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设计从城市设计开始—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名誉院长、总建筑师崔愷

■ 本刊记者 高 磊

第六期中间思库结业座谈，执话筒者为崔愷

记者：作为业内极有影响力的一位建筑师，您怎样理解建筑师在城市设计和城市建设中的角色？

崔愷：建筑师是城市和社会的观察者，建筑设计离不开城市、历史、环境和生活于其中的人。建筑设计不应过于主观，建筑也并非脱离场地的独立存在。建筑师不仅仅要满足政府对城市更新的要求，还要考虑社会生活能不能因为建筑师的工作和研究而有所改善。建筑师的工作，不是简单地设计一栋建筑，还要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为人营造生活场景。建筑设计能力的强弱也是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强弱。

对建筑的想象，首先要基于对生活的想象，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才是决定建筑场所多样性和城市情景丰富性的根本力量。对于建筑师而言，观察、分析城市生活中的各种社会现象，理解其在社会心理学上的意义，能促进建筑师营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城市空间，让城市变得更美好。在设计中引入城市生活，设计成果就更为生动，与生活更加贴近。好的设计师，一定是用作品展现文化积淀和专业素养，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社会、推动进步。

中央城市工作会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景正逐渐改变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负责任的建筑师身体力行，致力于重塑城市肌理、唤醒城市“乡愁”，这其中就有崔愷院士和他的团队。近日，笔者专程采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名誉院长、总建筑师崔愷，听分享、话思考。

记者：作为业界的领军人物，在繁复的工作中，您努力探索拓展建筑师工作的内涵和外延，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其中，“中间思库”活动产生了很积极的社会影响。能否请您介绍相关情况？

崔愷：“中间思库”最初是我和院里几位建筑师提出的一个想法，想做一个研究式的设计培训课，主要面向即将步入建筑设计行业的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和少数青年建筑师，全称为“中间思库·暑期学坊”，自2014年起已连续主办了6期。其中，“中间”既指办学地名“中间艺术区”，又有在学校和设计院之间的含义；“思库”既是英文“school”的音译，又表达藉此逐渐建立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建筑文化思想库之意。“学坊”，“坊”字来源于“工坊”，是一种汇集思路、解决问题的工作形式，也是传统的“作坊”，暗示着劳作和师徒关系，有某种传统的办学意味。

“中间思库”的选题涉及城市、社会、传统文化、旧建筑改造和利用等多方面问题，比较开放，意味着设计不仅是专业的创作技巧，还包含许多社会学问题；也意味着要确定设计的具体题目，需要学生们自行寻找、发现，需要更多的思考、跨界与碰撞。“中间思库”利用暑假时间，安排几位建筑师带领学生们共同关注城市更新语境下的改造设计，针对北京这座城市发展的一些典型问题，开展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师生一起进行开放性的研究和探讨，做一些概念性的设计，从隆福寺传统商业街复兴，动物园批发市场的空间再造，万寿寺棚户区改造；到焦化厂工业遗产的再生，王府井步行街环境提升设计，城市街道栏杆问题的研究……从城市公共利益和公共空间角度切入，用开放性的思维发掘问题的本质，力图找到优化的方案构想。

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不忘初心，我们做这件事的初心是什么？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建立一个兼具教育性、研究性、实践性和思想性的体系，以建筑师的职业特性和社会责任，让城市生活更美好，让所有人都能更有获得感地在城市中生活。

记者：您曾经说过，“城市需要分享，也需要共建。”如何在建筑设计中再现并分享记忆和乡愁，让所有人重新认知城市？

崔愷：我举例来说这个问题。第一期“中间思库”的题目是北京隆福寺街区的改造项目。隆福寺位于北京东四西大街，从历史上看，隆福寺地区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举办庙会而著称于京城，曾经是京城民俗艺术、小吃和餐饮荟萃的中心。解放后，该地区又建设了工人文化宫、长虹影院等项目，是很多老北京人心中重要的记忆场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建筑、街区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不匹配，加上隆福大厦遭受了一场大火，逐渐衰落，许多空间被闲置了多年，很可惜。这个项目的研究，涵盖了历史、城市、地权、民生、交通、经营等社会性问题；在设计方面，包括街区重塑、老旧建筑改造、注入新的业态、环境设计等多个方面。

第一期中间思库，在隆福寺现场踏勘

第三期中间思库，开学仪式

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带着学生们实地探勘，作为一个对隆福寺街区有深厚感情的北京人，我给同学们讲过往儿时的记忆。对学生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认知城市的机会，通过对城市、建筑、社会的观察，大家对城市空间的发展和变化慢慢有了属于自己的思考：这个曾经盛极一时、承载了大家很多记忆和乡愁的地方，为什么变成了这样？如何用理念和设计进行街区复兴研究？我们是否能够完善隆福寺地区公共场所的公共属性，寻找出让隆福寺地区重现繁荣的方式，让古老的商业街复兴？我们当时通过一系列的课题分解，空间限定、研究，使用人群，拟定服务对象和空间模式，形成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对后续的项目设计也有很好的启发；导师们和同学们通过头脑风暴，也得到了一些新的概念。

我认为，城市历史街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文物，还有记忆中的生活场景。帮助百姓谋生、实现传统四合院与现代城市生活的有机衔接，是很有意义的。我们都深爱着这个城市，都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要设身处地去建设和治理城市，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实现共建共治共享，为这个城市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记者：城市是相互关联的，在进行既有商业街区改造设计时，建筑师如何将其拥有的资源与商业

第二期中间思库，参加北京国际设计周展览

第五期中间思库，结业合影

活动整合起来，实现新的商业活动和城市生活的营造？如何让设计进入微环境，与老百姓密切接触，体现更好的生活质量和文化价值？

崔愷：谈到城市治理，谈到既有环境设计与更新，不可简单认为就是拆广告、清外摆……要从居民的情感与城市记忆出发去探讨，用有智慧的设计解决城市问题。

第五期的“中间思库”选择北京王府井地区作为城市设计研究对象，以商业属性为原点，分别与旅游、儿童、艺术、宗教、健康五个方面链接，实现王府井地区公共空间城市设计的街区再造。王府井街区设计题目来自于2016年的东城区街区改造工作。一般而言，城市设计的牵头单位都是规划院，但王府井是一个早期商业街，这个项目属于既有城市环境的更新与提升。因此，这次东城区把城市设计牵头单位放在了我们中国院。

王府井是北京最著名的商业街区，浓缩了北京城百年沧桑变化，承载着老北京人厚重的精神寄托，可以说它反映了中国民族商业街区的发展历程。除了最具主导型的商业业态，王府井周边还有很多重要的城市资源，如长安街、天安门、故宫的东华门、天主教东堂、著名的协和医院、具有儿时记忆的儿童剧场，北面还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首都剧场和中国美术馆……几乎各个都是各自领域里的历史地标。因此，王府井街区作为北京重要的文化符号，不仅有各种商业业态，还有发达的旅游资源。但近些年来王府井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几个大商业的内街吸走了主街上的人气，拥挤的小吃街条件差，稀少的树木、破损的地面、街上无休息设施、广告和公共设施品质低下、管理粗放，同国内一些城市的新兴商业街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其实，对王府井商业街的改造和提升，不仅仅是这一条主街，周边的资源十分丰富，应该统筹考虑。因此课题取名为“王府井+”。王府井连着天安门广场，连着长安街，离故宫只有800米，所以王府井可以是“商业街+旅游”；王府井有一处独特的文化地标——建于1921年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还有1956年创建的新中国妇女儿童用品商店，2016年入住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哈姆雷斯玩具店，孩子们必到的外文书店，所以王府井可以是“商业街+儿童”；继续往北，就到了首都剧场，还有嘉德、中国美术馆，一直到三联书店，所以王府井可以是“商业街+艺术”；王府井片区有四处主要的宗教建筑：东堂、东四清真寺、法华寺（遗址）、基督公理会（旧址），所以王府井可以是“商业街+宗教”；紧邻王府井的协和医院是在全国都享有盛誉的医疗机构，是全国人民的协和，所以王府井也可以是“商业街+医疗”。我们希望通过城市织补、还原等手段，能够重建商业街的秩序和品质；通过增加绿化、恢复外摆等方式，改变如今商业街内外错位的现状；力图让商业街与市民和游客有更好的互动，另外结合历史文化信息的展示，恢复历史街区的记忆，强化特色，提高城市空间品质。

记者：您能否分享您对城市和建筑关系问题的思考和体会？如何让城市更友好地与人产生关系，让城市更美好？

崔愷：我认为，好的城市不应该仅仅依赖于一些标志性建筑来提升自己的品质，而是要通过城市本身最基本的服务品质，让大家感到对城市的热爱和应有的归属感。要根据人的行为来进行城市设计，城市设计要从脚下做起，让走得快的、走得慢的、不能走的人，都能在这个城市中有尊严地生活，让人们更有获得感，城市更加友善；进行城市设计时，要明确城市是一个不可被管理条块分割的整体，城市设计要实现跨界交融。

今年这期“中间思库”的题目是：“界·道——关于界定公共行为空间的基本研究”，从最初对“栏杆内外”的关注，扩展到对城市空间中“界”“道”的理解。这期选择的地点，有我们熟悉的、附近的百万庄小区，北京建筑大学校园；有多少年来为人诟病的西客站南广场，还有清华大学校门外的五道口。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课题，让同学们看到设计在城市更新中的作用，让城市变得更美好、更友善。小小的栏杆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导致的问题却很严重，它用非常生硬的界限，把人与空间隔开，降低了城市空间品质。栏杆问题虽小，却折射出深层次的管理视角。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跨越栏杆，打破设计者、使用者、管理者之间的界限，实现建筑、城市、景观乃至交通等学科的跨界；也需要从公众视角出发，深入思考背后存在的深刻的社会性问题，这种视角也是当前设计界最需要的。

管理城市需要统筹兼顾，合力而为。作为建筑设计师，我们在工作的同时，也要多思考社会问题——除了这个办法，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如何实现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怎样实现城市治理的道德建设？城市问题通过街道居委会、退休人员、义工等共建的方式，就可以做得很好，历史上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参考。对建筑师而言，这些都是要在城乡建设的语境中深入思考和讨论的问题，这也是城市更新时期具有现实性的城市设计研究。

时间过得很快。对话间，崔愷院士真切的情怀和达观的思考不时感染着笔者。这或许就是杰出建筑师的引领作用所在——每一份善念、每一份执著，都在践行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