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徽商崛起的缘由

朱一峰

摘要：徽商特指徽州籍商人，与晋商、甬商、潮商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商帮。徽商从明朝中叶开始迅速崛起，此后纵横明清商界长达三百余年，堪称富可敌国。本文将根据徽州地理条件、徽商文化精神、盐业政策等方面，探析徽商崛起的缘由。

关键词：徽商;崛起;文化;盐业

一、徽州地理条件的影响

（一）地狭人稠，穷则思变

徽州多山地丘陵，其自然条件不利于传统农业耕种。粮食短缺，时常困扰着徽州人的生活。同时，群山环抱的徽州，地理位置相对封闭，不易遭受战火波及。因此每逢战乱，这里便成为中原士民理想的避难之所。他们举家迁移至此繁衍生息。伴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地狭人稠的问题进一步突显。尤其是到了明代，该问题变得尤为严重。万历《歙县.货殖》云：“今邑之人众几于汉一大郡，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其口于四方也”[1]115。所谓穷则思变，面对这些不利条件，外出经商谋生便成了多数徽州人的选择。

（二）丰富的自然资源

徽州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地理环境，特别适宜林木、茶叶等植物的生长，自然资源相当丰富。聪明的徽州人懂得靠山吃山的道理。他们将木材、茶叶、药材等当地特产贩往它地，从而赚取丰厚的利润。徽州出产的文房四宝更是名满天下，深受文人墨客喜爱。徽商通过贩卖这些优质文具，不仅获得了财富，还一定程度上宣扬了徽州文化。

（三）邻近江浙市场，水陆交通便利

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徽州商人们手里有货，但要将这些货品销售出去，就首先要找到一个好的销售市场。富裕且人口稠密的江浙地区，对徽商而言，无疑是一个好的选择。我国从唐代开始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地处东部沿海的江浙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尤为迅猛。到了明清时期，更是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区域。令徽商欣喜的是从距离上看，徽州离江浙这片庞大的市场并不遥远。

销售市场有了，徽商接下要考虑货品运输问题，如何省时省力节约成本，将货品运达至目的地。徽州山道崎岖，“路皆鸟道，凿险缒幽”[2]6，陆路运输条件并不是特别理想。幸而徽州的水路交通相当便利。

徽商可借助新安江，抵达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新安江发源于徽州休宁，流经屯溪，歙县后进入浙江，是沟通安徽与浙江的重要航道。徽商沿着新安江顺流而下，经富春江，钱塘江，可直达杭州。这条水道被称之为徽杭水道。除此之外，徽商亦可经青弋江等水路进入长江，顺流而下可以到达南京、镇江、扬州等地，经京杭大运河沟通各地[3]85。

徽州邻近富裕的江浙地区，加之其便利的水陆交通，方便了货物的运输，为徽商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二、文化与精神因素的影响

（一）贾而好儒的徽商文化

徽州人的祖先不乏因躲避战乱而迁徙至此的名门望族或经学世家，族人大都信奉儒教。他们的到来，使儒学的种子在徽州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

宋代程颢、程颐及朱熹三位理学大家的祖籍就都在徽州。朱熹本人亦曾回乡讲学，在此广收门徒。程朱理学在徽州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乃至后来著名的“新安理学”，便在此地孕育而生。正是在这种浓郁的儒学文化熏陶下，徽州“崇儒重教”之风日盛，被称誉为“东南邹鲁”。

在这种良好文化风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徽商，其自身也带着那么点书卷气。即便日后混迹于商场，徽商对儒学的推崇之心依旧未改。徽州休宁人，清代大儒戴震对徽商评价道：“虽为贾者，咸近士风”[4]150。徽商虽身处商海，却也有士大夫的儒雅之风。可见，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的文化特色。

徽商的“贾而好儒”，使他们在日常商业活动中，往往以儒家的道德规范，来严格要求自己。故而徽商做买卖讲究诚信，不会因利而失义，建立起了良好的口碑。如著名徽商，有着红顶商人之称的胡雪岩，就一直以“戒欺”，“真不二价”作为自己的经营理念，方才铸就了百年老店胡庆余堂的辉煌。

儒商的形象，使徽商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认同感。为其商业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亦提供了不小的助力。

（二）徽商的骆驼精神

徽州民谣有云：“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人为了生存，年纪轻轻便外出谋生，学习如何做生意了。生活的艰辛与苦难，锤炼出徽商敢于冒险、勇于闯荡、勤勉奋进、坚忍不拔的个性品质。这些精神与“沙漠之舟”骆驼倒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徽商遂有了“徽骆驼”的美名。胡适先生曾在其同乡会上题词“努力做徽骆驼”，借以勉励同乡，宣传和弘扬骆驼精神。凭借着这股骆驼般的精神，使徽商在商海驰骋时，虽遇风浪，仍能长期屹立不倒。

三、盐业政策的影响

明代学者谢肇淛在其所撰的《五杂俎》中写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5]3，可见明代的徽商已颇具财力了。在徽商的四大行当中，以盐业居首。明代的盐法改革，给徽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促使其迅速崛起。

（一）开中制

盐关系到国计民生，它的产销通常会遭到官府的严格把控，禁止私人随意贩卖。明初，蒙古残余势力虽退居塞外，但仍不时南下侵扰，对大明边境构成威胁。鉴于这一情况，明政府于北方边境，先后设立了九个军事重镇，称“九边”。这些军事重镇有大量士兵驻防，军队开销巨大。尤其是粮食的供应及运输问题，对明朝中央政府来说，一直是个大麻烦。洪武三年（1370年），山西行省参政杨宪向朱元璋提出了实行“开中制”的建议，得到了朱元璋的支持。所谓开中制，简单来说就是商人代替政府，将粮草等军需物资，运往北方边镇。然后政府给商人发放盐引，作为补偿。盐引是取盐的凭证，商人可凭盐引到官府指定的盐场领盐，再到指定的区域销售，以获得商业利润。

在利益的驱使下，已有部分徽商开始奔赴九边，北上纳粮，从而走上盐业贸易的道路了。然而相较于晋商而言，徽商从明初“开中制”中，所取得的利益则要小得多。从地理区位因素来看，开中制的实施，对晋商而言是最为有利的。山西距离明朝北方边镇较近，方便粮食等其他物品的输送，可极大的降低运输成本，而这样的条件徽商是不具备的。

（二）折色法

到了明朝中叶，开中制已无法适应于时代的发展，其制度本身的弊病也逐渐显露了出来，盐法改革已是势在必行。明弘治五年（1492年），时任户部尚书的叶淇提议对原有的开中制进行改革，实行“折色法”。按照折色法规定，商人不必赴边纳粮，只需就近向内地各盐运使司，交纳相应数额的银两，即可换得盐引。折色法，大体上将原来的纳粮开中，转变为了纳银开中。

该法的颁布，让徽州盐商大喜过望。从此他们再也不用千里迢迢北上纳粮，直接向扬州盐运使司交纳相应银两，即可兑得盐引，销售获利。经营手段相较过去轻巧灵便，省去了舟车劳顿之苦，从繁重的运输作业中解脱了出来。

另外兩淮盐场产盐颇丰，所谓“两淮盐，天下咸”。徽州靠近两淮地区，水路交通便利。故而折色法的实施，使在内地经营盐业的徽州商人，拥有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反观山陕商人，他们虽因开中制而赚得盆满钵满。但伴随着盐法的改革，其原本的区位优势已不复存在。山陕商人要想继续业盐获利，只能被动地向两淮、两浙等地迁徙。

万历年间推行的纲盐法，以纲册的形式，使盐商数量固定了下来。名字在纲册上的人，才能拥有食盐专卖的特权，允许子孙世袭其业。册上无名的人，则无盐业经营之权。盐商对盐的经销，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垄断。徽商凭借着其在盐业经营中所处的优势地位，在纲册之上亦占有了先机。据万历《歙志.货殖》记载：“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6]21。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徽商执重商帮之牛耳，逐渐称霸于两淮了。

参考文献：

[1]李琳琦.论徽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安徽史学，2014（02）.

[2][5]庞利民.晋商与徽商[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7.

[3]葛剑雄.从历史地理看徽商的兴衰[J].安徽史学，2004（05）.

[4]刘艳琴.明代话本小说中的徽商形象[J].明清小说研究，2004（04）.

[6]朱宗宙.扬州盐商的地域结构[J].盐业史研究，199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