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整本书阅读的前世今生

杨进虎

[关  键  词]整本书阅读;前世今生

自2017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颁布以来，“整本书阅读教学与研讨”这个词便频繁地出现在中学语文教育教学的各种场合。各种培训会上、各种研讨课上，语文老师们讨论的似乎都少不了一个词——整本书阅读。为了更好、更快地跟上新课程改革的步伐，更有效地落实新课程标准中关于“整本书阅读”的相关要求，更有力地培育学生语文核心素养，我们有必要梳理“整本书阅读”的前世今生。

一、古代中国的“整本书阅读”

“整本书阅读”在我国可谓历史悠久。我国在私塾、官学、书院等教育教学模式下的各种阅读，基本上都属于整本书的阅读。我国古代的蒙学读物大多是整本的书，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当时的师生就以此展开基本的读写训练;我国科举时代更是将“四书”“五经”作为经典教材，对儒家文化，乃至我国社会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近现代中国的“整本书阅读”

科举制度废除（1905年）后，胡适先生早在1920年就为中学生阅读列出了《中学国故丛书》目录，他认为“与其读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不如看《史记》的《四公子列传》;与其读苏轼的《范增论》，不如看《史记》的《项羽本纪》”，并在1922年为学生开列《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载在当年《读书杂志》第七期上），主张用“看书”代替“讲读”，且要看整本原著。

1923年4月，梁啟超为达到读书、治学、为政相统一的目的，从文言阅读的角度推荐了整本书阅读的书目《国学入门书要目》，并形成《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的上课讲义。钱穆先生对此极为欣赏，他认为，梁启超这一个书目及其读法，较之百年来陈灃、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诸人的意见，全要高明得多;在这十几年来，还没有比梁启超更高明的指导读书的新方案出现。令人意外的是，钱穆先生此番评论没有提及胡适先生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其实，按照刘梦溪先生的说法，梁启超在开列自己的书目同时，对“胡目”还做了尖锐的批评。他在《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中就有明确的评论。客观地讲，梁启超的“书目”比胡适的“书目”也要高明得多。

1931年，夏丏尊先生在《关于国文的学习》中提出“整册的书的阅读”。他认为“整册的书，应读哪几种？怎样规定范围？这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并为中学生的读书范围分出了三大类别。管然荣、陈金华先生认为这大概是中国语文教育史上最早提出的整本书阅读教学概念。

到1942年，叶圣陶就在《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一文中指出：“现在国文教材似乎该用整本的书，而不该用单篇短章……退一步说，也该把整本的书作主体，把单篇短章作辅佐。”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在《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中，又把上述观点修正和发展成为这样一条内容：“中学语文教材除单篇的文字而外，兼采书本的一章一节，高中阶段兼采现代语的整本的书。”

三、当代中国的“整本书阅读”

当代著名语文教育家顾黄初在《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讲话》第六讲中提出：语文教材中“兼采现代语的整本的书”，这在理论上固然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在实践上也还有不少具体困难须要解决;但是，据我了解，目前确实已经有一些学校的试点班在做这方面的实验，相信持之以恒，硕果可期。但遗憾的是，直到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出现，并在语文必修教材四个部分内容中将“名著导读”（共选10部中外名著，每册安排2部）单列出来，国内教育界并未对此引起足够重视，也未能对此形成系统的理论研究，也未能因此取得显著的教学效果，更没有因此形成系统的教学指导思想及评价标准。

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是，北京、上海、重庆、广东及江浙一带有部分大、中、小学正在做这方面的探究。尚不系统，有待深入。但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有黄厚江、来凤华、余党绪、李煜晖、李卫东、赵福楼、曹勇军、王彤彦、吴泓、李安全、巫正鸿、熊少华等一大批一线名师参与“整本书阅读”研究，2017年版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则明确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作为课程内容中18个学习任务群的第一个，贯穿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三个阶段。由此，“整本书阅读” 逐渐形成了研究热潮。

参考文献：

[1]马岚岚. 高中整本书阅读的实施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8.

[2]胡适.胡适文存（卷一）[M].合肥：黄山书社，1996（12）：167.

作者单位：重庆市广益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