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的军事伦理思想与其家风、家礼

俞红 杜兴安

摘 要：曾国藩的家书包含了丰富的军事伦理思想。军事伦理思想是维系曾家关系及曾家进行精神交流的纽带，是曾家家风、家礼的思想内核。文章研究了曾国藩家书中的军事伦理思想及其与曾家家风、家礼之间的联系，因此既有助于全面认识曾国藩的军事伦理思想，也可为传统家风、家礼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曾国藩家书;军事伦理思想;家风;家礼

中图分类号：B823.1       文章编号：2095-624X（2019）17-0009-03

军事伦理思想是处理战争及战争准备活动中伦理关系的思想。身为湘军的创立者与统帅，曾国藩具有丰富的军事伦理思想。军事伦理思想显现于其家书中，是曾家家风、家礼的伦理内核。以历史的眼光看，曾国藩家书的军事伦理思想及曾家家风、家礼是中国近代军事伦理思想及传统家风、家礼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既承继了历史的传统，又对后世起着有益的影响。研究曾国藩家书的军事伦理思想及其所反映的曾家家风、家礼，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关注军事，曾国藩家书中的曾家家风

军事，是曾国藩人生的一大活动领域，它也因此而成为其家书的重要内容。

咸丰二年以前，在翰林院庶吉士及吏部侍郎的任上，他在家信中会偶尔提及军事，如探讨鸦片战争的进程，表达对外国入侵的愤慨。是年之后，他帮办团练、编练湘军，直至担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所职无不与军事有关。也就是从那以后，他在家书中谈及的军事问题越来越多，直至几乎每信必谈。其中很多的信，谈军事的内容占了大半篇幅。

他跟其祖父谈，跟他的父母兄弟谈，也跟他的亲戚谈。如：他写信给其祖父道：“逆夷海氛甚恶，现在江苏滋扰，宝山失守，官兵退缩不前，反在民间骚扰，不知何日方可荡平。”在给其父的信中写道：“男前所以招勇往江南杀贼者，以江岷樵麾下人少，必须万人一心，诸将一心，而后渠可以指挥如意，所向无前。故八月三十日寄书与岷樵，言陆续训练，交渠统带，此男练勇往江南之说也。”在给其弟曾国潢、曾国荃、曾国葆等的信中写道：“迪庵一军，所向无前，立于不败之地;不特余以为然，即数省官绅军民，人人皆以为然。”在给其妻兄的信中谈到，他已“招湘乡壮勇千名”进行操练，“粤匪自武昌下，水陆两路并发，不识超拔扑安徽乎？”“弟在省办事，以查办土匪为第一要务，以各县之正人办各县之匪徒，总在访求公正绅耆为下手工夫。其次则操练兵勇。”上述可窥曾国藩家书对军事的关注之一斑。

曾国藩有时会在家信中把军事活动的过程描述的十分详尽。如咸丰六年正月十八日，他在写给诸弟的信中详谈了如何在樟树镇“杀贼千余”过程及其后的用兵步骤。这不免让人奇怪：他为什么对家人把用兵作战谈得那么详细并且长期乐此不疲？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因为处于乱世，也因为曾国藩在外带兵，其祖父、父母兄弟亲戚也都十分关注军事问题。事实上也是如此。其父曾麟书曾组织还乡团应对太平军，且对曾国藩的军事活动也不时提出建议，如提醒曾国藩“营中吃饭宜早”，扎营要牢，调军作战不可太散，多练破阵之法，擒拿形迹可疑之人等。咸丰四年四月十六日家书中即记其父“命招湘乡之原水手”等。可见曾麟书关心军事的程度。其弟曾国潢为应对湖南小规模的会党起事，曾帮助其父组织乡团，训练过湘军;曾国华战死在疆场;曾国荃是湘军的骨干。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军事，之所以能成为曾国藩家书的重要内容，其原因在于曾家有关注军事的家风。

二、军事伦理思想，曾国藩家书及曾家家风的伦理内核

曾国藩在家书中，向其祖父、父母汇报他对战局的看法、战况及战绩;与他兄弟交流带兵心得，关心他们的军事道德修养，这显示了军事是曾家共同关注的话题，而共同的军事伦理思想则是维系他们家庭关系的精神纽带，是曾国藩家书及曾家家风的思想内核。

曾国藩在家书中谈及军事时所展现的伦理思想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史》一书，对曾国藩的军事伦理思想进行过详尽的分析，指出其伦理思想的内容主要为：在军事道德来源上，曾国藩认为军事道德源于天;在军事道德要求上，他主张朴实、无为（包括淡泊名利、以柔克刚、不骄不满）、诚（包括忠、和、仁）;在道德修养上，他主张复性。他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它是人生而具有本善之性。人因后天所禀气的清浊、厚薄不一，只有几个圣人保持了这种善良本性，其他人都因所禀之气太薄、太浊而日渐变恶。曾国藩认为，要改变不良风气，就要恢复那种存在于人的本性中的“天命之性”。军人修养的目的也就是要恢复存在于军人本性中的善良，做到朴实、无为、诚。上述军事伦理思想也体现于家信中，构成了其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

曾国藩家书较为突出的军事伦理思想有：第一，忠君。他把个人、家族与君主的关系看作是最根本的伦理关系，并以个人、家族利益服从君主利益作为处理这一关系的准则。如他虽然感叹：“带勇之事，千难万难！”但为了君主利益，他还是表示要勉力为之：“余食禄有年，受国厚恩，自当尽心竭力，办理军务;一息尚存，此志不懈。”他母亲去世时，他为了军务而不回家守制，虽然他在之后的清夜自思中感到十分不安，并想弥补歉疚：“若仗皇上天威，江面渐次肃清，即當奏明回籍，事父祭母，稍尽人子之心。”他对太平天国起义深恶痛绝：“粤匪暴乱，为神人所共怒！”。出于对清王朝的忠诚，他对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妥协行为进行了合理化的解释：战败议和，“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第二，爱国。在处理个人、家庭与国家的关系时，他以国家为重。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七在给其诸弟的信中，他写道：“以祖宗累世之厚德，使我一人食此隆报，享此荣名，寸心兢兢，且愧且慎。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葆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至军事之成败利钝，此关乎国家之福，吾惟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鸦片战争时，曾国藩担忧“英夷在浙江滋扰日甚”的状况，认为“英夷去年攻战浙江宁波府及定海镇海两县;今年退出宁波，攻占乍浦，极可痛恨”，“英夷之事，九月十七日大胜，在福建台湾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斩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他对汉奸助纣为虐的行为极为愤慨：“浙江之事，闻于正月底交战，仍尔不胜。去岁所失宁波府城定海镇海二县城尚未收复。巨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他对清军的无能感到担忧：“逆夷海氛甚恶，现在江苏滋扰，宝山失守，官兵退缩不前，反在民间骚扰，不知何日方可荡平。”“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当然，他的爱国是以爱满清政权为核心的。所以，后来当洋人与清军合力攻打太平军时，他也就欣然接受了洋人的“大德”而不计其入侵的“小怨”了。

第三，忍让。这是曾国藩处理与同僚关系的原则。曾国藩视官场为畏途，但还是以国事为重，在官场谋事。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写给其弟的信中，他写道：“吾自服官及近年办理军务，中心常多郁屈不平之端，每效母亲大人指腹示儿女曰：‘此中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其往年诸事，不及尽知;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带之兵勇仆从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此四弟季弟所亲见者;谤怨沸腾，万口嘲讥，此四弟季弟所亲闻者。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此，景况更有令人难堪者;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军事之万有一济。”“吾近来在外，于‘忍气二字加倍用功。”

第四，勤勉。在个人修身上，曾国藩提倡勤敬。其弟曾国潢追随曾国藩从军后，十分勤勉，他赞不絕口并在信中写给他父亲看：“澄弟自到省帮办以来，千辛万苦，钜细必亲;在衡数月，尤为竭力尽心;衡郡诸绅佩服，以为从来所未有。”曾国藩告诫其弟：“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侄，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忽使后辈近于此二字至要！至要！”在另一封给其诸弟的信中他又说：“带勇之事，千难万难！任劳任怨，受苦受惊。一经出头，则一二三年不能离此苦恼。若似季弟吃苦数月，便尔脱身，又免为有识者所笔。”

第五，谦和、勇敢。在给其弟的信中他写道：“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业，名震一时。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兄惟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咸丰四年六月十二日，在给其弟的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周凤山初一早在沅江城外打败仗，次日退至益阳，初三停住一天，初四仍出征，由安化桃源一路至常德剿匪。凤山之勇打仗，并未多伤，至伤十余人;水淹死者又近二十人，其余陆续回营，隔日即能整队出征，真可爱！真可敬！”他又说：“兵凶战危，一经带勇，则畏缩趋避之念，决不可存”。

三、尊亲友弟，曾国藩军事伦理思想的家礼形式

曾国藩认为：“孝友为家庭之祥瑞。”曾国藩家书中的军事伦理思想既以家书形式出现，它的表达也就必然符合他那个时代的家庭伦理，体现出尊亲友弟的家庭礼仪特色。

1.尊亲

曾国藩称：“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兹，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顾。吾家读书居官世守礼义。”他对长辈极为恭敬，这不仅体现在在给其祖父、父母的家书中他以“孙男国藩跪禀祖父大人万福金安”“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大人膝下”“男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等为起首语，还体现在总是耐心地叙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细心地讲解战局，谦恭地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当其父命其“招湘乡之原水手”时，他“赶紧前赴鄂省下游”，虽然他感到：“此时所患者，水手易添，船只难办。不特衡州新造之船，难以遽就，即在省之船，经屡次风波，屡次战阵后，亦多有损坏者，修整难以遽毕。”当他母亲去世时，他未能在家守制，他对自己这种不合家庭礼制的行为歉疚不己。

2.友弟

作为长兄，曾国藩在处理与其弟的关系时，极为注意尊重他们。在礼仪上，他每信必以“弟左右”称谓，如“沅弟左右”“澄侯季洪两弟左右”等。他总以长兄的口吻关心、开导他们。他劝他们避世。“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贤弟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门一步。”咸丰四年四月十六日给其弟的信中写道：“澄近日肝气尤旺，不能为我解事，反为我添许多唇舌争端。军事多一人，不见其益;家中少一人，则见其损。澄侯及诸弟以后仅可不来营，但在家中教训后辈。”“带兵之事，千难万难！澄弟带勇至衡阳，温弟带勇至新桥，幸讬平安;嗣后总以不带勇为妙！吾阅历二年，知此中构怨之事，造孽之端;不一而足，恨不得与诸弟当面一一缕述之也！诸弟在家侍奉父亲，和睦族党;尽其力之所能为。至于团练带勇却不宜。澄弟在外已久，谅知吾言之具有苦衷也。”

他告诫他们：“用绅士不比用官，彼本无任事之责，又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出力以急公者？贵在奖之以好言，优之以廪给。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浑藏而不露一字。久久，善者劝，面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矣。吾弟初出办事而遂扬绅士之短，且以周梧冈之阅历精明为可佩;是大失用绅士之道也。戒之！慎之！”“带勇本系难事，弟但当约旨卑思，无好大，无欲速。”“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峙有胆，迪厚有胆识。）四曰营务整齐。吾所见诸将于三者略得梗慨;至于善觇敌情，则绝无其人。”“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至于刚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刚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

当感到其弟对他有不满时，他会宽厚地着手化解。如咸丰四年四月十四日，曾国藩在家信中提到：“澄弟之才诚心，实为人所难学;惟近日公道不明，外间悠悠之口，亦有好造谣言讥澄弟之短者。而澄弟见我诸事不顾，为人欺侮，愈加愤激，肝火上炎，不免时时恼怒，盛气向人。人但见澄弟之盛气，而不知实有激之逼之使然者也。人以盛气凌物诮澄，澄以盛气伤肝致病;余恐其因抑郁而成内伤，又恐其因盛气而招怨声，故澄归之后，即听其在家养息，不催其仍来营中。盖亦见家中之事，非澄不能提新宅之纲，乡间之事，非澄不能代大人之劳也。并无纤介有不足于澄弟之处，澄弟当深知之！必须向大人膝下禀之。”

曾国藩也能虚心接受其诸弟的意见，并进行自我检讨。咸丰四年五月初一日，他写给其弟的信中说：“沅弟言我仁爱有余，威猛不足;澄弟在此时，亦常说及。近日友人爱我者，人人说及。无奈性已生定，竟不能威猛。所以不能威猛，由于不能精明。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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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俞红（1969—），女，浙江诸暨人，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军队管理;

杜兴安（1986—），男，湖北棗阳人，陆军工程大学正营职干事，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军队管理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