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黔桂三省区边侗族文化资本化传承路径探析

李俊杰 申雯清

（1.北方民族大学，宁夏·银川 750021；2.中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一、研究缘起：湘黔桂三省区边侗族地区文化传承与资本化的机理分析

湘黔桂三省区边侗族地区是指湘黔桂三省区交界的三省区坡山脉及其余脉绵延的地区。从广义范围来看，主要包括湖南省的通道自治县、靖州自治县，贵州省的黎平县、从江县和榕江县，广西自治区的三江自治县、龙胜自治县，从狭义上说主要以通道自治县、黎平县和三江自治县为主，这是中国南部方言侗族文化最为集中的区域。文章重点选取侗族文化最为集中的通道自治县、三江自治县和黎平县为主要研究对象，兼以研究从江县、榕江县、靖州自治县和龙胜自治县。湘黔桂三省区边7县共有汉、侗、苗、瑶、壮等各民族人口近220万，其中侗族人口约占54%，占全国侗族人口的41%，是典型的民族地区。湘黔桂三省区边区的侗文化底蕴深厚，已形成侗族大歌、鼓楼、花桥、萨堂等标志性的文化符号，有崇敬自然的哲学观、以歌养心的精神世界、深厚的家族文化、宽严有度的社会习惯法等文化禀性，极具传承价值和研究意义。然而，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在所难免，寻找适合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迫在眉睫。于是，文章将民族文化资本化作为文化传承的具体方式加以思考，以探讨湘黔桂三省区边民族文化传承与资本化发展路径。

（一）民族文化传承是文化资本化的先决条件

1.民族文化构筑民族发展的内在机制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社会成员所习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1]。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有别于他族的基本特点，集中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2]。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该民族世代相传的共识符号，是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形态[3]，体现着民族共同体的内聚与团结，构成了民族的深层心理，贯穿于整个民族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4]。民族地区的发展不能脱离民族文化的环境，民族的传统文化适应社会的发展，整合了社会的资源，是稳定现代社会的精神要素。

2.民族文化成为民族发展的重要资源

经济发展是各种要素创新组合的结果，而文化作为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自然资源与生产要素价值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核心环节，对经济发展起着或促进或中性或制约的作用[5]。少数民族群众作为特殊性的文化群体，虽在现代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但却可以结合自身特色，凸显民族文化，将民族文化作为一种经济符号进行运作，通过多元的现代消费形式融入现代经济之中，走出一条不同于优势群体的发展道路[6]。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民族文化作为一种潜在的稀缺性经济资源，通过文化传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因，为民族文化的资本化奠定坚实基础。

（二）民族文化资本化是文化传承的有效途径

当前，现代化、市场化、信息化、城镇化等的建设发展已经对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构成强大冲击力，并且大多少数民族群众缺乏传统文化的自我保护意识，传统民族文化的消失速度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尤其在消费时代下，民族文化成为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资源，甚至成为“引诱资本之物”，文化与资本的联系日益密切[7]。

资本是一种社会力量[8]。布迪厄从人类生命个体的角度来探寻知识资源和文化产权、资产的资本规则，提出文化资本论与符号资本理论，认为文化资本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关系与制度化的身份认同，兼具现实性与潜在性的资源活力与经济价值[9]。文化资本是指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积累，这种特殊的商品以有形和无形两种形式存在[10]。有形的文化资本往往存在于物质载体之中，如侗族鼓楼、风雨桥等，而无形的文化资本则存在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之中，如侗族大歌、侗款等[11]。民族文化作为民族地区的重要资源，其各个要素可通过适当的经济转换来体现自身价值，进而影响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实践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承的有效途径[12]。

（三）民族文化传承与文化资本化互动共生、相辅相成

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批以民族文化为收入来源的群体，形成了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实践活动，这不仅是民族社会的一种经济发展方式，也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一种传承和保护机制。通过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一方面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提供了物质保障；另一方面，更加激发少数民族群众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豪感，使其清醒地意识到自身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价值，从而增强了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和责任感，最终将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13]。反之，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发展是建立在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之上，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是文化资本化的必要前提和发展内容，优秀传统文化的顺利传承将极大地助推文化资本化朝更为丰富多元的方向发展。同时，民族文化的发展需注入现代的元素，在交流中汲取营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因此，民族文化传承与文化资本化在互动中共生发展、相辅相成。

二、问题提出：湘黔桂三区省边侗族地区文化传承面临的现实问题

很长时期，重山阻隔下的湘黔桂三省区边侗族地区曾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较少，是传说中“桃花源地”所在。然而，在现代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市场经济影响下，湘黔桂三省区边侗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不断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中小城市都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而农村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和追求现代生活的愿望驱使民族地区人们逐步改变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民族文化在现代文明冲击下正遭遇着民族文化根基被同化、传承主体流失、传承载体减少的多重困境。

（一）民族文化的根基被同化

据笔者在湘黔桂三省区边区入户调查的200份问卷统计而得，63%的人都认为所在地区的传统侗族文化只部分保存下来，仅37%的人认为保存完好。可见，传统民族文化的根基在现代主流文化的影响下不断被同化，甚至消失。

马克思曾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将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此处的“文学”与“文化”同义——引者注）。”[14]同化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主动同化是成员的集体放弃，而被动同化则是在成员没有选择权利的情况下，由强势文化逐步取代传统文化。目前，湘黔桂三省区边侗族地区的民族文化正逐步由被动同化向主动同化转变。传统社会时期的湘黔桂三省区边侗族地区，侗族文化是主流文化，外来文化虽有一定的传入但影响力较小。现代社会便利的交通环境在拉近乡村与城市距离的同时，也将多元的外来文化传播到边远的山区村寨。外来的商人将衣服、食品、日用品等现代生活用品带入了民族村寨，网络和电视向村民们展示和传播着现代的生活方式和技艺，外出务工和学习的人们将外来的思想观念带回了藏匿于深山的家乡。于是，传统的民族服饰被现代服饰取代，传统的低产型糯稻被现代的高产杂交水稻代替，传统的木质民居被现代的砖瓦水泥房替换，传统的侗款组织被现代的政府机构和法律更替等。在便捷的现代文明面前，民族地区人们对自身的传统民族文化显得缺乏自信，急于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以便尽快地融入到现代社会之中。

（二）民族文化的传承主体在流失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说到底还是人与人的传承。人是文化价值实现的主体，正是在主体的不断实践和反思中实现文化的价值[15]，民族文化正是在这种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和延续。民族地区的人们在长期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习得与环境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但据笔者在该地区的调查统计，对侗族传统文化非常熟知的仅占24%，比较熟知的占38%，一般了解的占35%，另外还有3%的人对传统文化完全不了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村社会，外出务工已经成为村民们主要生计方式之一。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村民们更为迫切地需要习得现代文化与生活方式，以适应外界的社会生活需要。随着外出务工经济的不断渗入，青壮年纷纷外出，民族村寨里大都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幼，传承民族文化的任务落在了老年人的肩上，他们大都年事已高，文化程度和精力有限，难以承担起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任。

（三）民族文化的传承载体在减少

民族文化的发展需要有承载的载体，这也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必要条件。对侗族社会而言，木质民居、鼓楼、风雨桥、侗款、侗族大歌都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如侗族鼓楼是情感交流的重要场域，侗族大歌是文化娱乐的精神寄托，侗族款约是社会运行的维系机制等。然而，这些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正逐渐减少。久经未修的鼓楼在风雨中老化，古色古香的木楼不见踪影，传统的侗族工艺无人可传，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也渐渐失去往日的魅力。现在的侗族村寨，接受现代教育是孩子的必然选择，外出务工赚钱成为年轻人的必由之路，他们对待传统民族文化的积极性日渐消减，从而直接导致民族文化传承载体的减少。

三、发展路径：整合侗族文化以实现文化资本化发展

约翰·贝利（John W.Berry）将文化的适应策略归纳为四种，即整合、分离、边缘化和同化。其中，实现文化的整合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类型，是将他族文化与本族文化在对比、甄别、筛选、改造、融入之后进行有机结合，这是一种主动的文化行为，主动地把他族文化整合到我族文化之中，而且他族文化通常都是先进的，能为我用的文化[16]。湘黔桂三省区边地区应以开放的姿态，在充分吸纳外来优秀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博采众长，从而实现侗族传统文化的整合发展。民族文化作为资本加以运作的实践始于市场经济的推动。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人文环境和基础，因此其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应是突显其文化特色的道路[17]。湘黔桂三省区边的民族文化具体可将侗文化向遗产资本、旅游资本、品牌资本、商业资本、节庆资本转化。

（一）遗产资本

亚里沙德拉·科瓦尔斯基认为文化遗产是在不断记录和保护的实践中被管理，这些实践不仅赋予了文化遗产的符号价值，更使其转化为经济价值成为可能。象征价值是在客观化的过程中，对文化遗产做适合物化的处理，同时也符合商品化的需求，这种价值生产模式称为文化资本化[5]。湘黔桂三省区边侗族地区文化底蕴深厚，是侗族南部方言的核心区域，也是侗族传统文化保存得最好、最完整的区域，文化遗产星罗棋布，共有25个侗寨村寨成功申报为世界遗产，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项（侗族大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项（侗锦、侗族木构建筑技艺、侗戏、侗族芦笙、侗族琵琶歌等）[18]，3个古侗寨、7座侗族鼓楼、4座侗族风雨桥被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0余项。[19]并且，这里也是红军长征的重要转折点，通过“通道转兵”和“黎平会议”，红军一步步转向胜利。湘黔桂三省区边这些宝贵的侗族遗产是侗族文化的智慧结晶，可将其符号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通过旅游业和文创产品的开发来实现在发展中保护传统文化遗产。

（二）旅游资本

旅游逐渐成为中国普通家庭的消费习惯。“越来越雷同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等都必然促进人们‘体验差异’的本能兴趣，旅游成了他们抗拒这种惯力的最强大推动力。”[6]同时，旅游业是民族地区资源优势转换和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产业，在增加收入水平、扩大就业和活跃乡村文化经济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20]。

图1 湘黔桂三省区边侗族地区旅游收入增长图（以三江、通道、黎平为例）

由于交通和地理经济条件的限制，湘黔桂三省区边侗族地区曾长期处于与外界封闭的状态，从而使得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保存十分完整而丰富，这对于外界游客来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湘黔桂三省区边侗族文化虽有共性，也各有千秋，贵州的侗文化以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为最，广西的侗文化以雄奇典雅的鼓楼、风雨桥等侗族特色建筑称奇，湖南的侗文化以迥然各异的节庆活动、民俗风情称雄[21]。这些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都可以合理地转换为旅游资本进行开发和完善。并且，从地理位置来看，湘黔桂三省区边侗族地区南接珠三角地区，东靠长江中游城市群，有明显的区域优势。在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机场交通线带动下，游客络绎不绝地前往湘黔桂三省区边侗族地区旅游。如图1所示，三江、通道和黎平的旅游收入增长都相当迅速，其中三江的增长量最高，旅游业已成为当地的支撑产业。湘黔桂三省区边各地区政府也相继出台了推动文化旅游发展、实施旅游振兴的计划，如通道自治县积极申请非遗侗寨，并提出建立世界非遗侗寨民俗风情长廊和原生态侗族文化保护区的方案，黎平县提出加快建设百里侗寨示范带，设计“百里侗寨踏歌行”旅游路线，努力打造“侗都黎平·颐养胜地”的文化旅游品牌。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展现独具特色的传统民族文化最为关键，这种差异性不仅展现在旅游景点的外观上，更体现于形式各异的民风民俗中。因此，在民族文化转化为旅游资本的过程中势必要注重对民族地区特色传统文化的挖掘和保护，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打造各具特点的民俗风情游，实现差异化发展。

（三）品牌资本

民族文化品牌是把某一特色的民族文化特质作为某种产品或服务的象征性标志推向市场进行销售。树立品牌能增强民族文化的竞争力，避免雷同和模仿。民族文化成为品牌资本的核心仍是其独特文化内涵，即其蕴含的深刻价值内涵和情感寄托。民族文化品牌化大致可分为三类：（1）围绕民族传统节庆活动，如侗族的萨玛节、合拢宴、吃新节、侗年； （2）围绕民族历史传说人物，如侗族的萨天巴，珠郎娘美等人物；（3）围绕民族传统艺术或工艺，如侗族大歌、芦笙、鼓楼、风雨桥、侗布、侗锦。湘黔桂三省区边侗族地区在开发民族文化资源时，可朝着民族文化品牌化的方向发展，将侗族特色的民族文化融入现代元素，充分开发相关文创产业，拓展商品市场的销售渠道，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将民族文化转换为品牌资本。如侗族大歌目前已经成为侗族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侗锦、侗布作为侗族特色服饰，现已形成了侗品源、呀啰耶、梭说等品牌。然而，湘黔桂三省区边目前尚未形成有较大影响力的品牌，这是今后需重点培育的内容。

（四）商业资本

传统的侗族民族文学、戏剧、歌舞和工艺品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都可朝商品化和市场化方向进行合理转化，通过网络、音像、电影、广告、图片等传播载体走入市场，形成民族文化商品，成为文化附加值较高的商业资本。如今，民族地区的音乐歌舞、戏剧、文学市场化推进速度相当迅速，如侗族大歌自1986年在法国巴黎金秋艺术节亮相以来，迅速成为侗文化的代表符号，2009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于是许多侗族歌队开始在各大舞台登台表演，并形成相关的商业组织和商业产品。民族文化成为商业资本的另一个发展方向是民族传统手工品的商业化。民族传统手工艺品发源于传统农耕社会，是民族记忆和生活形态的生动展现，但民族工艺品大都是传统纯手工制作，耗时耗力，于是人们开始选择使用便捷廉价的现代产品而逐步抛弃了传统手工艺品。在民族地区的调查中发现很多优秀的传统民族工艺因后继无人而消失，这对民族文化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损失。因此，对民族艺术进行商品化转化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是传统文化在商品市场化浪潮下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途径之一。如传统的侗布制作基本是为满足自身的生活所需，整个制作过程全靠手工完成且十分繁琐。传统时期，人们一般是在秋后收完稻谷的农闲时节开始制作。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纯手工制作的侗布侗锦因其简单大气且极具民族特色而深受游客的喜爱，销量和价格十分可观。如贵州黎平的肇兴侗寨一年四季都在进行侗布的制作和展演，湖南通道的文坡侗寨成为侗锦传承基地，每家每户的妇女每天都在自家的织布机上忙碌着，侗布侗锦的制作时令虽在改变，但这种传统的制作工艺却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得以保存和延续。

（五）节庆资本

民族传统节庆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生活路径的真实反映，展现了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集体记忆，开发民族节庆有利于挖掘传统民族文化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22]。湘黔桂三省区边区民风淳朴，历来节庆众多，包括岁时、宗教、人生礼仪、娱乐休闲等多方面的庆典，可谓是“大节三六九、小节月月有”，如表1所示，可充分利用这些节日庆典符号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其实，在节庆期间进行相关商贸活动的现象很早就有出现，但有意识地开发利用节庆的象征资本却是现代化的产物。目前，很多民族村寨都以传统节庆为契机，在热闹的节庆氛围中宣传村寨的传统民族文化、出售一些民族手工艺品，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外来商人和游客，起到“招商引资”的作用。如湘黔桂三省区边区的侗族都有祭萨的传统，每逢祭萨之时，全村寨的男女老少都着盛装参加。然而接受了现代主流文化思想的年轻人对这项节日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大幅下降。但最近，随着民族村寨旅游的兴起，外界游客和学者对神秘的祭萨仪式充满好奇和关注，很多村寨又开始隆重地举行祭萨仪式以吸引大众的注意。虽然越来越多的民族节庆被地方所“征用”，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虽给村中的治安和环境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但从总体来看，在保持民族文化内涵和特质的前提下对传统节庆进行重构和创新，形成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节庆，也不失为是传承民族文化、拉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23]。

表1 湘黔桂三省边侗族地区节庆一览表

四、保障机制：湘黔桂三省区边、内部协同发展与外部条件完善

（一）注重民族人才培养，提高行动者可行力

在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实践中，作为行动主体的人的可行能力是最具建设性的因素[17]。处于发展边缘的民族地区如果一味复制发达地区的发展道路，就永远追赶不上它们前进的脚步。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一方面需要加强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巩固提升，另一方面还需要结合地方传统知识、利用社会文化各种资本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同时，这些包含民族地方性知识的人力资本价值也可通过民族文化资本化这条途径来发挥价值和意义。首先，需提升湘黔桂三省区边侗族居民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度，能熟练地掌握本民族本地区的地方性知识；其次，提高民族居民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对现代文明有所了解和学习；最后，加强对民族居民的民族文化专业化培训，对有传统工艺基础的村寨进行传统工艺的创新改造培训，如怀化学院组织的侗锦织造技艺、侗戏培训班，对有旅游资源的村寨可建立起一支优秀的民族文化导游队伍、一支深谙民族艺术的表演团队等。

（二）建立制度激励机制，实现内部协同发展

地处西部地区的湘黔桂边区因区位条件限制，对外寻求与相邻区域的合作，扩大整体竞争优势，是湘黔桂边区文化传承与资本化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湘黔桂三省区边侗族地区地跨3个省级行政区，包括7个县级行政区，行政区划的分割和各地区的“地方本位”成为阻碍。目前该区域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地方保护主义”现象较为普遍，存在文化产业同质化严重、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等问题。构建湘黔桂三省区边区的协同发展，形成统一的市场和供应链，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民间组织为辅助的协作机制，是保障民族文化顺利转换为资本、实现传统文化传承的必由之路。

1.政府牵头搭建协作平台，形成统一的市场和供应链

可由中央和省级部门牵头对各个县级部门进行统一规划，成立专门的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各个县级部门积极配合，再给予配套的财政支持和专项建设体系。跨省协作的实现需要提前建立起相关的合作规定，如设立湘黔桂三省区边协同发展试验区，成立专门的试验区管委会，管委会主任由各省轮流担任，共同决策；试验区内可形成独立的财政税收，对GDP和财政税收等项目既有自己的独立统计，也需平均后分别纳入各省的统计；湘黔桂三省区共同设立投资开发公司，各方按一定的比例出资等。关键点在于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力量，这也是协同机制形成的根本动力。边界统一市场是以若干行政区的经济分工和利益互惠为基础的宏观调控机制，有利于破除边界区域经济分割和封锁[26]。

湘黔桂三省区边侗族地区的文化资本化协同合作重点可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第一，实现差异化发展，错位式打造大侗族文化旅游区。应组织民族学、旅游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对湘黔桂三省区边侗族地区的特色侗族文化作深入调研，推选出各地最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以作为该地的标志性旅游项目，充分利用当地现有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铁路、国道、省道和乡道等基础交通环境，对湘黔桂三省区边侗族旅游圈做合理的设计与规划，建立错位式、差异化的侗族文化旅游圈。第二，建立统一市场，互补式发展各地优势产业。各县分别形成各自的特色产业，而周边各县辅助其发展。根据不同地区产业发展的不同状况分别实行齐头并进式和上下游协作式两种发展模式。针对具有地方特色优势的产业可采用齐头并进式发展，相似企业可在竞争中获得生机与活力，形成集群效应，而对于发展程度不一的地方产业，可采取上下游协作式发展，由生产力水平相对劣势的地方企业提供原材料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负责深加工，进而形成侗锦、茶油、茶叶、中药材和特色水果等多重互补性产业链，避免恶性竞争。如通道文坡村的侗锦较为出名，在非遗传承人粟田梅的带动下，全寨的妇女都能织得一手好锦，该村现已与湖南大学合作形成“梭说”这一文化品牌，并设计出围巾、床单、枕套、包包等精美的工艺品，价格不菲，供不应求。未来可考虑培育周边村寨的绣娘加入其中，融合集体智慧，形成完整的供应链，推动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转化。

2.民间组织参与协作发展，建立互信互惠的发展关系

民间组织是推动湘黔桂三省区边文化资本化发展的重要推手。从外部环境来看，由于地缘相邻和传统民族文化相似，当地群众自古以来就有贸易、联姻和娱乐活动的往来。如对唱侗歌和跳多耶是三省区边侗族居民的传统习俗，每逢村寨有重大节庆活动之时就会邀请周边村寨的歌队前来参加。目前，已经形成湘黔桂侗族村寨联合申遗组织、湘黔桂大戊梁歌会、湘黔桂三省区坡联合调解工作站等民间组织，具有一定的协作基础，未来可继续加强合作，建立互惠互利的发展关系。从内部组织来看，湘黔桂三省区边也有功能完备的民间基层组织来推动文化传承与资本化，如在侗族村寨流行成立的老人协会。协会成员主要为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或是普通村民、或是退休干部、或是巫师和鬼师等，他们不计报酬地为村民服务，在村中有较高的威望。每逢村中发生大事或有矛盾纠纷时，老人协会的成员会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议，劝解调和村中矛盾纠纷。在民族文化资本化的进程中，可充分发挥这些民间组织的协调作用。

（三）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保存特色的文化资源

文化生态是一种历史过程的动态积淀，是社会成员所共享的生存方式和区域现实人文状况的反映[27]。设立湘黔桂三省边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可对区域内有代表性的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如景色优美的三省区坡山脉可作为自然景观的保护对象，造型各异、韵味丰富的风雨桥和鼓楼等木质建筑可作为物质文化景观进行分类，天籁之声的侗族大歌、安定秩序的侗族款约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存。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关键在于将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源等进行合理的配置和组合。湘黔桂三省区边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不仅应对本区域的传统文化进行有效保护，更应对各种文化事项进行组合布局、分类统筹保护，在区域内形成紧密相连而又各有特点的动态文化圈，为民族文化资源顺利转化为遗产资本、旅游资本、品牌资本、商业资本、节庆资本做铺垫。

（四）完善外部交通条件，助推文化资本化的实现

完善的外部环境能为湘黔桂三省区边的文化传承与资本化发展营造良好的条件。区域空间经济系统中需要建立基础设施支撑系统，其中包括交通、通讯、进入和贸易流通体系等，特别是需要强大的束状交通运输体系作为基础条件[28]。目前，湘黔桂三省区边侗族地区有包茂高速（G65）、厦蓉高速（G76）、松从高速（S51）、黎洛高速（S51）四条高速公路，贵广高铁线和焦柳线等彼此相通，且有黎平机场对外交通。联动湘黔桂三省区边侗族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已经基本形成。但湘黔桂边区内部彼此之间的道路建设仍急需完善，如黎平至靖州段的“断头路”，黎平段修通了，靖州段却迟迟未开通，待到靖州段即将修通之时，黎平段路面又被修建高速公路的大车压坏而无法正常通车，于是短短十几公里的县级通道始终未能全线畅通。因此，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完善区域内的交通条件，建立起经济与文化互动的交通经济发展带，是实现湘黔桂三省区边区文化资本化发展的外部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