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体时代民族学期刊的发展理路及创新路径

王华菊

（郑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郑州 450000）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生活数字化、知识信息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特别是自媒体的盛行，BBS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快速地成为个体化、大众化、自主化的信息传载工具，进入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交错融合的“融媒体时代”。《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2019）》首次给“媒体融合”下定义，即“在数字化技术的驱动下，一切传播信息的载体，包括网络、通讯、媒体之间在技术、产业、组织、规制等方面的融合”[1]。与传统期刊的传播方式相比，立足大数据平台的“媒体融合”，可以充分利用电子网络等新型社交媒体，实现多方位、流动性、弥散性的传播与扩散效应。“媒体融合”为传统期刊与读者交流、互动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一方面，期刊利用各种新媒体技术将内容在最大限度上展示给读者；另一方面，读者利用灵活自由的自媒体平台，即时快速地将创新性内容进行分享，获得评价、认可、援引或修改反馈[2]。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2017年公布了第二批学术期刊目录，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我国公开发行的各类期刊量已达到1万多种，其中学术期刊为6千多种，民族学期刊只有40多种，在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仅仅占约1.4%[3]。对处于弱势位置的民族学期刊而言，“融媒体时代”不仅是机遇，也意味着严峻的挑战。传统民族学期刊囿于出版周期长、受众群体单一，辐射范围受限及传播效度低下等客观因素，在面对媒体融合发展趋势时表现出更多的滞后性，如民族学期刊网页更新迟缓、APP数量少、民族学微博开通率几乎空白，即使开通关注度也较低等情况非常普遍。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4]因此，民族学期刊如何传承民族文化，为国家民族区域治理提供知识增量，并最大限度地提升自身学术影响力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贵州民族研究》是贵州省民族研究院主办的民族学综合期刊，创刊于1979年，至今已经40周年，是我国民族学核心期刊之一，是民族学知识储存以及民族学学术研究传播和交流的重要载体。以《贵州民族研究》为对象，纵览该刊40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让我们对民族学期刊发展的基本规律、演进路径和普遍问题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更为有效地探讨在媒介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民族学期刊应该何去何从。

为科学评价《贵州民族研究》的知识构成以及在民族学研究中其起到的作用，本文借鉴国内外社科学术期刊评价的相关指标，从该刊的论文、作者、机构、栏目设置、选题、研究热点等内部因素以及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外部因素两个维度来厘清该刊的发展理路，反省其现存的缺憾短板，为民族学地方性学术期刊的特色化转型提供创新性思路，并尝试探讨在多种传播途径融合背景下，传统的学术期刊应如何适应新环境，面对新机遇，迎接新挑战。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源，检索方式为：来源刊物=贵州民族研究，检索的论文发表时间区间为1979年至2018年，最后检索时间截至2018年12月31日。检索的结果经过人工对照筛选，排除了投稿须知、学术人物介绍、会议通知、贵州民俗介绍等非学术性论文，最后得到8605份有效分析样本。本文主要从文献数量与论文主题的变迁、作者、研究机构及区域分布、基金论文比等方面对该刊载文进行计量分析。同时对该学术期刊的影响力进行评价，评价的指标包括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它们综合反映了学术期刊的影响力水平。

二、期刊载文分析

（一）载文量与基金论文比率

载文量是指某一期刊当年刊载的全部论文数量。载文数量可直观地反映出期刊传递信息量的大小，是衡量期刊吸纳、传播信息、情报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基金论文比率是某期刊在指定时间范围内发表的受到各类基金资助的论文占当年全部载文文献的比例[5]。由于研究基金的资助课题具有明确的导向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前研究的重要关注点，期刊的基金论文比率越高，表明该期刊能够紧跟当前学术界热点话题，发表的论文时效性较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往往其所产生的的社会影响力也就越大。

《贵州民族研究》创刊于1979年，截至2018年12月，累计出版文献共8605篇。图1和图2分别为创刊40年来年该刊发表的文献量及基金资助文献年度分布图。

图1 《贵州民族研究》年度载文量

图1显示，该刊40年间总发文数量是8605篇，年平均发215篇，其刊载信息量非常大。在2000年之前，该刊的发文量不高，平均每年在100篇左右。2006年以后，随着我国民族学期刊发展日趋完善，该刊发文量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呈上升趋势。近五年来，随着我国边疆民族问题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迫切关注的热门问题，民族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随之扩展，该刊每年发文量提高到600篇以上，这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的容载量和时效性，成为民族学领域研究成果展示和信息交流的重要平台。

图2是《贵州民族研究》每年载文中受各项基金资助的论文数量及其所占比率。基金项目一般都是经过各科学基金组织严格评审才批准的科研项目,代表着本年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其成果相对一般研究成果具有更大程度的创新性和学术性。

图2 《贵州民族研究》年度基金资助文献量及比率

图2显示该刊40年间基金论文总发文量为2965篇，平均每年基金发文量为74篇。如图所示，基金发文比率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在2000年之前，基金资助论文寥寥无几。从2010年开始，发表的基金论文数量逐年上升，基金论文比率大幅上升，从2010年的36%跃升到2018年的59%，超过同时期民族学类其他期刊平均基金论文比52%。特别是近5年每年基金论文比率均达到60%，这表明该刊非常重视基金论文的发表。

民族学学科研究基础相对薄弱，其研究产出与国家基金的投入与支持密不可分。近几年，各类基金对民族学研究特别是西北、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者及项目资助数量都在逐步增加。例如，国家社科基金对民族问题研究领域的资助项目在2001年仅为36项，此后逐年线性增长，2018年增长到207项，且注重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每年的西部项目中也有大量的民族学课题，是该刊载文的主要资助基金。这些基金资助的成果最终体现在基金论文的发表数量上。该刊40年来刊发的基金论文涉及到国家级和省部级基金种类共20多种。表1列出发文量排名前16的基金名称。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论文数量占据绝对优势，高达947篇，占全部基金论文发表量的70%以上。其次，还有一些省市以及学科专项基金项目也占据重要分量。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等也是该刊重要的资助基金，表明《贵州民族研究》已成为刊发国家重要科学基金论文的重要期刊。

表1 《贵州民族研究》论文数量前16名的基金名称

（二）期刊载文的作者、研究机构及地域分布

期刊载文的作者分布，及其所属的研究机构和地域分布，有助于了解期刊的稿件来源、关注群体及辐射范围。普莱斯是著名的文献计量学家,他在其代表名著《小科学，大科学》中指出，在同一主题中，半数的论文为一群高生产能力作者所撰，这一作者集合的数量约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6]。其提出“高生产能力作者”这一概念，可用于衡量各个学科领域文献作者分布规律，找出在某个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较多、影响力较大的学者。

图3显示的是发文量前30名的高生产力作者，苏太恒、覃敏笑、颜勇、黄才贵、陈国安、余宏模等为主要的高生产力作者。追踪这些高产作者所属单位和区域，他们大部分来自民族院校或民族研究院所，从事民族学专业的教学、研究工作。随着对某类问题的持续性研究，高产作者有潜力形成核心作者群。

图3 《贵州民族研究》发文量前30名作者及单位

当然，评价作者的贡献，除了发文量的多寡这一标准之外，在文献计量学中，对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贡献力大小也是一项重要的考评标准，而这通常是根据被引用量这个客观指标来测量的。论文被他人引用的数量较多往往代表着该论文具有较高的质量，因此具有较高的被引量的作者也应被纳入核心作者的范畴，其对学科的影响及民族学期刊的发展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图4给出了《贵州民族研究》被引用数量前18名的作者，罗永常、董家丰，刘建平、邹渊等作者虽然发文量不是最多的，但发表的论文被引用次数多，影响力大，对期刊的贡献力也很大。

图4 《贵州民族研究》高被引量作者

期刊载文的来源机构是指作者来自哪些研究机构，通过期刊载文的来源机构分析，可定位期刊的主要辐射范围。表2列出了《贵州民族研究》发文量前30名的研究机构。总的来说，该刊的发文机构主要以西部省份的民族类高等院校和民族学研究院所为主。表2数据表明，四川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等位于西南地区的综合性重点高等院校和贵州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民族类院校是主要的发文机构。其中，贵州省内贵州民族大学作为本土院校，其发文量高居榜首，达到328篇；四川大学作为西南地区民族学研究的重镇，发表量位居第二；贵州省民族研究院（原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作为民族学研究的专业机构，民族学科研实力强，发表量位居第三这些院校和科研院所拥有专业的民族学研究队伍以及较强的研究实力，成为该刊发文的核心力量，反映了该刊的学术定位及发文导向。

表2 《贵州民族研究》发文量前30名的机构

当然，从发文机构的地域分布来看，1605篇文献来自贵州省，占总数的18.65%。贵州省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本身拥有得天独厚的研究优势，因此该刊也成为本省民族研究学术成果展示和交流的主要阵地。其次，四川、北京、湖北、重庆、云南、陕西、湖南等地区的发文数量也位居前列，这些地区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地区或者中西部地区，是我国民族学研究非常活跃的区域，也是该刊辐射的主要范围。东南沿海地区发文很少，该刊没有收录港澳台地区机构发文。通过发文机构的地域分布情况，可管窥我国民族学研究地域分布的不平衡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贵州民族研究》发文的地域分布有所改变，出现了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位于东部省份的重点综合性院校，其影响力已经开始向中东部区域扩展。随着国家和社会对民族问题的关切和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民族研究的机构分布将突破民族地区限制，向非民族地区乃至全国不同地区不断扩散，该刊的载文作者分布及地域分布变化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势。

（三）期刊栏目和研究热点

在学术期刊质量评价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学术期刊的内容构成，即期刊的知识生产环节。民族学期刊需要对新时代民族学学术研究的重点、热点和前沿问题具有高度敏感性，能及时捕捉并预测本学科发展动态和前沿问题，并通过组织学术议题的内容生产为知识供给提供素材，从而抢占学术热点的优先刊发权。期刊内容构成可通过期刊栏目分布一观端倪。

40年来，《贵州民族研究》的栏目设置几经变化。在2005年之前，由于发表的论文较少，期刊还没有走向规范化管理，有一些栏目不够具有学术性，如贵州学人风采、贵州民族知识集锦，这些栏目逐渐被民族文化研究、民族教育研究、民族经济研究、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历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等栏目取代，在内容和知识分科方面也更加精准和有区分度。近10年来，随着期刊的专业化发展，该刊栏目的设置越来越专业化，基本上囊括了民族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图5 《贵州民族研究》栏目分布

除了期刊栏目设置之外，期刊的知识供给还可从论文的研究主题中查探。论文的关键词能够精确地概括研究主题，而基于关键词的语词共现分析技术能较好展现某个领域内研究主题的整体结构、发展脉络以及演进态势。在期刊的载文主题研究方面，我们将从知网中收集到的8605个文献样本中的关键词筛选出累积频次≧10的关键词，使用Citespace文献分析软件进行关键词共现矩阵分析，绘制出关键词共现图谱，追踪该刊载文的研究热点及知识结构。由图6可以看出，《贵州民族研究》载文的热点集中在权利主体、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核心关键词。权利主体作为图谱中最大的节点，出现的频次高达299 次，是民族学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关键词。此外，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贵州省以及布依族、土家族等也属于重点关键词，构成该刊的主要研究内容。

图6 《贵州民族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7 《贵州民族研究》载文高频关键词

三、期刊学术影响力研究

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是指期刊所刊载的论文在一定时期内对相关领域研究及社会应用方面所起到的成效，是对期刊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评价。美国情报学家E.加菲尔德的引文分析理论认为评价期刊的影响力主要采用两项评价指标：被引频次、影响因子[7]。这两项评价指标值可以从不同角度衡量期刊发表的论文被其他刊物引证情况，体现着期刊的论文质量和学术水平，以及其在整个学科研究中的活跃程度与重要地位。

（一）被引频次

期刊被引频次是指期刊登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次数。如果一篇被引频次高，表示该论文在一个时间段内被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广泛关注讨论，说明该论文研究的话题是领域内重要问题，且该论文的学术质量较高，对同行的影响较大。此外，一些基础性的研究文献通常引用量较高，其在整个学科知识累积进步的过程中起到奠基作用，对后来研究者的贡献较大。期刊总体论文被引证情况是一个客观指标，这一数据可以展示该刊发表论文在同行学者研究中的受重视程度以及在学术交流中的影响力，是学术期刊重要的评价指标之一。

表3列出了《贵州民族研究》从创刊至今40年的总体引文数据，总载文量为8605篇，其中，被引用的文献达到5978篇，引用率是69.47%，比例非常高；总被引次数是36757，平均每篇被引量是6.15次，篇均被引次数较高；在总被引量中，主要来源于他引，总他引次数为35772次，篇均他引次数为5.98，说明该刊论文被业内同行专家引用较多，影响和传播的范围较大。

表3 《贵州民族研究》1979年-2018年引文数据

表4是2012年知网发布国际影响力评价数据以来的国际引证数据，分别从国际被引篇数、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国际他引影响因子，以及国际影响力指数四个指标来看《贵州民族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数据显示，该刊的国际影响力指数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总被引篇数在逐步提升，说明该刊发文有较高的研究深度和理论创新，刊载论文产生的知识影响力较大。

表4 《贵州民族研究》2012-2017国际影响力

除了期刊总体引证数据，还需要关注单篇论文的被引用频次。追踪对期刊有高度贡献力的高被引文献，可探查哪些主题是民族学领域内的基础和热门选题，这些论文原创性和理论价值较高，同时可定位哪些作者发表的论文学术水平和文章的质量较高。表5统计了创刊以来《贵州民族研究》被引用次数最高的10篇论文及其作者、发表年份、被引频次、下载次数。这些文献基本发表于2000年以后，被引用频次最高达到204次，被下载查阅最高达4898次，影响巨大，奠定了该刊民族学研究的知识基础，其所讨论的民族村寨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构成了当前民族学研究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

表5 《贵州民族研究》被引量前10名的论文

（二）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是由E.加菲尔德于1972年提出的，指期刊最近两年所发表论文的篇均被引率。具体计算公式是：影响因子=期刊前两年发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总数。与被引频次指标不同，影响因子是一个相对量，它去除了期刊载文量的基数影响，可相对公平地评价比较不同期刊的影响力。因此现已成为国际各领域通行的评价期刊的重要指标之一，它不仅是一种测量期刊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指标，而且是测量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通常来说，期刊的影响因子数值越大，其学术影响力也越大。

根据统计源的不同，影响因子又分为复合影响因子和综合影响因子两类，二者都是测量期刊影响力指标，因此我们可以综合地利用两个指标数值来评价期刊影响力。

表6 《贵州民族研究》2011-2017年影响因子

表6显示， 《贵州民族研究》的综合影响因子、复合影响因子总体上呈增长态势，分别从2011年的0.416和0.218分别上升为2017年的0.605和0.493。说明该期刊在民族学研究中处于重要地位，发表的学术论文质量较高，在民族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不断提高，学术辐射力不断扩大。

四、民族学期刊与媒体融合的创新路径

纵观《贵州民族研究》40年来的发展历程，期刊的学术化，规范性不断增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投稿，所刊载论文涉及到的领域日趋多元化、研究也在愈发重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结合，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同时，该刊提倡跨学科研究，涉及政治学、民族法学、民族教育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族历史等二十多个专业和学科的交叉研究。载文内容囊括民族学界关注的主流话题，在民族学同类期刊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为中国民族学尤其是西南地区民族学研究提供丰富的智识资源，充分促进了民族学学术共同体内的交流沟通。

当然，从该刊作者分布及地域分布的数据中可以看到民族学研究的不均衡问题比较凸显。研究的作者和机构主要集中于西南地区以及其他边疆民族地区，而整个东部以及中部地区对民族学研究不太关注，参与感较弱。在融媒体时代，作为传统纸媒的《贵州民族研究》在应对信息化电子化快速传播的现实中，反应比较滞后。站在国家全局发展的高度，结合当前融合媒体的现实，民族学期刊需要推动期刊媒介融合的创新路径，推动期刊获得更好发展。

（一）利用多种媒介，提升学术期刊的传播力

《贵州民族研究》的推送方式是每月出版一期，以纸质版发行为主，信息传播方式单一，特别是针对时效性强的社会热点、理论问题的捕捉往往比较滞后，无法满足知识传播更新的速度。而新兴媒体传播的效率之高、传递的信息数据资源之广、信息含量之大，为传统期刊发行方式所不能及。虽说以传统方式发行的民族学期刊具有学科性专业性强、受众群体较为稳定等特点，但是在融媒体时代其必然面临新媒体的冲击。为了生存和发展，民族学期刊必须适时地做出调整和改革，紧跟时代步伐，才能实现快速多渠道的传播科研成果的目标。具体来说，该刊可以通过专业网站、微博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多渠道开辟即时期刊论文快讯与订阅服务，让读者第一时间接收到最新鲜的论文资讯。同时，亦可借助计算机、手机等通讯设备，给作者与读者随时随地阅读提供便利方式，增加期刊文献的阅读量，实现以学术文献推送向多点、多载体推送转变，增强期刊影响力，扩大受众群体。

（二）突出选题特色，提高期刊学术质量和影响力

学术期刊必须定位清晰、目标明确，特别是栏目和选题需要突出自身特色，形成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期刊风格，力图在民族学期刊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不断拓宽自己的发展空间。《贵州民族研究》内容定位于少数民族问题，其选题也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迁移，由早期关注民俗文化、民族理论、语言文字等逐渐转向民族地区扶贫、民族区域治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实践问题。但目前的栏目和研究主题尚比较宽泛，应紧密结合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导向，聚焦于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议题上，发掘有潜力的研究热点，组织和策划一些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专题论文。可以说，只有聚焦有特色的选题，在学科交叉或综合方面下功夫，才能吸引专业化精深的作者和读者，形成稳定的优质稿件的来源库。具体来说，《贵州民族研究》可以通过设置专栏的形式，精准约稿，定向组稿，邀请国内知名研究院所合作，引导相关专题研究不断聚焦和深入，使民族学研究向着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不断提高学术影响力。

（三）创新多种学术交流模式，促进编、读、写三方互利共赢

多种媒介的可及性对学术期刊的发展来说是难得的机遇。大数据平台、微信即时通信、微博多点转发等新媒体的优势极大地拓展了学术期刊的交流方式。学术期刊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定位作者信息及研究取向，同时可以了解读者的阅读偏好，使得编辑、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更加频繁。

《贵州民族研究》应加强编者和读者的沟通交流，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了解读者的需求，改革文献推送的方式，实现对读者特别是潜在用户的精准化服务。同时，应密切期刊编辑、审稿专家与作者的联系。传统的联系方式主要是电话、邮件，存在着联系不便捷、反馈不及时等缺陷。在媒介融合趋势下，《贵州民族研究》应开通更为便捷的微信公众号，方便作者时时查稿、专家在线审稿，最大限度地实现专家、编辑与作者的多元互动。此外，期刊要大力推动数字出版产品走出去，规范期刊论文的关键词及其英文翻译，增加网络平台可搜索渠道，提高国际国内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总之，《贵州民族研究》立足西南民族地区实践，重视本土少数民族文化民俗研究，同时积极关注国内其他区域少数民族相关议题，为民族学专业的知识生产以及交流传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融媒体时代，作为有代表性的民族学期刊，《贵州民族研究》更需要把握机遇，面对挑战，从网络平台建设、大数据技术分析、精准推送体系构建、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等多维度、多方面入手，实现学术期刊融媒体路径的创新发展，提高期刊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把握发展良机，推动“井喷式”的文化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