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政治安全相关论述的逻辑理路

孙硕

摘要： 习近平关于政治安全的相关论述是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新时代如何维系大国政治安全的科学诠释。它具备严密的发展逻辑，包括厚植于传统国家政治安全文化的内生逻辑、依据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国家政治安全思想的理论逻辑、传承于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政治安全重要经验的历史逻辑和基于当前国内外政治安全局势及社会现实的实践逻辑。

关键词： 习近平;政治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逻辑理路

安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要求，也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会议中强调国家安全，凸显了其对国家安全的重视。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安全关系人民福祉、社会发展和民族存亡，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201政治安全的根本地位体现出维护政治安全对于保障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习近平关于政治安全的一系列论述是对我国政治安全形势的科学判断，是对我国政治安全理论内涵的全新阐释，深入理解其生成的逻辑机理有利于我们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的政治安全理论、沉着应对政治安全领域的各种挑战。

一、內生逻辑：中国传统政治安全文化

《战国策·齐策六》云：“今国已定，而社稷已安矣。”讲的是君主的统治稳定和谐，君主权力得以保障;放在现代语境中理解，即是保障国家政权安全，其本质就是追求政治安全。政治家、思想家们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下，对政治安全进行了直接或间接地论辩，其中不少在今天依旧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安与危的辩证思想、仁礼之道以及君民关系对统治的影响等思想。习近平关于政治安全的相关论述内生于这些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超越和升华，形成了新时代对政治安全维护的全新理解。

（一）思维方式：居安思危，临危不乱

《周易·系辞下》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可保也。”意思是说，国家统治者在国家安定时，不能忘记还有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在国家强大时，不能忘记政权有被颠覆的可能;在国家治理有序时，还要记得动乱随时可能发生，启示我们要做到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左传》中也有类似表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则无患。”在这一时期关于政治安全思想的众多表述均体现着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和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

中国人形成这样的思维模式是有迹可循的，《道德经》里说：“反者道之动。”儒家、道家在这里存在着共通之处，都相信物极必反。这一思想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体现为：一方面，居安思危，即便处于安乐的环境也能不忘提防陷入危险的状况;另一方面，临危不乱，即使是处在极端危难的时期，仍然能够充满希望，团结一致，战胜苦难。在我国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居安思危、临危不乱这一辩证思维方式形成了我们独特的民族特性和精神品格，使得我们无论面临危险或是处于安逸时都能保持清醒头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决策、办事情，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2]12在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中，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国家安全风险，有力应对、化解挑战，正是对这一精神基础的合理继承。

（二）道德规范：仁礼之道，为政以德

在儒家思想中，对政治安全基础确立的条件，一般包含两方面的思考：

其一是仁礼之道。这是确保整个社会安定、和谐的核心要素和基础保障。颜渊问孔子怎么做才是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3]191人们尊崇“礼”的规范以修身养性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以达到“仁”的境界，进而实现秩序井然和天下一统。政治统治的基础不仅表现在经济上的富裕或军事上的强盛，还表现在人们行为准则的规范和价值信念的统一。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伦理道德规范，在今日语境下，就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为全社会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这是形成政治安全局面最长久、最深沉的精神力量。

其二是为政以德。为政以德是“礼”对君主的规范，因而是仁礼之道的应有之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一个层面的完善是保证下一个层面良好运行的内在要求，个人重视修身养性、良善养成，人人安小家则天下太平。统治者无疑是封建时期人们的精神信仰，统治者追求个人品行的完善必将在全社会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也就是孔子所展望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达成。统治者“为政以德”的思想对当前国家领导人的素质修养的要求和国家治理方法具有启示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就多次引用《官箴》中的“为官之法”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做到清、慎、勤，修身正己。

（三）群众基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我们常用“太平盛世”一词评价中国古代特定时期高度的政治安全性，描绘的就是君主的统治权力无外在威胁、百姓安定和谐的一种境况。在中国古代，政治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就在于统治者与民众的良性互动。

西周时期，政治与宗法、道德融为一体，形成了“天命—敬德—保民”相统一的思想体系，修正了殷商时期的天命论，突破了对鬼神的崇拜以及鬼神信仰对人的社会生活、精神世界与政权统治的主宰。把道德的本原从天命观上升到对人自身的思考，周人在传统宗法伦理思想中融入了政治和道德，尽人事而后知天命，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君主对于社会历史的创造自觉，其中展现的政治的道德性对于君主的约束和对民生的关注在当时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

统治者施行德治仁政，其内容主要是“惠民”“重民生”。君德、政德也就作为“保民”的工具，这一特点在儒家德治思想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和发展：君主的统治不再是天命起唯一决定性作用，天下之民的确认成为影响其统治权威的一个重要因素，出现了现代民主思想的生长。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为民”是治国之策、维稳之道。简单来说，就是为民是手段、安政是最终目的，与我们当前“执政为民”“人民当家做主” 等理念中所反映的人民幸福是最高追求还是不相同的。

当然，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儒家思想是很难超脱现实去质疑君权，也很难达到近代民主政治意义上价值平等的诉求，但其对天命、君主统治以及民众的认可之间关系的探索、“惠民”“重民生”等合理的思想内核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代的政治安全的维系，包括政治制度的改革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政治安全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安全的相关论述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家安全相关理论的探索在中国创新发展的成果。从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政治安全思想为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政治安全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突出矛盾集中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帮助工人摆脱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如何为建立无产阶级自身的政权提供科学指导，国家安全问题不是那个时代最突出的矛盾，也不是他们探究的重点议题，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创建完整、成体系的国家安全理论，但其关于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的产生和消亡、政治的起源等相关问题。

恩格斯认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产生了私有财产，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成员中开始出现贫富分化，加之社会分工的深入，以血缘为纽带的旧社会走向灭亡，国家在此基础上产生。“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4]168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是各阶级矛盾的具体体现，因而，在阶级消亡之前，一个国家是否稳定和长久地发展，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是否昌达，其关键是能否处理好各个阶级的矛盾、能否实现好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公正调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强调政治安全不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政治安全还需要其他安全领域的共同维护，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具有承继性。

（二）列宁的国家政治安全思想

在建立新的苏维埃政权后，列宁面临如何抵御国家内部、外部的武力威胁和意识形态分化，守护新生政权等棘手但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列宁根据苏维埃政权独特的国际、国内背景提出了一系列国家安全思想，其中政治安全被放在了各类安全的核心位置予以高度重视，具体体现在：

1.巩固政權安全和坚持主权独立是首要任务。作为国际共运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维埃政权面临来自西方国家巨大的政治压迫和猛烈的意识形态攻击以及国内反革命势力复辟企图，维护政权安全成为新生国家最重要的使命，是开展其他一切工作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维护政治安全的论述中最重视的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没有政权安全，谈不上政治安全，谈不上国家安定、社会稳定，就更谈不上人民幸福。

2.要通过严格的党内纪律约束党员，实现党自身的集中统一，以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列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第二次大表大会上提出：“每一个政治教育工作者，如果他是共产党员的话，面前都摆着这三项任务，换句话说是有三大敌人，他们面前的三大敌人就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文盲;贪污受贿。”[5]590因而他反对官僚主义，主张加强监督工作和法制建设，净化党内环境，防止出现党内部的腐化、瓦解。列宁认为铁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取得胜利的原因，而关于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建立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须的铁的纪律并能够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住这种纪律？列宁认为，第一，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对革命的忠诚;第二，是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密切联系;第三，是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策略和战略正确。[5]136这些条件从根本上保证了一个有铁的纪律、能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的先锋政党的建立。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同时十八大以来全党开展的全面从严治党，正充分说明列宁对共产党员三大敌人的清醒认识和共产党建设纪律的要求在今天依旧具有警醒作用。

3.关注民生，争取最广泛的群众资源。列宁主张要有途径反映民众的愿望和要求、有机构合理分配民众的利益，同时要尊重和信任人民群众能够自主、独立、创新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历史优势，即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并能够最大程度地发动群众，发挥好群众资源。这也与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和坚守的原则一致：以人民为中心，争取最广泛的群众认同，才是政治安全的本质追求。

列宁的政治安全思想是根据苏维埃俄国独特的国际、国内背景作出的创造性理论建设，是我国政治安全理论研究框架建构的重要来源，对当前我国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具有警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三、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历史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安全的相关论述中体现出对我国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阶段中形成的关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实践智慧的透彻领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历史经验的传承和开拓。

（一）毛泽东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历史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美、苏又急于划分势力范围，给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安全带来了重重困难。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毛泽东同志十分注重意识形态的安全，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为引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新生的新中国政权;另一方面也是为新中国国内建设争取苏联方面的支持，以应对西方国家政治上的排挤、经济上的封锁和压迫。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的恶化，独立自主逐渐成为毛泽东关于国家主权、政治安全维护的最大特色，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毛泽东坚持内政不容干涉、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自己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6]1465

此外，毛泽东强调要坚守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发挥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政治优势。联系好群众，包括处理好党与非党、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等，“要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7]36对党和党员的错误及时批评、纠正，先后开展了整风运动，组织党内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强调干部要破除官气，以谦虚的态度待人，在党内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毛泽东对党员品格和党内政治纪律的严格要求对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领导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邓小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历史经验

面对国内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国际环境呈现好转趋势但仍然存在许多政治风险的节点，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针对国内外存在的政治安全威胁，对国家政治安全工作作出创新部署：第一，警惕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联系，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但政治上的分歧依然存在，意识形态之争、社会制度对立愈加复杂和尖锐。邓小平认为，一方面要警惕“和平演变”战略，同时要韬光养晦，集中精力增强经济实力，以经济建设推动政治建设及国内各项事业的建设，以应对西方国家从内部瓦解我国的企图。第二，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对于国家主权和领土问题，邓小平不曾有过半步退让和妥协，他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8]12。由于邓小平的这种政治坚守使得这一时期我国外交事务取得巨大成功，期间中日、中美邦交正常化以及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各个国家之间关系更加紧密、友好，这些历史性的成就必然是在坚持中国主权独立、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之下才能取得的。

总的来说，邓小平审时度势，继承了毛泽东关于政治安全、国家主权维护的合理思想，抓住国内主要矛盾，适应时代主题的转变，适时转变政策，对维护国内稳定、中国的主权和世界的和平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新时代下我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也传承了邓小平底线绝不可触碰的思维方式和对国家主权维护的坚定信念。

（三）江泽民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历史经验

江泽民十分关注和重视政治安全问题，先后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等多次会议上强调将政治安全放在国家安全战略的突出位置。针对国内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要及时解决以维护稳定;针对国外的意识形态冲击，一方面要提防、警惕，另一方面要加强自身建设，包括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针对国际社会兴起的“主权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等思潮，江泽民指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中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一些大国奉行“炮舰政策”和新的经济殖民主义，使许多中小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发展利益遭到严重损害，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受到威胁;[9]406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表示，要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10]690在世纪之交的关键节点，江泽民从国情、世情出发，形成了全新的政治安全观，其中政治安全思想主要体现在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维护奠定了基础。

（四）胡锦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历史经验

改革开放使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但仍然存在着一些现实的问题影响政治安定，例如贫富差距、分裂势力、腐败问题日益凸显严重损害党和国家形象，等等。在新旧体制转换之间，如何理清矛盾、消除不稳定因素是这一时期政治安全维护的首要问题。对此，胡锦涛提出对内要关注民生问题，推行一系列营造稳定和谐的国内环境的惠民政策;对外要坚决提防敌对势力，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这些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新时代各项安全工作的开展创造了一个稳定和谐的内部环境，也为当前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提供了重要参考，例如要正确处理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对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予以及时解决、对分裂势力以坚决的态度予以打击。

四、实践逻辑：是针对政治安全现实挑战的灵活应对

实践是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安全的相关论述正是以当前我国政治安全维护的现实需要为出发点，在迎接政治安全挑战、解决政治安全问题过程中形成的科学认识和正确判断。

（一）针对政治安全的现实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提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1]84如何恰当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克服全面深化改革以及社会转型升级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如何保持国家政治制度稳定、提升大众认同、实现社会的团结和统一，是当前针对政治安全现实挑战的深刻思考。

1. 对政权安全的现实挑战

现阶段，国内经济发展稳中有升，人民生活条件显著提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断发展，为国内政治安全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深入联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内外各种不稳定因素以新的形式出现，威胁着我国政治系统的稳定。从国内来看，我们党的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长期复杂的考验。而且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新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显露，各种利益诉求日益增多，如果处理不到位，一些群体极易被利用，將矛头转向党和政府，形成潜在的政治风险。从国际上来看，一些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怀疑、诋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误解、打击从未停止，都可能对我国带来压力，影响执政环境。

2. 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开创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崭新局面。但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仍不平静，面对的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一方面敌对势力一直把中国的发展和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一刻也没停止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不断调整策略、变换手法，利用市场经济实现意识形态输出商品化，利用新闻媒体开展攻心战，利用国际文化交流进行渗透，与我国展开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的较量，妄图从思想上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面临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面临市场逐利性的挑战，引领社会思潮、凝聚思想共识的任务艰巨繁重，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面临现实考验。

3.对主权安全的现实挑战

第一，各方分裂势力威胁国家主权安全，西方分裂势力蓄意制造各类恐怖事件进行分裂活动，给我国安全工作制造了诸多困难。同时，宗教极端势力仍未从根本上铲除，特别是西方国家利用宗教极端势力进行欺骗性宣传，制造民族对立，给我国政治稳定带来了严峻挑战。第二，国家统一事业尚未完成。两岸关系波澜起伏，“台独”分裂势力依然猖獗，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纵容和支持下开展分裂活动，对两岸关系构成了现实威胁。如果听任“台独”分裂主张、放任其分裂行为，不仅不利于我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且将给我国国家政治安全造成严重隐患。第三，周边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我国周边地区竭力煽动“颜色革命”，削弱友华力量，周边国家的政权更迭、社会动荡都有可能对我国带来压力，产生传导效应。

（二）针对政治安全现实挑战的灵活应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政治安全的一系列论述正是在科学把握新时代国内外安全局势的基础上针对所面临挑战的灵活应对。

1. 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筑牢政权安全防线

针对政权安全的种种挑战，习近平关于政权安全维护的相关论述可总结为以下两方面：第一，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他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11]197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建构政治系统内的稳定和谐，只有确立广大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政治系统的稳定、和谐。第二，持之以恒维护良好的政治生态。对我国而言，政治安全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保障、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这都建立在要建设一个政治清明、纪律严明的中国共产党队伍基础之上。在具体的目标、手段上，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强作风建设，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恐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12]。汲取毛泽东对党员保持艰苦奋斗革命本色的要求和列宁对政党政治纪律严明的要求、同时根据我国的现实状况，剔除了其中过分追求高度集中的政治统治的不合理因素，以服务群众为标尺，是新时期党的自我革新以维护政治安全的重要指南。

2.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与制度创新

针对国际国内质疑甚至反對中国道路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牢固是政治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多次强调坚定制度自信，警惕西方国家的制度攻击，吸取苏联制度变轨带来的惨痛教训，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四个自信”，坚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为维护政治安全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1]105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要将制度建设贯穿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全过程，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坚守中国特色社会制度不动摇，更要通过自身的改革和制度上的完善激发制度的内生力，实现有效的政治运转和政治参与，维护我国的政治安全。

3.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夯实精神根基

要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153思想领域的动摇将直接导致政治危险，甚至导致政权颠覆。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3]194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首先要坚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具有的科学性、革命性、创新性使我们得以摆脱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我们只有不断坚持真理、改革创新，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激发出新的生命力。其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们必须以坚定“四个自信”、坚定理想信念为根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指导和精神引领。第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全民族的精神纽带，形成广泛的价值共识，为保障意识形态安全提供内在力量。特别是要加强青年一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2019年1月在中央举办的“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高度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确保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教育、道德教化……让全社会充满正气、正义”[14]。只有当社会成员对国家充满期待和希望并能够明白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国家的强大，社会才真正具有生命力和向上的动力，对不断前进的社会这正是意识形态安全最本质的追求。

4.坚持“底线思维”，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针对国家主权安全面临的一系列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准则一以贯之，并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同时坚持国家主权高于一切，通过其他安全领域的共同发展来进一步促进政治安全。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何国家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1]30。这是习近平同志对近代中国为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的深刻总结;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西方发达国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迫下，主权独立是国家争取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获得平等地位和待遇的首要前提，是维护政治安全的最后防线。

单则易折，众则难摧。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贵和的传统，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我们提倡“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15]26。但对一切损害国家主权安全的行为也绝不姑息，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讲演中阐述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时再次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任何国家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苦果”[1]266。这体现了新时期我国坚持主权独立的坚定决心。国家将坚持“底线思维”，坚守一个中国的底线，并通过其他安全领域，如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的维护，以更好地保障政治安全。

总之，习近平关于政治安全的相关论述是基于当前国内外政治安全局势的分析，是对传统文化中政治安全思想的改造和延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安全的论断的转化和创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代领导人政治安全相关论述的继承和发展，形成的针对新时代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等政治安全问题的创造性解读。深入探讨习近平政治安全相关论述的逻辑理路对全面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力维护国家安全，真正實现人民安居乐业、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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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习近平.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N].人民日报，2019-1-22（1）.

[15]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