开的，这一展开过程大抵是回复到了个人体验和生活真实的前提”③，这个认识是卓越的，这个认识比将罗振亚诗歌看作是现代知识分子突破乡土焦虑的判断向诗歌本身谨慎地进步了一点。不过，这个判断也是精巧的，霍俊明小心翼翼地用了“大抵”这样的词语。我个人坚持批评的态度必须是认真的，不应当以友谊、仁慈和爱的托词，而不去进行细致耐心的阅读，更不能以简单的概括遮蔽了真实的丰富。说到底，诗歌判断应当还原到诗歌敞开的世界，不要用某种假设的价值观、理想的预设，以及想当然的阐释来描述文本的丰富性、歧义性，也不要羞于指出文本的笨拙、粗糙和本色。诗歌的价值存在于阅读之中，而阅读，作为一种描述，应当首先有对文本的尊重、对文本的诚意。我们必须首先知道并且坚信，我们描述的事物只存在于它本身被描述的时刻，诗歌尤其如此。我们应到知道，即便是“物质”，也只存在于它本身“看”或被“看”的瞬间。另外，阅读当然要依托时间，阅读是在时间流逝过程中的一种文字理解，而时间并非单独的存在物，时间变化，物质的判断也在变化，它们相互依存而存在。时间与物质的叠现、交互，使得判断游移不定，这导致我们的认识速度并不能随时即刻伴场，因此那种一言以蔽之的本质判断是极其荒谬的。此外，我们的认识速度并不能追赶上变化的速度，也就是说时间的状态并非只有一种，你要有足够的耐心，能够等待一株麦子可以长四十年，你要发现存在于麦子根部的厚土情话居然可以一直不变。当然，这里还涉及到一位诗人真实的写作周期等话题。另外，振亚在公众形象上，首先是作为诗歌评论家出现的，这无疑给他带来诸多烦恼，最大的烦恼就是人们以他的研究认识他的诗歌创作，这很容易导致别人对他的诗歌误读。当然，作为诗评家的身份，也会给他带来益处，一方面是职业的生存保障，可以让振亚有更多的时间慢慢写诗，让那株麦子慢慢生长。另一方面的益处是，诗评家的身份会令他的诗增殖（这是一个悖反的益处）。

所以，阅读振亚的诗歌，有必要回到诗歌写作的真实生活环境，诗人的诚意与诗人的生活地理有关，慢慢生长让我想起了北方，想起了我和振亚共同生活过的黑土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庄稼。受这种地理环境的影响，北方的庄稼生长周期都比较长、比较缓慢。振亚从来不避讳他的农村根基，不避讳土地和庄稼。这土地和庄稼在他那里，在他的诗歌里，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精神性存在”，一种遇到困难时支撑自己坚持的动力基础。但是，以振亚的诚恳、朴素和倔强，他不会拔高这种“精神性存在”，更不会产生“虚假的表里不一的精英意识”。诗人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丰富了民族语言，更在于活化了民族精神。我不敢说振亚的诗对我们的民族精神有伟大的开拓（我相信这么说也是振亚不喜欢的），但是，他坚持了土地的厚重与庄稼的沉实，这种说法他是会认同的。在诗集中有几首写于1984 年的诗，它们被放在第一辑“感恩书”里，这几首诗包括《夏夜》《晾晒场》《也是秋天》《在城市剧场》和《走进夜校》，这组诗的共同特点就是朴实、生活化，与后来“白色时代”的书写风格有着内在的逻辑续接脉络，这组诗见证了一个诗人写作的变化轨迹。从这组诗可见振亚的写作风格不是凭空诞生的，而是自有其基础和来源的，乡村经验不仅仅是诗歌写作的母题，还是最后将诗歌文本与表达意图达致同一的动力和归宿。

与刘卫东的观点不谋而合，霍俊明在序言中写道“乡土经验是最显赫的世道人心，在罗振亚这里同样是尴尬和落寞的，一个追怀逝去年代的人必然如此，尤其在后现代化时代的流徙中这种委顿的经验基本上成为‘最后’的一根稻草，连根拔起的转点上，大地几乎很难再具备搭救精神的梯子甚至升阶书的功能”④。不过，不同于刘卫东，霍俊明并没有将这里的判断转向知识分子焦虑，而是转向了“城市——乡村”的紧张关系，他说“谈论故乡的人往往是已经失去了故乡的人，寻找正意味着丧失，而这正是当代中国乡村式的悖论体验”，他很聪明地用罗振亚的一句诗这样写道“城市里的蒲公英无处可落”。其实，如果想种蒲公英，完全可以在现代科技大棚里实现大批量的生产，城市并不是乡村的敌人，恐惧城市才是乡村的敌人。这里诗人和诗评家在运用象征和比喻讨论理论问题时，基本上是不堪一击的，他们只是注意了象征和比喻的广泛可能，却忘记了语言和表达最终都要落到地上才有真实价值。振亚的诗并没有夸大生活，更不会抬升日常伦理。比如在2016 年写作的《父亲的妥协》这首诗里，核心故事是“我”的一次逃学，父亲“破天荒理了短发/谦恭地给班主任递烟”，如果你知道对于父亲来说，读书几乎寄托着他想转换下一代命运的全部筹码的话，你就知道这种原生态的描写多么真实。“一向沉默寡言的他/晚上只是二两白干/就喝得滔滔不绝/泪水打湿了烦躁的鸣蝉”，这里展示出的父亲，放在东北现实，就是一位再平常不过的、朴实的男人形象，这个酒量和这种沉默寡言的性格，也像土地一样质朴。可以说，为了心中的愿望，父亲去找老师所付出的全部努力，已经到达了他能够做到的极限了。这首诗的最后一节最为可贵，“从此我专心放牧散游的文字/任他妥协身影长成的树/根扎得越来越深/越来越远”，这完全是现实生活的逻辑，真实生命的选择。任何诗意的逻辑在生活面前都要去掉面具，乡土和怀恋乡土并不一定是尴尬和落寞的，甘于土地和生活、直面土地和生活，并不卑微。评论家那种基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句式在现实生活面前实际上是不堪一击的，他们对土地和纯厚的低矮化，是导致当代文化趋于虚假的致命伤，他们的有些精神拔高，基本上是自哀自怜的自以为是。我相信在真实的生活层面，大多“精英意识”只是一种姿态，停留在表达和宣称阶段，他们既无意于实践，也并不会得到平常百姓和大众的认可，更无从谈起改善现实去落地他们宣称的主张。

三、诗人的诚意表现在他走路的姿态

诗人的诚意表现在他走路的姿态，振亚通过他的诗歌写作，让我们看到不戴面具的诚意。这种诚意在于他的诗歌写作采用了平实的叙述，霍俊明说“真诚与朴素，这是罗振亚的底色，也是他诗歌的基本品格和写作态度”。这确实是不二的准确描述。不过，霍俊明后面的话显得多余，“从这点上说，他是一个本色诗人”。其实，在罗振亚的早期诗歌中，超出本色之外的习练是存在的，他20 世纪80 年代的诗歌作品，试图从语言、意象和理想主义角度进行写作的努力痕迹非常明显，“本色诗人”的说法不够准确，这个判断容易导致否定诗人的成长变化。任何一位诗人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大量的诗歌练习都是隐秘的、个体性的，你只有熟悉了诗人的全部生活，才能真正看清一个诗人走路的姿态。借助生活轨迹和诗歌现场，对诗人的生活履历和创作履历进行考察，下面我们试着发现诗歌中留下的诗人精神成长的轨迹。《一株麦子的幸福》共收录罗振亚129 首诗，其中写于20 世纪80 年代的诗歌有45 首，写于20 世纪90 年代的诗歌有3 首，写于21 世纪头十年的诗歌有7 首，写于21 世纪20 年代的诗歌有74 首。仔细品读写于不同年代的诗歌，我们会发现，罗振亚的诗歌写作一方面在内容和诗艺上与时代有关，另一方面会发现他的诗歌写作更与个人的行走轨迹、生命历程相关。总体上来说，其80 年代写作充满了朝气，挥手浪漫，积极进行诗艺探索，将理想主义和诗艺技巧看作是生活的方向、诗歌的方向。例如写于1984 年的《晾晒场》第三节“沉闷的树叶/猜度着沉闷的乌云/飘来一阵小雨点的惊慌/和一阵嬉笑的匆忙/彩虹挥舞着手臂/把太阳攒到一起/黄昏才悄悄踱进小木房”，充满了语言的挪移、修辞的运用。写于1984 年的另一首《也是秋天》第二节大面积地使用技巧，“蹚醒朝霞鸡鸣/追赶早就飞走的梦幻/星星们打着哈欠/躲闪云雨排起的栅栏/当玉米橙黄的思想/与豆荚还未道破的喜欢/依次站进惬意的疲倦/和疲倦同时间铺成的场院/在一片蓝天的流淌里/忧郁 便忧郁地/迷失在明朗的地平线那端 于是/怕淋湿的太阳们纷纷挤进粮仓/又开始等待/青草约好的呼唤”。20 世纪90 年代和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代收录的诗歌太少，我们无法进行判断，其诗歌写作尚构不成完整的风格特征。进入21 世纪20 年代，尤其是2012 年其父亲去世之后，罗振亚的诗歌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修辞和技巧几乎不见了，平实和直白直接呈现在纸上。如写于2018 年回忆父亲的《父亲晚年最怕提“老家”两字》“什么院子里犬吠鸡鸣/还有庄稼地豆绿麦黄/屯中间老张家的瘸姑娘对不住马大平/西头有钱的王小国娶了东头的李三妮/欺负人的程水保镰刀饶不了他/挨饿那年你爷爷差点一命归西/西南地种谷子甜菜/黑土地上没有河照样肥沃”，这一段画面感和叙事功力深厚却不露痕迹，使父亲泥土一样朴实的形象跃然纸上。写父亲老年痴呆，也是写实的方法，在写于2013年的《他已经不认识我了》中，写父亲患了阿茨海默症，“吃过饭就喊饿/不给就追着母亲咬”，这与2017 年写的《感恩书》，“妈妈身上的斑斑掐痕/姐姐肩膀的拳拳咒骂”相互呼应，平实地叙述了一个患有阿茨海默症的真实状态。这两首诗中的父亲、儿子对父亲的情感，都是单纯的情感、人的情感，作者并没有赋予更多余的意义，更没有对父亲的形象进行任何修饰和拔高。与面向父亲的抒写不同，在《一株麦子的幸福》中，作者喜欢给母亲编写简历，《母亲简历》《过了年你就七十七了》《母亲在沙发上睡着了》《她瘦弱的手臂仍在风中挥动》《三九天乘着高铁回家看望母亲》《窗台上的五只麻雀》等写于2015 年到2018 年，都是罗振亚“白色时代”的作品，整体风格就是朴实、不用技巧，情感像大雪一样洁白纯洁。与父亲的严厉形象不同，这组写母亲的诗充满了温情。如果与20 世纪80 年代的83 至85 年这三年的诗作相比，21 世纪20 年代以后的作品返璞归真是其总体特色。补充一句，我认为罗振亚的诗歌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代：20 世纪80 年代和21 世纪20 年代，也可以称为“蓝色年代”（挥手浪漫）和“白色年代”（故乡大雪）。在“蓝色年代”，也就是20 世纪80 年代，是其诗歌写作较多的时代，最多的诗作发生在83 年到85 年之间，这时正值诗人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支边从教，来到北方边陲黑河师范专科学校教书。诗人的气质与师范教育的培养、个人感情生活的丰富，使得其诗歌创作既有诗艺上的积极探索，更有生命向度的浪漫进取。而到了21世纪20 年代，尤其是2012 年之后，我发现振亚的诗歌趋于平实，回到了“故乡大雪”的“白色年代”，真的是“挥手”向“浪漫”说“再见”的感觉。有形有相的分析容易做到，无形无相的考虑颇费心思，但是在无相中才能看出作者经历了什么，也可以从中揣度作者诗风的这种前后变化。我认为，在“蓝色年代”和“白色年代”之间，振亚有一个作为个人生命史的“灰色年代”，即从20 世纪90 年代到21 世纪20 年代的学术研究的理论生活年代，这一时期，振亚基本上是以一位诗歌评论家的身份参与公共生活。草蛇灰线、潜踪秘藏，我们也会发现理论研究对他诗歌实践的隐秘作用，不过，这个“灰色年代”对其诗歌写作即使有影响，也不是以观念化的方式呈现的。罗振亚在“中间代”诗学研究和建构中，提出了他关于“中间代”的诗歌观念。⑤通过诗歌文本分析，我们发现，罗振亚不仅仅对“中间代”诗人的风格品质做了揭示，实际上，他在创作上也体现了“中间代”诗歌的某种特征。“中间代”所具有的“不约而同地自觉向本质上属于个人的诗歌本体回归，遏制社会抒情，不再问为什么写作，不再为既有的秩序写作，不再借助群体造势，而注意探究个人生命体验里存在着的写作可能性，完全按照自己的标准喜好和诗歌观念写作，和集体命名无关。”⑥这样的“中间代”诗歌特征，不正体现在罗振亚自己在2010 年以后的诗歌创作中吗？

具体到罗振亚的诗歌主题，集中体现在“亲情、爱情、同情”方面，与这三个方面相关，其写作的实质则是“切身性”的追求。“切身性”即身边性特质，在这种特质的书写中，即便是抒写远方，也与切身关怀有关。在罗振亚的创作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哲理、玄远、神灵”这类主题，也没有“假设”的诗，所以罗振亚被霍俊明称为“存在型”写作者，我不知道这里的“存在型”是在哪种意义上的界定，不过，假如“存在”是指写作上的修辞、进入生活的角度，或者进入生活、呈现生活本身的话，我是认同的。另外，本文没有展开的一个观点，即父亲的去世是罗振亚诗歌创作进入“白色时代”的切身性动机，这将是一个从创作心理学和诗人个人创作动力学进入诗歌研究和分析的有探究意义的话题，但是，我以“亲情不仅带来欢乐，也将带来绵长的忧伤”的理由，不忍赘述。

结语：诗人的诚意就是回到生活本身

诗歌并非只有高高在上，诗歌也可以就是日常生活，诗人的诚意就是回到生活的本来。说到底，语言艺术的终极并非为了语言，而是为了人的生活、人的情感。因为相对于意义，生活本身才是在场的，理想永远在生活之外。语言到底还是人之为人的一种工具，诗歌应当为人的生活而存在。

霍俊明和刘卫东都是有见识的诗歌评论者，但是他们得出了几乎一致的看法，霍俊明这样说：“写诗也成为缓解虚无、紧张感以及压力的方式，像一个适度的出口。”⑦刘卫东说“他（指罗振亚）力求卸下‘公共’意识，不做‘麦田守望者’，转而以‘成熟麦子’的体验，回忆、寻求与土地之间的联系，并因此而体会到‘幸福’。或许，罗振亚还应该感到幸福的，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疏离、缓解了知识分子表述困境，从而再度‘握手浪漫’。”⑧他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相似性判断，原因大概是在他们眼中，罗振亚首先是一位诗歌评论家，一个精英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位“以诗歌评论家”背景写作的诗人吧？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准确的误读，这种误读的原因并非轻率，而是阅读和思考的双重懒惰。为什么罗振亚不能是一位单纯的写作者？为什么一定要将诗歌评论家的面具套在他的身上？难道他的诗歌里带着鲜明的身份意识吗？难道他的诗歌中呈现着抽象理论说教吗？从两位批评者的文字中，我看不到足够证明罗振亚在诗歌写作中秘藏了知识分子意识、先锋意识、叛逆者意识和精英意识的信息。刘卫东认为如果按照“远行的儿子牵挂故乡与父母”来理解罗振亚的诗歌就过于表面化了，言外之意，他要在罗振亚的诗歌中发现更深刻的主题和高大的背景身份，他认为罗振亚通过诗歌，通过与“父亲”的聊天，建立起了一个“精神对话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实现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求索文化与“父亲”的原乡文化和解。我认为这种解读的想当然不是一个单一现象，而是存在于以上两位批评者乃至更多的诗歌批评者中的“精神疾病”，这种疾病太过于追求精神性、一致性、身份性和超越性。当然，如果说这种疾病是两种文化碰撞焦虑症的产物，我认为他们的判断也不匪夷所思。那种脱离诗歌文本的赋予，基本是与诗歌语言文本自身无关的附加赋予，将诗歌提升到本体之外的意义上认识，已经背离了诗歌创作者的本意。虽然说诗无达诂，阐释者无非是强制阐释（我个人并不反对强制阐释），阐释的是别人的诗歌，表达的却是自己的理解，并借助阐释行为缓解各自的认识焦虑，但是，我认为在对罗振亚的诗歌阅读中，那种赋予诗歌语言本体之外的意义的理解，是阐释者以自己不觉察的惯性思维画蛇添足了。

我认为，罗振亚在《一株麦子的幸福》中所表达的，就是其文本呈现的意义：一株麦子的幸福本意就是一株麦子的幸福。一株麦子饱满就足够了，无需附加其他意义证明自己。在罗振亚诗歌文本上附加任何宏大的、深刻的、集体的意义，都是强制添加，都与这株麦子无关。一株麦子只是想成为一株麦子，就像诗集中的“父亲”，就是他的亲生父亲一样，振亚并没有给自己的父亲涂抹任何金光闪闪的光环，也没有道德至上的宣称，更没有借助淳朴夸大乡土的道德优先性。如果非得在本体论意义上说《一株麦子的幸福》话，《一株麦子的幸福》就是一株麦子幸福的本体，生活是啥样，《一株麦子的幸福》就是啥样。更进一步，这也不是什么螺旋式上升、不是站在更高角度的所谓本质回归。诗歌写作为什么一定要深刻？为什么一定要承担精神使命？为什么一定要本质回归？为什么一定要满足杰出的目标，或缓解自己身份焦虑的需要？父亲不需要这些，罗振亚也不需要这些。工业化固然将人从自然而然中抽离，但是试图批判异化的理论也不免矫枉过正，在亲情或个体化的情感抒情中，加上宏大的背景，难道不是对这种自然而然的情感的亵渎吗？

我需要再次强调，罗振亚对中间代诗人“个人化”的“此在”诗学的发现，同样适用于他自己的写作：“诗人们普遍感到真正的自我应该是‘非意识形态化’的个人，真正的诗歌应该放弃诗歌是什么的诘问，真正的个人化应该以‘个人历史谱系’和‘个体诗学’为生命支撑。”⑨这种诗歌观念的实质是反对本质主义和宏大叙事的，它实际上是艺术民主化的自然结果，其目标是借助个体化的抒写，以诗的形式塑造个人历史、向自由靠拢。罗振亚近期的诗歌出现了对底层和日常生活现象书写的内容，比如《二十岁的焊接工睡着了》《拧紧这一枚螺丝你就休息了》《卖菜姑娘》和《和一位水暖工交谈》，这几首诗从内容上选择了最生活化的日常生活，写了现实生活中最具有生活味道的人事，表达了超越个人私情的人文关怀，这也是作者朴素情感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进阶和表达。这些诗作和他的亲情、友情诗作风格一致，纯粹、真诚。现在，如果必须给《一株麦子的幸福》一种风格界定，那只有两个字：诚意。如果必须给《一株麦子的幸福》一种诗学主张，那就是“回到生活本身”，这也是罗振亚作为诗人、诗评家，《一株麦子的幸福》作为诗歌，他们共同具有的、最根本的特征。

霍俊明、刘卫东是优秀的诗人和批评家，我与他们有不同的理解和意见，只是基于我的理解的意见而已，并不具有标准答案的意义。我不认为这个世界有人能够提供标准答案，世界的终极是我们无法触及的，每个人只能表达自己对终点的希望。这就涉及到最后一个问题：当这位诗人并非陌生人，又如何在评价中避免情感偏向？我的回答是：我从不回避对问题的批评，也从不吝啬对喜爱的赞誉。这与是否是朋友、名人、友谊和利益无关，因为你只要稍微放长一点时间就会发现，一切附加的观念都将消散，而诗歌会放在那里，像石头一样任人评说，世间所有的尘埃，都无法摇晃石头的坚固。正如一株麦子的幸福，就是要长成饱满的模样，批评者的幸福，也要学习麦子，富有饱满的诚意，并且不会恐惧。

①⑤参见邵波《“中间代”诗评家研究——以罗振亚为中心》[J]，《南方文坛》，2014 年第1 期，第110 页，第111 页。

②⑧刘卫东《罗振亚：身份漂移与“幸福课”讲义》[N]，《文艺报》，2019 年3 月1 日。

③④⑦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 年版，第5 页，第5 页，第6 页。

⑥⑨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63 页，第16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