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皇帝诏求直言

摘要：宋代皇帝诏求直言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时政民情，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臣民在进言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限制，如上书者的畏避观望，惧怕因言获罪的心理。此外，臣民所上封章往往会受到接受部门的阻抑，委保的各种规定都影响着臣民上言的积极性。权臣当政时期，臣僚奏章受到较多的阻抑，许多封事只有经过宰相同意才能直达御前。封事看详机构的搁置也是影响求言效果的因素之一。宋代皇帝诏求直言虽然在某时期起到了效果，但最终取决于皇帝意愿的主导。

关键词：宋代;求言;限制

（一）上书者畏避观望

当求言诏书下发之后，有些人怕因言获罪而有所畏惧不敢上言，也有观望朝廷，上书希求恩赏之辈。更有揣测皇帝心意，报灾异为祥瑞者。

宋神宗熙宁七年三月，亢旱求言。六月，诏所上雨雪、盗贼之事，分门别类，令通进司通进，朝廷急需救灾之策。因此次求言涉及宋代党争，各地官员纷纷揣测朝廷的动向，谎报灾情。司马光在的《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提及当时的情况，认为诸州县长吏，为迎合神宗心意，降雨一寸则言三寸，多不得其实。建炎初年，也有台谏之臣观望取旨言事，宝文阁直学士赵子崧请求令学士、中丞互相检举。[1]臣民除了会观望朝廷和皇帝的意思，还会观望宰臣态度。仁宗天圣年间，封事看相官孔道辅就曾认为，言事官员多观望宰相意而言事。靖康元年五月，“监察御史余应求坐言事迎合大臣，” [2]后罢知卫州。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看详官员取宰相意旨，不欲令上闻，监司、郡守所条裕民之事，多年间未曾上奏。[3]大观元年，也有李景直等四人以上书观望获罪，编管岭南的事例。造成观望上书的原因有很多，这其中不乏意图升进，投机取巧之辈，臣民上书大多会交付中书审理，这时宰相的态度就颇为重要，建炎三年，“起居郎胡寅上书言二十事，吕颐浩不悦，罢之。” [4]

（二）接收部门的阻抑

宋代皇帝出于对进言乱象的规整，对求言内容做了诸多限制，禁止投献诗赋、杂文和攻讦之语。同时对进言流程也严格把控，为了使臣民对自己的言论负责，登闻鼓院还设立了委保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打击了臣民进言的积极性。此外，对于臣民所上封事，会出现有关部门阻遏的的情况。淳化四年，通进、银台司多受四方章书而不报，这种情况在其别置局署之后才有所改善。宋仁宗皇祐四年，上言者甚少，为防言路有所阻塞，仁宗下令“閤门、通进银台司、登闻理检院、进奏院，自今州县奏请及臣僚表疏，毋得辄有阻留。” [5]钦宗靖康元年，布衣欧阳澈会陈奏安边御敌十策，然州郡未许发出，故无法向登闻检院投进。绍兴二十二年六月，宋高宗担心：“检、鼓两院近日绝少论利害文字，恐有阻遏。” [6]于是下令官员检查上报。绍兴三十二年，更明令禁止登闻鼓院不得阻抑进状。除了有关部门的阻遏，臣民封事往往会受到权臣当政的影响。太平兴国六年，当时卢多逊专掌大政，有司受群臣章奏，不先禀告卢多逊则不敢通报皇帝。韩世忠上书论不当议和，于是秦桧大恶之。此后韩世忠又上书直谏，力陈秦桧误国。若就此和议，国势将会萎靡不振。世忠此疏留中不出。他惧怕秦桧打进报复，于是自请求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世忠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 [7]此外，枢密副使王庶、枢密院编修官胡铨等人都因主战遭到罢黜。试尚书礼部侍郎曾开抗议权臣秦桧不当议和曰：“丞相今日不当说安危，止合论存亡尔。” [8]其言触怒秦桧，被罢出知婺州。后丁则、汪应辰、赵雍三人皆以论议和事忤逆秦桧，令其出知地方。当时的士大夫与秦桧有议论不和者，多奉祠里居，或侨寄他郡。

（三）看详机构的搁置

此外，看详机构对封事的搁置也是影响求言效果的又一重要因素。绍兴三十二年秋七月，雨水，飞蝗为虐，宋孝宗下诏求言，并令后省看详所上封事。但一个月过后，后省并没有呈奏皇帝。此次因灾求言效果可想而知。嘉定二年五月的旱灾求言，文献记载宋宁宗于次年五月才令后省条拣封事来上，而此时旱灾早已经消减。更有甚者是绍兴十五年四月的彗星求言，宋高宗于二十三年十二月才令检正都司官看详封事。此外，看详官在禀奏皇帝的时候也会有所限制，绍兴二十六年，中书舍人王纶以看详官所条具五事，其间只有一二之事为时政要务，其余皆以繁杂细务滥竽充数为由，请求高宗不为“五条之事”所拘，令看详官得以进言。

（四）皇帝个人意愿的主导

宋代皇帝诏求直言虽然有利于改变当下窘迫时境，但有时效果并不明显。对于进言的采用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愿主导。如宋徽宗时期的彗星求言，后又随着彗星消失而罢求直言。这显然仅仅是应对星变的救灾之举。此次求言因为时间紧促并没有起到实际效果。宋仁宗庆历二年也有罢求直言之举，时因边域危机诏三馆臣僚上封事。当时封章上书者，有请人代笔的嫌疑，或截取前代臣僚章奏，意图借上书之名希求恩赏。仁宗“诏无得更陈边事。如闻尚有诣阙者，其令禁绝之。” [9] 这种做法虽然控制了躁兢之风，但也阻绝了进言之路。

宋哲宗元丰八年和宋徽宗元符三年的下诏求言，由于党争的影响又对献言者加以迫害，这种做法不但没有起到虚以纳谏，改善时政的作用，还造成了臣民上书畏罪的心理。从“太学生陈东被杀一案”可以看出宋代皇帝对诏求直言的态度。宣和七年十二月，徽宗下诏罪己，令中外直言极谏。太学生陈东等和京师诸民伏阙上书，请复用李纲和种师道。刚刚即位的钦宗迫于压力采纳了建议，令李纲为右丞。靖康元年三月，钦宗采用陈东惩治六贼的建议，杀朱勔等人，并“命陈东初品官，赐同进士出身。” [10]后陈东多次辞谢不拜。宋高宗建炎元年八月，朝廷关于主战、主和争论不一，陈东再次上书乞留李纲而罢黜黄潜善、汪伯彦。由于陈东言辞激烈，宋高宗也倾向于主和派，在黄潜善的建议下，高宗杀上书太学生陈东和崇仁布衣欧阳澈。建炎三年二月，随着金人进犯泰州，宋金战争的加深，高宗重用主战派人士，罢免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并“赠陈东、欧阳澈承事郎，官有服亲一人，恤其家。”[11] 此时刚刚下诏危机求言，后同年七月，高宗到达镇江府，参知政事王绹对其言：此陈东乡里。高宗命人赏赐陈东家人钱物。此后，高宗也十分照顾陈东家人，绍兴元年曾赐钱五十万贯，并称赞其直言敢谏。

從宋钦宗到宋高宗时期，太学生陈东的命运一直随着宋金关系的转变而改变。先是被授官不拜，后在主和派的建议下惨被杀害，死后受到高宗的优待。这和皇帝的意愿及政局的影响有着莫大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35页。

[2] 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28页。

[3]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232页。

[4] 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68页。

[5]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帝系九之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214页。

[6]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100页。

[7]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677页。

[8]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329页。

[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五月丁巳条，第3260页。

[10] 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26页。

[11] 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61页。

作者简介：李潇阳，女，1994年1月1日，汉族，河南新乡人，硕士学位，河南大学，研究方向：中国史。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