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情节与线索理论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应用

内容摘要：情节与线索作为文学批评理论体系中重要的理论方法，历来颇受关注，据此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的不在少数。本文将据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典型作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下面简称《珍珠衫》）进行分析，探讨情节与线索理论于分析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情节 线索 珍珠衫 中国古代小说

文学理论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充满矛盾的过程，直到今天，很多理论都无法以一种客观而明确的姿态出现，其中包括今天将要讨论的“情节”与“线索”理论。现以中国古代小说中典型作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为例，探讨情节与线索理论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情节”与“线索”的定义

  1.情节

“情节”的定义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是“对行动的摹仿”，“这些（指行动）应出自情节本身的构合，如此方能表明它们是前事的必然或可然的结果。这些事件与那些事件之间的关系，是前因后果，还是仅为此先彼后，大有区别。”亚里士多德显然已经注意到了“复杂行动”之间的“因果”和“时间先后”两种关系，但他未将这两种关系与区分“情节”与“故事”联系起来。20世纪20年代，英国作家福斯特在文艺理论专著《小说面面观》中专列“情节”一章。他认为“情节是事件的叙述”，且“重点在因果关系上”;而“故事是按时间顺序安排的时间的叙述。”显然，福斯特的“情节观”是在亚里士多德“情节观”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二者的区别在于亚里士多德对“情节”的认识是围绕西方“叙事诗”这一文体展开的，其定义也存在为“诗学”服务的因素，而福斯特对“情节”的定义则围绕“小说”这一叙事文体展开，力求将“情节”与众多相关概念进行区分。

福斯特的“情节”理论目前已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在传入中国后，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准则。但需要注意的是，此理论也存在缺陷，即在叙事类文学作品中“因果”的表现以及对“因果”的解读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中，即表现为“命理”与“巧合”情节的产生。这两种情节的设置与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和作者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某种思想文化导向下创作出的文学作品，在文学作品中会有所反映。同样的“因”在不同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可能会创作出不同的“果”，那么就会产生不同的情节。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同样的情节，不同的读者因思想观念与价值判断的不同也对“因果”有不同的解读。下面我们将要分析的《珍珠衫》也存在这些问题。

  2.线索

与“情节”理论相比，“线索”理论的研究可谓“门庭冷落”，在众多文学批评理论中，举凡提及“线索”这一术语，几乎都是对具体文学作品线索的分析。寻其定义，则多出现在写作类著述中，且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这一理论看起来似十分简单，但在具体作品分析的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线索”究竟该如何定义。目前在各写作指导类著述中，使用较多的概念是：贯穿在整个叙事性文学作品（如小说、戏剧、电影）的情节发展中的脉络。它把显示人物性格发展的各个事件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这个说法抓住了线索与情节的关系，看到了线索对人物、事件的推动作用。但问题在于，“线索”在所有文学作品中是否都具有贯穿全文的特征呢？对于多事件叙事类作品，其中每个事件的线索看起来各不相同，此时又该如何解释？

关于“线索”第二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便是线索的分类。通常认为小说的线索可分为以下几类：以“人”为线索;以“物”为线索;以“中心事件”为线索;以“主题”为线索;以“情感”为线索。这里的分类标准是什么？其次，这个分类涵盖范围是否完整？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究竟该划分到哪类中呢？是将描写贾府由盛而衰的过程视为线索，还是将封建卫道者與叛逆者的矛盾以及宝黛叛逆性格的发展视作线索，亦或是将宝黛爱情悲剧作为线索呢？

有人提出线索的划分与对作品主题的解读有很大关系，这种看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终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且没有把线索与主题之间的关系说清楚。因此，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把线索的具体定义、所涵盖的范围以及判定准则弄清楚。下面我们将要分析的《珍珠衫》便是其中一列，线索看似明确，在分析过程中却有许多不能解释之处。

  二.《珍珠衫》的情节与线索

《珍珠衫》是明代冯梦龙精心编纂的短篇拟话本小说集《喻世明言》中的首篇，讲述了蒋兴哥与王三巧、陈大郎与平氏这两对夫妻之间复杂错综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珍珠衫”多次易主的故事。这篇小说篇幅不长，线索看似简单，但情节却一波三折。

  （一）情节

1.因果报应式情节

情节的进展与事件的发生往往与人物密切相关，人物作为小说的核心要素，其行动的前后关系，便即情节的展现。《珍珠衫》中每个人物的命运，无不带着“因果报应”的意味。在小说中“善因善果”的人物以主人公蒋兴哥为主，辅之以陈大郎妻子平氏和进士吴杰;“恶因恶果”的人物主要是客商陈大郎;女主人公“王三巧”则善恶兼具，形象较为复杂。

围绕蒋兴哥展开的情节都是在“善因善果”的原则下一步步发展的，其大致发展脉络可以归结为：求亲被拒——耐心等待——抱得美人——夫妻恩爱——外出经商——因病逾期——识破奸情——怒休妻子——善还嫁妆——巧娶平氏——偶遭牢狱——被救团聚。这些事件环环相扣，每一环既作为前一环的“果”，同时又作为后一环的“因”，层层推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蒋兴哥的结局其实是建立在他“善良”的品质之上的，他在面对每一个事件时都遵循了善良的本性，做出下一步举动，哪怕当下看来略有所“失”，但终会在之后给他设置一个“善”的“回报”。

除蒋兴哥外，平氏作为陈大郎的原配夫人，在发现丈夫似有异心后，还能放下怀疑，远去他乡看望丈夫，替他处理后事，这样“善良”之人，最后作者也为她设置了一个“善”的结局：改嫁兴哥，并成为其正房夫人。而王三巧改嫁之人——进士吴杰毫不介意三巧儿之前的婚姻经历，愿娶她为妻，始终善待三巧儿，并帮助三巧儿设法救出兴哥，在得知二人关系后，还愿成全二人，使他们夫妻相聚，作者同样为其设置了一个美好的结局：仕途顺利，子嗣满堂。

作为反面人物的“陈大郎”，他的“果”则截然不同。他偶遇王三巧，贪图美色，找薛婆帮忙，在薛婆的一番苦口婆心和巧计帮助之下，终抱得美人归。陈大郎虽有带三巧儿远走之意，但终究是见不得人之事，只能暂且分开。三巧儿将“珍珠衫”作信物赠与陈大郎，却因此被蒋兴哥发现二人之事。在经商途中又遇到强盗，最终落得人才两空，客死他乡。作者为陈大郎设置的这些情节，无不以他贪恋人妇的“恶因”而生，步步将其推向他应得的“恶果”。

小说通过人物的命运展现“因果报应”的思想，并通过情节的设置传达作者的个人价值取向，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2.“巧合”式情节

在《珍珠衫》中，蒋兴哥的祖传珍宝“珍珠衫”对“巧合”情节的出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珍珠衫”主要出现在五处：蒋兴哥与三巧儿离别时将“珍珠衫”交于三巧儿保管;三巧儿将“珍珠衫”赠与陈大郎作信物;陈大郎身穿“珍珠衫”巧遇蒋兴哥;平氏偷藏“珍珠衫”;蒋兴哥娶平氏重会“珍珠衫”。在五个情节中，“珍珠衫”制造了两个“巧合”，一是陈大郎与蒋兴哥偶遇时“珍珠衫”的“外露”致使陈、王二人的私情败露，二则正是平氏藏“珍珠衫”的举动才会有后来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巧合”情节不是突然产生的。文章一开头花费大量篇幅叙述蒋、王二人的结合与恩爱，致使读者读到蒋兴哥离家将“珍珠衫”留给王三巧保管时，并未有任何质疑;当王三巧将“珍珠衫”赠与陈大郎时，读者明白，“珍珠衫”的“易主”则暗示人的“易心”;但接下来，陈大郎与蒋兴哥偶遇时“珍珠衫”的外露导致二人私情败露，则完全显示出作者在此情节中赋予“珍珠衫”的作用。“珍珠衫”第二次发挥制造巧合情节的作用表现在陈大郎妻子平氏察觉丈夫变心后“藏衣”的举动与后来平氏改嫁蒋兴哥得以“珍珠衫”重新回到蒋兴哥手中的结果。这些巧合都与“珍珠衫”脱不开干系。

当然，文中也有与“珍珠衫”关系不大的巧合情节，如陈大郎与蒋兴哥的偶遇，平氏改嫁之人恰巧为蒋兴哥，蒋兴哥遭遇牢狱之灾时审判案件的恰是王三巧改嫁之人吴杰。这些情节虽与“珍珠衫”关系不大，却也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作者通过“巧合”情节的设置，使故事向其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以此传达个人的价值取向，同样带有强烈的主观性。

3.情节的不同解读

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问题，情节设置本身带有作者的主观态度，但读者对情节的解读并不总能与作者的意图相一致，也会带有读者本身的主观判断。《珍珠衫》中较有代表性的情节便是陈大郎与王三巧二人偷定私情而又不得善终的情节。传统意义上，对此情节的解读以及作者的本意当是陈大郎“恶有恶报”，但在《<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之新解》中，作者曹小丰为陈大郎伸冤，作为同样做出有反礼教行为的王三巧，只因是事件中的被动者，便得到了作者以及读者的谅解，并将其做法视作符合自然情欲给予宽容，而作为主动者的陈大郎则成了作者和读者的批判对象，落得命丧黄泉的下场也被认为是“恶有恶报”。曹小丰将这样的矛盾态度解释为作者“情教”观的矛盾。

曹小丰的说法站在现代社会的立场上看是有道理的，作者对王三巧给予了一定的宽容，但也并不是真的对她毫无“惩戒”，在小说的结尾，平氏因早于王三巧嫁给蒋兴哥而成为正房太太，而王三巧只能成妾室。这个惩罚虽看起来无伤大雅，但对古代女子来说，怎能不算一种活着的惩罚呢？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要讨论出孰是孰非，而是通过对此情节的不同解读，能够看出，同样的情节，读者会因价值判断标准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文学接受的问题。

  （二）线索

《珍珠衫》以中心意象“珍珠衫”的几次“易主”为据，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極力铺陈蒋兴哥与王三巧的感情至深，直到二人分别，蒋兴哥才放心的将祖传之物珍珠衫交于妻子保管。“珍珠衫”作为点睛之笔，在第一部分的最后才出现，一是为第一阶段故事的平稳发展作一个终结;二是为下文的“波折”埋下伏笔。

第二部分从“珍珠衫”的“易主”到“败露”再到平氏的“私藏”，“珍珠衫”作为主要线索的重要性逐步显露出来。王三巧将“珍珠衫”赠与陈大郎，后被蒋兴哥发现私情暴露，再到平氏察觉异常“私藏珍珠衫”，情节逐渐走向“失衡”的状态，这都是随着“珍珠衫”的“易主”而形成的。

第三部分，故事情节彻底失衡，“珍珠衫”的“暴露”引发了一系列后果。“珍珠衫”从陈、王二人感情的见证物变成了王三巧被休的导火索，既是意义上的转折又是故事结构形式上完全失衡的一大纽节。前面的层层铺垫至此达到高潮，“珍珠衫”线索的作用至此完全展露现出来。

第四部分，“珍珠衫”重归蒋兴哥，蒋、王重聚，故事至此又重归平稳。陈大郎客死他乡，平氏家破人亡，无奈改嫁蒋兴哥，使得“珍珠衫”又重新回到蒋兴哥手中，“珍珠衫”的线索意义至此结束。

“珍珠衫”在小说中发挥了极强贯穿力，完全可作为此篇小说的主要线索，但问题在于，在第四部分，“珍珠衫”重回到蒋兴哥手中时其线索意义随之结束，而故事情节却并未发展完整：三巧儿和吴杰的结局还没叙述完整。从这里来看，“珍珠衫”虽作为主要线索将故事中的主要情节串联在一起，但并没有如“定义”中所叙述的那样“贯穿全文”。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线索”的作用在于将故事中主要情节的发展脉络串联起来，勾勒出故事的大概轮廓，而并不旨在将故事所有材料从头到尾的连接起来，于每个细节下都藏有“线索”的身影呢。

  （三）情节与线索的关系

1.情节与线索相互交织

情节作为小说三要素之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与人物、环境、结构等密切相关，同样，情节与线索也不绝是两条平行线，而是时有交集的。

在《珍珠上》这篇小说中，情节与线索的交叉点就体现在“人物”上。上述在对此小说“线索”——“珍珠衫”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珍珠衫”的主人经历了从蒋兴哥——王三巧——陈大郎——平氏——蒋兴哥这样一个变化，而这几度变化，却巧妙的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串联在一起，“珍珠衫”见证了人物之间关系的变化过程，从这一角度来看，线索是人物之间的纽带。

再从情节与人物的关系来看，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中这样表示人物与事件的关系：“人物产生事件，事件影响人物，二者结合紧密”，“人物自应发展平稳，但情节需出人意表”。在这篇小说中，蒋兴哥与王三巧作为核心人物，一切事件皆从二人开始，而后面发生的种种事件却也都可能导致二人不同的结局，如我们上述谈到的小说第四部分，倘若作者在“珍珠衫”回到蒋兴哥手中时戛然而止，两个核心人物的结局就无法达到最圆满的境界。

在这篇小说中，情节的发展由人物的行为导致，线索的贯穿同样在人物手中完成，因此，人物是这篇小说与情节的契合点。

2.线索连接情节，情节推动线索

通过上述对《珍珠衫》情节与线索的分析可以看出，线索将小说的主要情节连接在一起，而情节的发展又推动线索向下一个情节前进。二者的共同作用构成这篇从线索与情节结构两方面回到“原点”的圆形结构小说。

首先，“珍珠衫”作为线索，在每一部分都发挥了其不同的结构意义，而每一部分都有其主要情节，线索在每一主要情节中的不同意义一方面符合每部分的主旨思想，另一方面，这种变化能够很好的将每一主要情节连接起来而不显突兀。

其次，小说情节的发展方向也推动了线索向这一方向迈进，如王三巧的变心这一情节致使了“珍珠衫”被她作为信物赠与陈大郎;陈大郎的异常举动，致使其妻子平氏的“藏衣”等等。

最后，这篇小说以其完美的结构而脱颖而出，不仅仅表现在传统意义的文章框架结构上，更表现在情节结构与线索结构上。蒋、王二人从最初的恩爱甜蜜再几经变故后，最终仍走向团聚;“珍珠衫”在几经易主后又回到蒋兴哥手中。从这方面来看，不得不说作者设计巧妙，构思惊奇。

  三.小结

通过上述的一系列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还是外国尤其是西方的文艺理论体系，都不是绝对准确完整的，其中还是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与值得思考的现象。在分析具体文学作品时，对所应用理论的“得失”应当有全面的认识，尤其是理论体系所适用范围的问题。以中国古代小说来看，虽然现在也划分出了古代文论这样一个专业学术领域，但其理论体系并不完整，倘若以现代文艺理论或西方文艺理论来作为依据，又颇多相悖之处。因此，最根本的還是要将文学理论体系逐步完善，使之与文学实践步伐相一致。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爱·摩·福斯特.广东：小说面面观[M].花城出版社，1984.

[3]冯梦龙.三言二拍[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2.

[4]曹小丰.《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之新解[J].安康学院学报，2012（03）

【作者介绍：王梦琦，喀什大学人文学院2017级研究生（喀什大学与南通大学联合培养），研究方向：近古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