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材料看河西地区汉唐传统纺织品印花的发展

（兰州交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730070）

传统纺织品印花，是由历史传承而来的纺织品的加工过程、印花技术、工具材料及其成品的总称。传统纺织品印花具有技术和艺术双重价值，体现着物和精神双重文明，它既是纺织科学技术史的主体内容之一也是中国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和载体，是中国对于世界纺织文化的一项卓越贡献。而在西域丝绸之路沿途的甘肃省境内，传统纺织品印花技术是我国织物印染技艺在汉唐时期广泛传播并与域外深度交融的缩影，映射出汉唐文化的气魄与开放创新的魅力，在传统纺织品印花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由于历史文化更迭，西域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整体衰落，纺织品印花逐渐淡出历史，其文化样貌与研究价值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随丝绸之路沿线大量考古挖掘才得以显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河西地区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传统纺织品印花文物，使得这一地区成为近年来研究纺织品印花文化的新焦点。本文以河西地区出土的汉唐传统纺织品印花遗存，包括用轧纹印花、镂版漏印、绞缬、夹缬、蜡缬和灰缬多种工艺技法制成的轧纹绉、印花绢残片、襦、佛幡等各种以绢、纱为材质的文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解放后河西走廊汉墓群、莫高窟南区与北区考古发掘印花纺织品遗存为主要内容，同时结合国外收藏的敦煌印花纺织品实物，从历史沿革、材料媒介、分类工艺、图案类型、使用形式等方面进行综合的研究，为古代传统纺织品印花的产生、流传、演变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

一、历史沿革

从汉至唐约九百年间，由于丝绸之路畅通，纺织品生产从中原相对独立的生产体系发展到沿丝绸之路进行大量贸易和交流，来自东边的蚕桑丝绸生产技术已经传入当地，并在异域的影响下极大地改变了它的艺术风格。在东汉时期，纺织品生产空前繁荣，丝绸越来越受欢迎，特别是一些轻薄的平纹纱织物已成为非常受欢迎的品种。印花人用薄薄的丝绸印制出楚风余绪的图案，线条流畅如云，印花效果优雅浪漫。汉代丝绸的考古发现非常丰富，其中在河西地区，就发现了许多有汉代织物的遗址和墓葬。但是，由于生产规模，品种和技术水平有限，与纺织品印花发展史相比，初级阶段的特点非常明显。在魏晋时期，无论是中原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甚至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学和艺术等，都经历了一个转折点，传统的纺织品印花也经历了直接印花工艺（—次性直接将染料或颜料印在纺织品上留下有形的痕迹或花纹）向防染印花（一种能够防止染料上染于纺织品的方法使纺织品显现局部染色的效果）的工艺转变。这种转变的结果构成了河西地区纺织印花的基本格局。公元6世纪中叶以后，魏晋社会政治动荡结束，团结稳定的局面迎来了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繁荣，辉煌的时期——唐。唐代的纺织品印花生产普及，应用普遍，有了四缬之说，即绞缬、蜡缬、夹缬和灰缬。四缬的工艺在这个时期都已达到顶峰并流行，今天均称之为印花，实为防染印花。特别是印花纺织品的华丽色彩和图案造型可以称的上是后代无法企及的。就像王家树所说：“唐代染织图案的色彩效果，以称得上是唐代工艺用色之冠。用色之多，用色之大胆，效果之富丽、明快、健康，都是前代染织作品所见不到的。”随着唐代丝绸之路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高峰的到来，传统技术沿着丝绸之路传播，不仅留下了代表中国染织技术高峰的珍贵遗存，也留下了丝绸之路的印染艺术。

二、河西地区汉唐纺织品印花遗存分布概述

河西地区地处我国西北，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其丝绸文物的蕴藏十分丰富，其原因不外乎汉唐期间丝绸之路的畅通与西北地区气候的干燥。

（一）河西走廊汉晋墓

在丝绸之路沿途的河西地区，有不少遗址和墓葬均出土有汉代纺织品印花遗存。斯坦早年就在敦煌附近的烽燧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丝织物，均定为汉代织物。1980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又在敦煌佛爷庙湾墓葬群发现了不少属于东汉时期的丝织物残片六件，其中有一件蓝色绞缬残片（图一）。而更为大量的发现是在武威磨咀子，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发现了西汉晚期到东汉中期的纺织品，其中在第26号墓中发现了几片用作死者抹额的巾帻比较特别（图二），即考古报告中所称的“轧纹绉”1，还在48号墓女棺盖上发现有3件装裱在苇箧表面的套色印花绢残片。2002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在玉门花海毕家滩魏晋墓发现了一批丝绸服饰，其中有一件绢地紫绞缬襦（图三）。

（二）敦煌的发现

20世纪初，为争霸中亚，拓展势力范围，中国的西北地区出现了外国人的“探险热”，尤其是藏经洞发现后，由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探险队、俄国鄂登堡探险队，美国人华尔纳等深入甘肃的戈壁荒漠中，盗掘了许多古文化遗址，盗取了十分珍贵的印花纺织品，造成了敦煌文物大量的毁损和流散。目前，这些敦煌纺织品文物主要珍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日本正仓院等国外博物馆。自上世纪60年代起至21世纪初，敦煌文物研究的工作人员对莫高窟南区和北区展开了文物清理与保护工作。1965年，由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莫高窟南区第130窟内和第122窟发现唐代染缬绢幡残件（夹缬、绞缬、灰缬）共计9件。1988-1995年间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北区进行了清理和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隋末唐初至元代的丝织品和其他织物，其中在北区222窟出土过一件北朝的百衲残件，上面保留有几小块绞缬绢。

以上这些遗物的发现，为河西地区汉唐纺织品印花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与参考。

三、材料与媒介

材料主要指纺织品材料，媒介包括色料和助剂。河西地区位于丝绸之路的要道之上，不仅有东来西往的纺织品经过这里或是留在这里，同时，也有丝绸纺织生产。河西地区桑树种植的历史很早。《晋书·张轨附张天锡传》记载了前凉时割据武威称王的张天锡大夸当地“桑椹甘甜”，蚕丝明显是当地主要的纺织原料之一。 嘉峪关魏晋墓的壁画砖上画有采摘桑叶和编织锦帛的壁画。唐开成四年（839）的《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记载了敦煌世家豪族阴嘉政不仅拥有良田百亩，很多的畜群，而且有“山庄四所，桑杏万株”。晚唐河西节度使张议潮及其侄儿张淮深在河西地区促使当地的蚕桑和纺织品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以上资料均具体反映了古代河西地区的桑蚕业生产状况。

在河西地区发现的纺织品印花遗存大部分是绢与纱为作地材料的；以植物染料、矿物颜料、以及少量动物染料为媒介的。

（一）绢

绢是自汉唐以来，对平纹类素织物的通称，在河西地区我们所见的绢类印花织物主要发现在佛幡、襦等处。从敦煌文书来看，绢有生、熟两种。前者是指未经精练脱胶的平纹织物，其中又有大生绢、白丝生绢或白生绢、黄丝生绢之分；熟绢是生绢脱胶之后的称呼，其中未经染色工艺的熟绢又可称为“练”。经过染色的熟绢则可称为彩绢，其色彩十分丰富，有草绿、青、碧、绯、紫、黄、墨绿、麴尘等各色。例如在莫高窟南区第130窟内和第122窟发现的唐代染缬绢幡、玉门花海毕家滩出土的一件主要面料为绢地的紫绞缬襦等。

（二）纱

丝线细、密度小的平纹织物具有轻薄的感觉，可称为纱，或更明确为平纱，是最早出现的丝织物品种之一。纱在古时亦可写作沙，《礼记》说“周王后、夫人服以白纱、夫人服以白纱縠为里，谓之为里，谓之素沙”，乃是取其孔稀疏能漏沙之意。古代纱分为两种：一种是经纬密度很小的均匀分布方孔的平纹薄纱，唐以前称为方孔纱；另一种是全部或部分经线互相扭绞而成的密度较小的绞经织物。方孔纱在汉代经常被作为漆纚，或制纱冠，或制衬垫。例如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发现的平纹作地的红色人字纹方孔纱。

（三）色料

包括染料和颜料。染料有植物染料、动物染料之分；颜料主要是矿物颜料。传统纺织品印花中常见的植物染料有茜草（染赤）、红花和苏木（染红）、栀子和槐花（染黄）、蓝草（染青）等。唐代是草木染色的兴盛期，故《唐六典》曰：“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古代的动物染料不常见，但也有贝紫（染紫）2、蜃灰和骨白（染白）3、紫铆（染紫红）4、麒麟竭（染赤）等5。矿物颜料染色在中国古代称作石染，常见的纺织品着色颜料有染红的赤铁矿（赭石）、朱砂，染黄的统称石黄的雌黄和雄黄，染青绿色的空青和石绿（孔雀石），作为织物增白剂的白善土以及铅粉，染黑的天然黑色矿石和墨6。辅助材料包括用于防染的灰浆、碱剂与各种金属媒染剂等。

四、分类与工艺

首先，我们可以将所有的纺织品印花分为直接印花与防染印花两大类。直接印花就是一次性直接将染料或颜料印在纺织品上留下有形的痕迹或花纹，防染印花则是通过一种能够防止染料上染于纺织品的方法使纺织品显现局部染色的效果。前者是受染显花，后者是排染显花，所以，两种方法的显花原理不同，印花工艺过程也相区别。在古代文献中，关于纺织品印花工艺过程的描述往往比较简略，通常都是一个概要的说明，使后人难以窥其工艺过程的有序分列。然而，与染色相关的古代染色工艺，步骤却细分得比较详尽。如《考工记》载：“钟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炽之，淳而渍之。三入为纁，五入为緅，七入为缁。”前者是染色工艺过程的一般记录，而后者则更为具体地描述了复色染的技术过程，这一过程后经《尔雅·释器》和郑玄等人的补充后，又被完善为縓、頳、纁、绀、玄、缁七个步骤，三入之前为茜染，四入五入为复染蓝色，得到青而显赤的绀色，六入七入必须染皂，才能得到玄缁黑色。然而，从纺织品印花完成的整个过程看，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直接印花还是防染印花或其他印花工艺，一般来说在实施生产技术的加工以前，都会有一个设计构思阶段。设计构思既可以是默然于心，也可以是绘稿粉本，不同印花工艺还都有相应的设计构思表达方式和主题内容的区分。在设计构思之后，是制作加工和生产的阶段，最后还要对完成印花的纺织品进行后整理，如印后的漂洗、熨烫等。

（一）直接印花

1.轧纹印花

历史上一些不常见，不具有明显的传承性，虽可归入直接印花，但又不足以形成类别的纺织品印花，在此统称为特殊印花，包括轧纹印花。这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轧纹绉，在现代工业中也有生产。它是通过版与版之倾轧挤压使纺织品外观呈压模形状。20世纪50年代末，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在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发现的一件用于巾帻抹额的红色人字形纹轧纹绉，由外而内共由四层平纹方孔纱黏合而成，模压出人字纹，断面呈波浪形，均涂红色，外观似灯芯绒。这是用汉代出现的一种特殊印花技术制成的，其制法很可能是用两种刻有阴、阳吻合的模版对轧，再利用加温或胶、浆定型而成，然而其工艺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2.镂版漏印

是利用镂空版透孔的原理，直接将颜料或染料漏印到纺织品表面以形成花纹的一种印花方法。一般来说，透孔版镂刻的花纹就是印花花纹，但是并非一件印花纺织品仅用一块镂空版。通常情况是，印花套色数与花版数相一致，即几套色对应用几块花版。不过在具体印花操作中，套印花版往往会根据图案配色分布的情况进行组合利用，以求印出套色少但效果丰富的纹样。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48号墓出土过3件装裱在苇箧表面的套色印花绢残片，图案的颜色相同，都是绛色套印白、绿两色涡云纹。经过仔细观察，发现所印图案痕迹具有明显的笔触效果以及局部存在染色现象。因此，推断该工艺是用镂空版以毛笔刷涂颜料印成。然而，由于印花绢所用镂空版尺寸不大，又是用作直接印花，从操作上看，对于提高印花工效尚不十分明显。或许当初只是为了工艺简便而临时替代凸版模印使用的，因此，应是镂空版的早期应用形式。

（二）防染印花

在防染印花中，具体又可以细分为绞缬、夹缬、蜡缬和灰缬。

1.绞缬

绞缬，又名撮缬、撮晕缬，在民间通常称夕为“撮花”，即今天所称之扎染，是一种对染前织物进行缝绞、绑扎、打结处理，以造成染液在织物处理部分不能上染、或不等量渗透而达到显花目的的印花工艺及其制品。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对缬的解释是“以丝缚缯染之，解丝成文曰缬”，此处的缬指的应该是绞缬。敦煌文书《索家财礼数目》中有“红撮衫子三”的记载，所谓“撮”，《说文》解释为“两指撮也”。这正是绞缬工艺中提摄织物的操作过程。敦煌佛爷庙湾墓葬群曾出土过一件断帛，赵丰在《中国丝绸艺术史》一书中列举过它并认为“这是目前为止见到的最早的绞缬实物”，将绞缬出现的时间提早到了汉代。不过，这件中间留白地上写有文字，其余部分染成红色的断帛，推测其用途可能与传递机密文件有关，与日常所需的纺织品印花还是有所区别。用于服饰的绞缬实物到魏晋时期才开始有较多的发现，如在玉门花海毕家滩一处属于五凉十六国墓的第26号墓出土的一件主要面料为绢地的紫绞缬襦，其扎染点呈方框形，衣上还有小片的红色绞缬绢，绞缬方法基本相同。根据衣物疏对于此对于此件文物的记载“紫绣襦”来看，说明当时染缬技术刚刚开始，尚无一个专有名词，仍以“绣”字替代。缬的兴盛期应在唐朝，唐代诗人在诗歌中也常提及缬织物。据王㐨考证，唐诗中的“鱼子缬”7、“醉眼缬”8和“鹿胎”9所指的都是绞缬。“鹿胎”指一种红地或紫地白花的绞缬，因其图案似鹿斑而得名。《辛卯年（991年？）十二月十八日当宅现点得物色》中也有“黄鹿胎柒匹”的记载。在莫高窟第130窟中出土了一件绞缬绢幡，褐色和绿色的绢幡面上分布着菱形的绞缬纹（图四）。此种绞缬的制作借助叠坯加工染作半明半暗的花纹，或许就是史书中记载的“醉眼缬”。莫高窟北区发现的一块百衲织物也缝有一块类似的绞缬，以菱格纹绮为地，绞扎显花。在莫高窟还出土了几件仿绞缬效果的丝织物，例如出土于莫高窟第130窟的夹缬绢幡在湖蓝色地上显白色方块形图案，与绞缬非常相似，但却找不到环扎心点（图五）。这些缬效织物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绞缬的流行。

2.夹缬

夹缬记载虽多，但关于其工艺的描述却甚少，以致引起争论。沈从文认为就是后世的蓝印花布的方法。武敏认为是用筛罗花板夹而印之。事实上，真正的夹缬是指一种用两块雕刻的对称花板夹持织物进行防染印花的工艺及其产品，其名始见于唐代。夹缬可以通过防染区域的隔离进行单色或是多彩印花，分为单色夹缬和彩色夹缬两大类。敦煌出土文书中亦多次提及“夹缬”。《唐咸通十四年（873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等点检历》中就曾提到敦煌当时使用夹缬的情况，如用夹缬制作的“夹缬幡”“夹缬团伞子”“夹缬带”等。唐代夹缬在新疆吐鲁番、青海都兰等地的墓葬中都有出土，日本正仓院也收藏了大量的唐代夹缬，但藏经洞是目前国内发现唐代夹缬最为集中的地点。在藏经洞发现的夹缬中，除一件蓝白点夹缬绢和另一件褐地仿绞夹缬绢为单色夹缬外，其余均为彩色夹缬。多彩夹缬是在夹缬板上雕出不同的染色区域，使得多彩染色可以一次进行，是一种直接利用夹印花版进行防染印花的工艺。由于使用了凹纹和镂空的夹板夹住折叠的织物进行浸染和注染，所以夹缬印花的色彩是封闭在一个个色区中的，图案对称，其丰富的色彩绚丽的效果远远超过了当时的蜡缬和灰缬，也超过了绞缬，几乎是独步一时。如在如莫高窟南区第130窟发现的一件夹缬绢幡，首尾完整，长76cm、宽7cm。空幡首，幡身四段，第一段湖蓝色夹缬绢，染作蓝、白套叠菱形纹样，以下各段为绛色、草绿色、本色绢，幡尾为本色绢（图六）。在一些夹缬作品幅边处看到的部分未染色的区域，正是花板边框夹持后无法上染的遗痕，这也正是辨认多彩夹缬的关键。虽然夹缬作品发现不少，却很难找到完整的夹缬板尺寸，然而通常假定这些夹缬都将织物的一个门幅折进行夹持染色，因此，夹缬板的宽度总是大约门幅宽度的一半。那时，织物的宽度为一尺八寸，约50cm，因此夹缬板的宽度约为25cm。如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对马夹缬绢”的幅宽为52.8cm，其夹缬板的宽度就应在26cm左右（图七）。

3.蜡缬和灰缬

蜡缬是以蜡作为防染或排染剂显花的印花方法。传统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手绘蜡缬，二是点蜡法，三是夹版蜡缬，前两种只是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才广泛应用，而第三种夹版蜡缬，它是一种结合夹印技术施蜡防染的印花方法，其成品最早见于唐代，可能是受夹缬工艺启发后出现的。莫高窟第130窟出土的绢幡有一块黄底绿地圆形和四出团花的镂花夹版注蜡缬，第122窟出土的绢幡中就有一段为湖蓝色的蜡缬绢。

灰缬是指用淀粉类物质与含碱性物质调成防染剂进行防染印花的工艺及其成品，古代文献中不曾发现有此说法。20世纪70年代初，武敏通过对吐鲁番出土丝织品的研究，提出了唐代纺织品印染除了已经见于文献的绞缬、蜡缬、夹缬之外，还存在一种利用镂空版进行碱剂印花的防染印花方法，即碱剂印花法。这种印花方法制作工艺与蜡缬相似，区别是防染剂不同。莫高窟第130窟内和第122、123窟窟前出土了一批以灰缬作为幡身的幡。

五、图案类型

纺织品印花图案的演变要受到所属年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出土于河西走廊的汉晋墓与敦煌石窟的传统纺织品印花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都是很引人注目的，织物上印的图案也极为丰富，不少织物还可以与敦煌文书中的记载以及敦煌壁画和彩塑上反映的服饰图案相对应。总的来看，河西地区在汉唐这一时期出土的纺织品印花图案，尤其是藏经洞所出织物印花图案，与当时社会流行的图案是一致的，总体可概括为几何纹、植物纹、动物纹。

（一）几何纹

几何纹也叫几何形纹样或几何学纹样。在纹样形态类型学中，它是以点、线、面最基本的造型元素单独或组合构成的几何纹样形式。几何图案有简单的表达与复杂的表达，并以抽象的、广义的形式和理性的表达技术为特征。例如紫缬，它的图案是小点状的。在玉门花海毕家滩魏晋墓出土了一件主要面料为绢地的紫绞缬襦，其扎染点呈方框形（图八）。还有在莫高窟第130窟中还出土了一件分布着菱形绞缬纹的绢幡，以及在莫高窟北区发现的一块以菱格绮绞扎的类似绞缬，图案显现为小圆点纹样。

（二）植物纹

包括花卉、树木等。将植物作为审美对象可以说是人类的共性，所以植物题材纹样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植物纹流行的原因还在于植物几乎覆盖了整个地球，人类依靠植物而得以生存和生活。植物花卉可说是河西地区出土印花织物中出见最多的纺织品图案，织物上的植物纹样作为装饰主题流行起来的时间虽晚于几何纹，但可以作为主题纹样单独使用，题材从简单的花、抽象的宝花到写实的折枝、缠枝花卉都有出现。在莫高窟发现的夹缬常用的图案主题就是以花卉，包括朵花、宝花、十样花等为题材的（图九）。在藏经洞中的幡上就发现了印有宝花纹样的夹缬10多件，它们大多呈方形，后来花蕾变成了花苞，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还有较复杂的折枝花，它是指以带有花苞、枝叶的单支花卉作为素材组合后得到的单位纹样。藏经洞出土的花卉纹夹缬绢幡幡面的图案就是由大小不一的折枝花散点构成。另外，植物纹还可以与其他的几何纹或动物纹组合出现。例如莫高窟第120窟的淡蓝地蜡缬绢，图案就是由小花树和朵云、飞鸟、立鸟构成。

（三）动物纹

在人们的观念中，有些动物是被视为神圣的化身，有些动物是被视为邪恶的化身。人们还结合各种动物的形状特征，创造出一些象征性的混合形怪兽。像龙、凤等都是属于此类。还有一些动物常常是以自然的形态特征被引作纹样装饰的，比如口狮、虎、羊、鹿、狗熊、马、象、独角兽、鸠等等。这些动物题材的纹样除追求装饰的美感以外，大多还带有某种寓意或具有象征作用。以动物作为主题的纹样也常见于敦煌出土的夹缬中，图案包括鸟、蝶、鹿、马等。如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对马夹缬绢”，此绢的年代为中唐至晚唐，图案为两对相对的马，一对马身上饰有卍字纹，另一对马身上则饰有斑点。有些动物纹有时也会与花卉植物纹一起构成组合纹样。如奠高窟第130窟出土的绢幡中有一块黄色的灰缬幡面，图案就是由飞鸟、立鸟、朵云和小花树构成（图十）。

六、使用形式

河西地区出土的汉唐传统纺织品印花使用形式较为丰富，这一点在河西走廊的汉晋墓与敦煌出土的织物印染遗存中得到了更多的反映，在敦煌文书中也是非常多见的。通过对遗存对象的研究和文献的考证，我们可以将甘肃纺织印花织物的日常用途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宗教中的运用，主要是佛幡；一类是在世俗生活中的运用，主要是日常所见的装饰之物与服饰。

（一）在宗教中的运用

宗教用印花纺织品相对不是那么普遍，但古代存留下来的也有不少，如斯坦因从敦煌获取的大量丝绸夹缬中有若干的幡。幡，又作旛，指佛、道教所用的用竹竿挑起来直着挂的长条形旗子，是皇供养菩萨、庄严道场的道具，唐宋间多以夹缬等印花纺织品制成。相对于其他佛教用丝织品而言，在莫高窟幡的发现数量最大。除了靠织物本身颜色和图形表现外，几乎每件幡都会采用夹缬、蜡缬、刺绣等手段装饰，所以敦煌出土的幡多为彩色幡。夹缬幡在敦煌出土的幡中占很大比例。夹缬通常用于制作幡身，有时也用于制作幡头或幡足（图十一）。莫高窟第130窟窟内和122、123窟窟前出土了一批以蜡缬作为幡身的幡。从敦煌文献中的材料来看，敦煌出土的幡多为敦煌寺院的常住什物，当然，除了作为佛教法器使用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发愿或供养幡。

（二）在世俗生活中的使用

1.装饰用印花纺织品

装饰用印花纺织品包括空间隔断的屏风、物具裱布等。作为空间隔断的有被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代鹿草木夹缬屏风等。作为物具裱布的印花纺织品如武威磨咀子汉墓中出土有装裱了印花面料的苇箧，面料以白、绿二色套印成组涡纹，纹饰精美。

2. 日用印花纺织品

日用印花纺织品中的大类是服装中如衣、裙、衫、裤、履等各种款式服装面料。玉门花海毕家滩魏晋墓出土了一批丝绸服饰，这批文物出土时穿着于墓主身上，残缺严重，包括裲裆、襦、裈、绔、头衣、裙、衫等几类。其中有一件绢地紫绞缬襦。紫缬襦分别为左右（前）衣片。就残存迹象看，应为右衽、大襟腰襦，袖口宽博。衣身在近腰处，分作两片，上为紫缬绢，下接本色绢。领襟与衣身相接处，有三角形拼缝装饰。而衣身与袖连接处，亦有拼缝布条。而敦煌出土和保存的实物却极少，远远不及敦煌文书中的有关服饰名称的记载。所以通常只能以敦煌文书中出现的服饰名称为脉络，依据其他文献资料、敦煌壁画和相关图像资料进行考证。

七、结论

通过以上六个方面的讨论，得出结论如下：

1.河西地区汉唐传统纺织品印花分类，可以从历史沿革、印花原理、印花材料、印花过程、印花工具、印花图案、印花功用等多种角度进行分类，这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纺织品印花。但是，在所有分类中，印花工艺原理的最为重要和直接，从这个角度分类，可以分出直接印花与防染印花。

2.河西地区汉唐纺织品印花以防染印花为主，直接印花为辅，先有直接印花，后有防染印花并后来者居上。

3.敦煌佛爷庙湾墓葬群曾出土过一件丝织物残片，赵丰在《中国丝绸艺术史》一书中列举过它并认为这是目前为止见到的最早的绞缬实物，将绞缬出现的时间提早到了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绞缬已风靡全国，但真正的兴盛期则在唐朝。敦煌遗存中绞缬实物发现极少，但发现过几件仿绞缬效果的丝织物，如出土于莫高窟第130窟的夹缬绢幡在湖蓝色地上显白色方块形图案，极似以最简单的绑扎法制成的绞缬制品，然而却找不到到环扎心点，这或许从侧面说明了唐代绞缬的流行。

4.夹缬出现在公元724年前，盛行于唐代中后期。藏经洞是目前国内发现唐代夹缬最为集中的地点。夹缬分为多彩和单彩夹缬两类，唐代以多彩为主，在藏经洞发现的夹缬多为多彩夹缬。

5.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情况分析，河西地区古代传统纺织品印花约成型于汉代的轧纹印花（武威磨咀子出土的西汉晚期到东汉中期的轧纹绉），转折于魏晋缬类防染印花（玉门花海魏晋墓出土的紫缬襦），鼎盛于唐代四缬盛行（莫高窟南区出土的染缬绢幡）。印花的表现手法多样，并常采用不同工艺间的互补完成印花过程，如印花与手绘的结合（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过3件装裱在苇箧表面的套色印花绢残片）、蜡缬与绞缬的结合（莫高窟南区第122窟出土的一件绢幡）、绮与绞缬的结合（莫高窟北区出土的一块北朝时期的百纳织物）。

6.河西地区在汉魏晋唐这一时期出土的纺织品印花图案，总体可概括为几何纹、植物纹、动物纹。总体可概括为先有几何纹、再有植物纹、然后是动物纹，其中植物纹还可以与其他的几何纹或动物纹组合出现，这与当时社会流行的图案是一致的。

八、结语

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纺织品印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河西地区因为特殊的气候与地理环境很好地保存了大量汉唐时期的印花织物遗存，这些宝贵华美延续千年的印花织物遗存不仅表现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见证了中西贸易往来与佛教东渐，以及西域风尚传入河西走廊一带而形成的中外文化交汇特征，还体现了当时纺织品印染工艺技术革新发展全貌与图案纹样的风格演变。河西地区在汉唐所孕育出底蕴深厚的纺织品印花文化，为中国古代传统纺织品印花的产生、流传、演变提供了不可复制的历史和风土环境。

注释：

1．现代印花工业中将用阳纹和阴纹轧辊相互吻合热轧出凹凸花纹的织物，叫做轧纹印花，此织物特征凹凸如轧花，故名。

2．贝紫属于骨螺科贝类，其分泌黏液可作染料染紫。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贝紫可以染色。《苟子》曰：“东海则有紫蚼、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战国策·齐策》称：“齐紫败素也，其价十倍。”皆为古代中国人用贝紫的历史记录。

3．蜃灰即由蛤蜊、牡蛎的壳烧成的灰。《周礼·掌蜃》载，“祭祀共蜃器之蜃。”（汉）郑司农注：“蜃可以白器，令色白。”骨白，即骨灰，如用作秦陶俑皮肤涂绘的颜料之一就含有骨白。

4．紫铆属于胶蛤科，是寄生动物在树上分泌的胶质，亦名紫草茸。（西晋）张勃著《吴录》，书中称“赤胶、紫梗”，作为纺织品红色染料，谓之“蚁漆赤絮”。又《交州地方志》载：“本州岁贡紫铆，出于蚁蠰，惟染家用之。”（唐）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称：“蚁铆”，可制紫红色颜料。

5．麒麟竭，属植物科，是一种与紫铆相仿的动物，又名血竭。《本革纲目》为此作了特征的区分：“麒麟竭色黄而赤，从木中出如松脂，紫铆是虫造，此物色紫，状如矿石，破开乃红。”

6．于非闇：《中国画颜料的研究》，北京：朝花美术出版社，1955年版，第2-7页。书中列出中国画矿物质颜料22种，赤色有朱砂、朱磦、银朱、赭石、黄丹；黄色有石黄、雌黄、土黄；青色有空青、扁青、曾青、白青、沙青；绿色有石绿、孔雀石、铜绿、沙绿；白色有白垩、铅粉、蛤粉；黑色有墨石脂。其中多数在纺织品印花中有应用。

7．段成式《嘲飞卿七首·之二》“醉袂几侵鱼子缬，飘缨长罥凤凰钗”。（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五八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89页。

8．李贺《胡蝶飞》“杨花扑帐春云热，龟甲屏风醉眼缬”。（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三九二，第977页。

9．李群玉《寄友人鹿胎冠子》，（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五七〇，第1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