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乾隆朝文字狱影响下的文人奴性性格

摘要：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亦是很多文字狱案件得以酝酿的最后一块政治土壤。纵观中国古代文字狱清代最甚，而清代乾隆朝最甚。乾隆朝文字狱

所造成的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但对于文人性格的影响是尤为惨烈的，它使得文人心有累块愁却惧于文字狱的淫威，不敢表达只能咽在心里，更使文人内心一片清澈光明之地惨遭玷污，性格极度扭曲，极度奴化， 对当朝统治阶级及其思想阿谀奉承，马首是瞻，出现了乾隆朝特有的奴性文学和奴性学术。

关键词：乾隆朝；文字狱；文人；奴性性格

一、乾隆朝文字狱概况

郭成康先生在《清朝文字狱》中说：“文字狱，是因文字的缘故而构成的罪案，其形成是以文字作品得罪，与一般的建言获谴不同，其实质是当事人没有危害和推翻政府的行为，当权者吹毛求疵，有意罗织，或仅仅根据其思想倾向而治罪。”[1]（P10）胡奇光先生在《中国文祸史》说：“（清代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2]（P124）张兵先生的《清代文字狱的整体状况与清人的载述》（《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11月第6期）说：“总体来看，清代以前数量较少，规模不大。而清代文字狱则别具风貌：首先，仅文字狱数量而言，清代文字狱当在160-170起左右，比历史上其他朝代的文字狱总数还要多。其次，就涉案规模之庞大和惩处结果之严酷而论，与历史上其他朝代诸文字狱相比较，也首屈一指。有清一代，文字狱案件此起彼伏，绵延不绝，几与爱新觉罗的历史相始终，案狱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牵连之广，杀戮之血腥，均称空前。”[3]纵观整个清王朝，文字狱主要集中发生在清代前期和清代后期，而在乾隆朝，文字狱案件又比其前后时段为甚，在这一朝仅文字狱案件的数量就比前后朝总数都多，波及范围最广，打击力度最大，残害程度最深，对文人心态和性格的影响最大，可谓空前绝后。

为何在乾隆朝中期会有这么多文字狱案件发生呢？郭成康先生首先认为是全国性的查办禁书运动，其次，是乾隆帝错误估计整个社会矛盾。]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中说：“是的，在中国诗史上从未有像清王朝那样，以皇权之力全面介入对诗歌领域的热衷和控制的！总之，王权还未曾发挥到自上而下地意欲定“一尊”于诗界，而有之，则始自有清一代之初。乾隆朝文字狱大肆发展，被迫害人数之多、文网之密、惩罚手段之残忍，使得文人内心产生对当朝文禁政策的恐惧，不敢发言议论当朝时事，让他们对文人这一身份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即回避现实，创作和学术发生转向而处于一种自我奴化状态之中。

二、乾隆朝文字狱对当朝文人性格的影响

管敏义在《鲁迅论清代文字狱》（《宁波师院学报》，1991年3期）中说：“之所以产生这个“隔膜”，是因为有些人明末是奴才，却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奴才，硬要做奴才不该做的事，去说奴才不该说的话，去写奴才不该写的文章。这就是“隔膜”的具体表现，也就是悲剧的起因。”[6]在清朝，有些汉族文人在文字狱强大淫威下摆出一副奴性十足的嘴脸，阿谀奉承，歌颂统治者所谓的“丰功伟绩”和太平盛世，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中说：“在康、雍、乾三朝即已建构成庞大的宫阙庙堂诗歌集群网络，覆盖之面极为广阔，从而严重地影响并改变着清初以来的诗界格局，引导着诗风走向：淡化实感，扼杀个性。（P20）沈氏因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的牵连，乾隆发怒，“撤其谥号，仆其墓碑。可见，伴君如伴虎，一向“和睦”的主奴关系，一下就变得脆弱不堪。沈氏论事倡导“格调”，强调诗的“温柔敦厚”，即歌咏所谓太平盛世，歌颂君主的英明统治。笔者认为无论是沈德潜的“格调说”还是翁方纲的“肌理”说，都是一种主动迎合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而摒弃了文学自然发展规律的奴性文学。还有一些文人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既不迎合也不反抗，对当朝时事政治避而不谈，将自己完全投入到朴学之中，出现了辉煌一时的乾嘉学派，促进中国朴学达到新高峰，出现如戴震、钱大昕等朴学大师。这同时也使文人通过考据整理古籍而免遭文字狱迫害，让读书人仅有的一点文人尊严得以保留。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特定时代下的文人奴性性格催生出的奴性学术，看似文人处于一种“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平淡之中，实则他们面对现实的黑暗、朝廷的种种弊政、人民的痛苦生活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境地，装作看不见或听不见的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的尴尬处境，因害怕自己的学说思想或文学创作而被卷入黑暗的文字狱当中，也害怕因为自己而使全家甚至全族人受累，故而采取一种低头做学问的奴性态度面对现实面对人生，故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奴性性格的体现。

综上所述，清代文字狱肆虐，乾隆朝最甚，由于乾隆朝施行的全国禁书运动、乾隆帝对国内矛盾的错误估计、乾隆帝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的需求和缺乏对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导致乾隆朝成为清代文字狱发生的最高峰。因文字缘故而被迫害的文人数不胜数，发生文字狱的次数、规模远超前代，呈一种愈演愈烈，逐步升级的趋势；其次对文人的“罪状”愈来愈广，文禁愈来愈严，文网愈来愈密；再次，牵涉的文人范围愈来愈广，从社会上层到社会下层的文人均有涉及；最后对文人的打击迫害手段愈来愈残酷、程度愈来愈深。在乾隆朝，文字狱的淫威影响下，很多文人被迫或甘愿参与一种或与当权者相勾结替当权者歌功颂德的奴性文学当中或主动把耳朵和嘴巴塞住甘当“聋哑人”，主动投身考据辞章的奴性学术之中，形成乾隆朝文人在文字狱淫威下形成的奴性性格。

参考文献

[1]郭成康，林铁钧. 清朝文字狱 [M].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

[2]胡奇光. 中国文史祸 [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张兵. 清代文字狱的整体状况与清人的载述[J]. 西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6期.

[4]严迪昌. 清诗史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5]原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献馆编. 清代文字狱档[C].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6]管敏义. 鲁迅论清代文字狱 [J].宁波师院学报，1991年第3期.

作者简介：

杨倩宏（1995-），男，汉族，甘肃省临夏县，本科，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