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与民族交往

2019-11-05 05:32赵海军
鸭绿江·下半月 2019年7期
关键词:民族关系文化身份交往

摘要:文章從历史来源、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几个方面概述了区域内的历史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不同民族在此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民族交往心理。区域内文化的多元性和不同的民族交往心理作用于当地的民族交往实践中,使区域内的民族交往关系在不同的层面上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关键词:文化身份;认同;交往;民族关系

身份认同的形式多样,如血缘认同、地域认同等等,但文化认同是身份认同的核心因素,族群与个体的本质区别是文化的区别。文化是维系民族群体稳定的核心要素,“价值观、行为模式、风俗习惯、语言和经验等,都是通过特定民族的文化传递给此民族新的成员”。代际间传承的民族文化一经形成,便具有了本民族的特质,这种特质是民族生存的经验,是民族成员适应并改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结果,这种特质通过文化的传承而延续,成为民族新成员维系民族认同,确认民族身份的文化基础。文化特质是此文化异于他文化的核心要素,它的形成是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与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主要讨论安多藏区一个藏汉回杂居区域内三个民族在族源历史、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所体现的三种文化的核心特征。

笔者调查的X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其东北部与临夏回族自治州相比邻,南部与合作、碌曲藏族聚集区相接,藏族人口占到全县人口的78%,藏、汉、伊斯兰三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表现出一种多元共生的状况。调研点M乡位于X县东北,与东边的曲奥乡、南边的王格尔塘镇构成了由临夏入甘南、四川的咽喉。213国道和大夏河一起穿乡而过,全乡总面积达377平方公里,有6个行政村,48个自然村计5673人,其中藏族达到全乡人口的68.2%,汉族和回族约占到全乡人口的31.8%。全乡有藏传佛教寺院三座,分别为孜孜合寺、格尔迪寺、果瓦塘寺。在M乡的核心区域拥有藏传佛教寺院2座,即格尔迪寺与孜孜合寺,拥有两个行政村的9个自然村,其中纯汉族自然村3个,藏汉回杂居自然村2个,藏汉杂居村4个,M乡街道、当地唯一的工业企业M水泥厂等均位于这个核心区中。

一、身份认同的文化基础

1.族源与民族历史

X县地境“自古为藏族所居”,也有一部分藏族是吐蕃东扩过程中的藏族后裔,X县则主要是霍尔藏四部落的故地。郭尼部以孜孜合寺为中心,在孜孜合寺建成后,逐渐在周围形成孜孜合上、下两个自然村,属于前文提到的孜合孜行政村,拉卜楞寺四大赛赤之一的霍尔藏仓活佛一世便出生在该部,该部全部在M乡境内;珠斋部,主要分布在今M村行政村和Y行政村,又被称为牙塘部;贡曲乎嘉秀部,主要统辖今敖塞行政村和切龙行政村,辖地也均在M乡境内,霍尔藏喇嘛献禅院于郎木寺五世格尔德活佛,六世格尔德活佛在此建寺即今位于M的格尔迪寺;嘛呢部,主要位于今曲奥乡依格塘,曲奥乡建有依格塘寺,汉族称为“晒经滩寺”。从隶属关系来看,这里是赛仓活佛的辖地之一,但由于一世霍尔藏活佛诞生于此,因此与霍尔藏仓活佛具有宗教上的供施关系。从族源历史的角度看,藏族长期以来生活在这片区域中,并在血缘的基础上,建立了极为稳固的族源认同,本民族成员间的凝聚力非常强。

汉族长期是今甘南地区的主体民族之一,历史上,甘南地区的汉族主要因历代王朝移民实边或躲避灾荒战乱从内地迁移而来。现在,居住和活动在M乡的汉族人主要是民国以后大量流入的。其中,1928年“河州事变”是当地汉族群众记忆比较深刻的,M街道一位78岁的长者告诉笔者,他们家是民国十八年因为“回乱”从临夏迁过来的,记忆非常深刻、清晰。新兴村42岁的杨某介绍,他的祖上民国十八年从临夏迁到了亚休,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自己带着全家人从亚休迁到了被封的格尔迪寺。文化大革命后,寺院逐渐恢复,他们就从寺院上搬下来,定居在新兴村。据调查,新兴村的大部分村民都和杨某遭遇相同。新兴村王某告诉笔者,小时候经常听老人们讲“跑土匪”的故事,大约是在民国十八年的时候,临夏乱了,社会混乱,土匪出没,到处劫掠,之后老人们就搬到这边来做下了。

M乡的回族主要分布在M街道和M村,累计有十余户,加上水泥厂50名回族职工和其他机构的职工,M乡累计有回族108人,占当地总人口的1.9%。这些回族一部分同汉族一样,是从临夏逃难过来的;另一部分则是在水泥厂建成以后来这里做生意的。在M街道的112家商铺中,回族有8家,加上水泥厂内的4个清真餐厅,累计有12个回民商铺。占到商铺数量的9.68%,远高于当地回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2.民族语言使用

区域内主要使用藏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在不同的区域内或不同的情势下,语言使用的主次也不尽相同。M乡街道内,所有的商铺全部有藏文名称,有的藏汉混搭,有的则仅仅使用藏文,尤其是在藏族开的商铺中。在亚休,人们交谈全部使用藏语,只有年轻人或者在M核心区域从事工作的人才能听懂一部分普通话;在藏汉回聚居的核心区域,藏语与汉语使用的比例基本相同。笔者发现,藏族与汉族、藏族与回族之间的交流大多使用藏语。M街唯一的藏医杨宫保才让是亚休村的村民,他们家中有9口人,除他本人和小女儿汉语比较流利外,另外的7个人(包括一个小孩)汉语都很差,他的大女儿甚至听不懂普通话;新兴村杨姓一家,因从事藏鼓生意而经常性的与藏族打交道,他们家中有7口人,他的父母和他自己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语,他的父亲甚至认识藏文,而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则只会说一些藏文的单词。

语言文字一方面是各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象征与载体,也是本民族成员相互认同的重要文化特征;另一方面,语言也不可避免地寄托着人们对于自身所属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深厚感情,唤起人们的民族意识,引发人们的民族归属感、认同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从藏族的角度来说,使用藏语语言既可以保证藏文化的主体性,又可以方便自身的生活,而从汉族和回族的角度来说,同族内使用自己的语言有助于明晰族群的边界,强调自身文化的存在,而与藏族人打交道时使用藏语,则可以拉近与藏族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便于自己在藏文化占主导的区域内被藏族人接纳,方便自己行事。

3.风俗習惯

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并世代传承表达本民族文化特质的行为习惯,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很多风俗都有其民族的特色,例如婚姻,藏族没有婚宴的概念,只是会在结婚的当天带上毛毡在草地上野炊,充分体现了藏族淳朴而不失草原风格的特征。饮食方面,沟里的藏族依旧维持着传统的饮食习惯,即酥油炒面加清茶,偶尔吃一些面食,米饭是很少的吃的。而在大夏河的河谷地带的藏民,因从事农业生产,吃的东西要丰富的多了,已经很少人会去食用糌粑了。这里大部分的藏民,依旧是不吃鱼的,按前面亚当的阿妈所说,吃鱼、鸡蛋等等,是不利于修行的,念嘛呢的人是不吃鱼的。

当地的汉族,主要在河谷地带从事农业生产,面食、米饭和蔬菜是他们主要的食物。但是因为受到藏族生活习惯的影响,饮食文化也发生了变化。调研期间,在一个纯汉族村的一户人家,老人用很熟练的动作揉起了糌粑,他们用着自己做的酥油,自己种的青稞,制作了藏族的传统食物糌粑。长期的相处,汉族与藏族之间在饮食上出现了交流和融合,这种融合是民族交往的结果,同时又对进一步的民族交往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回族因受伊斯兰教义的约束,饮食文化的变迁不大,清真食品是他们的主要食物,在M主要就是羊肉、牛肉,主食有牛肉面、羊肉面片等。M乡的回族有一半是水泥厂或乡直机关的员工,M街上诸多的清真餐馆就成为他们每日就餐的首选,因此,回族的饮食文化在这里表现得不是很明显。

二、文化身份与民族交往

在X县形成的是这样一种“区域文化”特征,即以藏文化为主体,各民族文化互动所构成的区域文化的多元性。第一,这里以藏民族为主体,但汉族、回族也在此长期定居,从人口比例来说,藏族占有优势,但从资源占有上看,汉族和回族则占有优势;第二,无论是当地的藏族、汉族还是回族,从源流角度看都具有多元性,前文所说藏族世居此地,但不同的村落的藏族来到此地定居的时间和原因都不尽相同。

X县的汉族,长期以来就生活在区域内,虽然人数相对于藏族要少,但因为受到区域外汉族文化圈的扶持作用,区域内的汉族比较自信。他们既保持着汉族原有的信仰和风俗习惯,例如当地汉族依旧坚持二郎神信仰,依旧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同时,他们又敢于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当地的藏族文化,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例如他们学习藏族的语言,效仿藏民的饮食等等。他们的自信源于对汉文化的自信,这是在当地主流藏文化挤压下对核心汉文化的固守。他们主动吸收藏文化的过程,也是汉文化影响藏民生活的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民族文化的相似性越来越多,民族个体间相互信任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成为朋友的情况越来越多。

当地回族虽然坚守自己的伊斯兰信仰,但毕竟人数太少,难以与藏文化匹敌。当地回族表现出一种很强的耐性,对于前述两种文化都能够接受,同时又不完全吸收,人数虽少但特立独行。笔者在访谈中没有一个回族曾经去过藏传佛教寺院,但同样藏族和汉族也没有去过回族清真寺。回族保持着一种完整的文化身份,没有偏向于汉族或者藏族的任意一边,而是固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各自不相侵扰。

文化和身份定位,成为民族间彼此交往过程中的精神尺度,这个尺度实际上就是对自我身份和他人身份的一种认同,这种认同具有层次性和对象性,同时它也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在微观层面上,个体的身份认同超出了民族身份的范畴,而是将自己定位在同一地域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有冲突,但这种冲突是由于文化的多元造成的,而不是因为民族属性的不同造成的,个体层面上并没有民族关系上的矛盾,这对于前文所述中观层面存在的矛盾冲突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老陈,藏族,原来是曲奥乡政府的办事人员,病退后到M水泥厂工作,他的职业全称为“地企关系协调联络员”兼任水泥厂的司机,主要负责公司与地方藏族村子和县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更重要的是处理藏族与公司之间出现的突发性摩擦事件。自2009年他正式到M水泥厂以来,水泥厂与藏族间的矛盾冲突逐渐下降,协调工作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样的一个实例说明,民族个体间的良好关系直接或者间接的对中观层面上的矛盾冲突起到良好的调节和化解的作用。

三、总结

人类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文化同样也塑造了人类自身。在M这块不是很大的区域内,藏族、汉族和回族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征,并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不断交融、互动,形成了以藏文化为核心,各民族文化互动的多元文化形态。这一文化形态对每个民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藏族在这个文化背景下表现出民族交往过程中的强势,将其他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汉族则因与外围汉文化圈的联系紧密,受强势汉文化影响较为深刻,而表现出自信、开放的特征;回族因为人口极少,影响力有限,在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收敛和不自信,较为被动。如前所述的这些文化形态和民族交往心态作用在民族关系上,使当地的民族关系显示出复杂性,即中观层面上的紧张与个体层面上的缓和同时存在,个体层面的缓和对中观层面的民族关系起到了较强的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1.洲塔:《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2.王丽娟:《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中汉族社会变迁研究——以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X县M乡为例》,兰州大学,2009年。

3.徐杰舜:《汉族民间信仰特征论》(上、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2期。

4.谷禾、谭庆莉:《云南跨境民族多元历史文化与身份认同》,《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5.刘夏蓓:《安多藏区族际关系与区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

赵海军(1988-),男,汉族,安徽肥东人,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北地区民族关系。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安多藏区多元信仰影响下的藏汉民族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4YJC850016)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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