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命运

张雅文

今年是共和国七十华诞，回首新中國七十年的变迁，不禁感慨万端。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与时代分不开的，回顾共和国七十年的变迁，回首我个人七十多岁的人生历程，常常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

我从偏僻的山村走来，亲眼目睹了共和国七十年的巨变。我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又庆幸自己成为一名写作者！

我出生在辽宁开原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沟里，在我蒙昧无知的童年记忆里，只有在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全家才能吃上一顿饺子，贫穷一直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们全家。

父亲留给我最深的记忆，就是大年三十晚上，提着灯笼房前房后地喊着：“发财！发财！发财！”可是，年年喊发财，却从未见我家发财，只听见父亲一声声大山般沉重的叹息，一年比一年重。贫穷就像缝在我们全家人身上的补丁，从未离开过，即使搬到黑龙江也并未有太大改观。

母亲留给我的记忆则是整天弓着瘦小的腰身，一阵风似的刮来刮去，永远没有歇息的时候。

记得有一次，我大概五六岁吧，看见母亲背着小山般的柴火从山上走下来，脸被树枝划坏了，划出一道道血檩子，就哭着问她：“妈，你脸上出血了！疼吧？”母亲却说不疼，习惯了。

我竟哭咧咧地说了一句：“妈……等我长大了找婆家，你可别给我在山沟里找哇！我要到城里去找……”

一个五六岁的小屁孩，却说出一句不知害臊的话。

但是，这句话却刺痛了母亲的心，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出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

“唉……傻孩子，这就看你的命了。妈这辈子也没想到会嫁到这个穷山沟里来呀！”

母亲有文化，是富家之女，只因十六岁时瞎了一只眼睛，才不得不嫁给了贫穷的父亲。

而我的命运却让母亲言中了——这就看你的命了！

我的命运与三个姐姐的完全不同。大姐、二姐都没有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三姐只读了小学二年级。

而我却赶上了好时代，新中国成立了。

大姐看见我背着书包去上学那天，说了一句令我心酸的话：“雅文，你可要好好读书啊，替大姐多念几年书！别像大姐似的一辈子当睁眼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

可我却辜负了大姐的希望，只读到小学五年半，就疯狂地爱上了体育，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从家里偷走户口和行李，一头跑进体工队当了一名专业速滑运动员。

当我十九岁因伤病从运动队退下来，我的冠军梦破灭了。我又一心想考大学，并用几年的时间自学完了初、高中的全部文科课程，1966年准备报考时，“文革”又开始了。“文革”结束之后，全国恢复高考，我看到那么多年轻人兴高采烈地走进考场，重新去选择人生，而我却趴在考场大门外偷偷地哭了，时不我待，我已经三十多岁，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再也没有走进校园重新学习、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了。

这是我人生最痛苦、最茫然、最找不到出路的时刻。我不甘心这样碌碌无为地虚度一生，可我又不知出路在哪里？

就在这时，1979年，中央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压抑了十年的中国人，千军万马般地拥上了文学这座独木桥，都想用文学这块敲门砖重新敲开命运的大门，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一天晚上，同是运动员出身的先生开了一句玩笑，说等咱俩老了，写一部体育小说，让小说中的人物去拿世界冠军，去实现咱们没有实现的理想！

纯属玩笑。但对我来说，却像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就像茫茫黑夜中，突然在我面前点亮了一束灯光，给我送来一线渺茫的希望——

我心想：干吗要等老年，我现在就写！

于是，从未写过东西的我，写了一篇三千字的小说，战战兢兢地送到报社，一位叫丁继松的老编辑看完之后说的一番话，令我终生不忘：

“雅文同志，我搞了二十多年编辑，我相信我的眼睛。我认为你在这方面是有才气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这番话对我来说，就像在人生大海里呛得精疲力尽的溺水者，突然发现海面上漂来一根稻草。于是，我死死地抓住了它，就像抓住了我的生命。从此，我把我的后半生全部押在了文学的圣坛上，玩命地搏起来，一篇接一篇，不停地写呀写！

而此刻，我已经三十五岁了。

后来有记者曾问我，你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是不是从小爱好文学，或者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

我告诉他，我走上创作之路并不是因为对文学的热爱，而是出于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这是真的，不是自我表白。

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的影响，很多人都是背诵着书中的那段名言走过来的：“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

我也一样，不甘于平庸，总想干一番事业。所以，自从踏上文学这座独木桥，就玩命地拼起来，当然也有名利思想。当过运动员的人，都有一种又傻又执着的性格，只要认准目标，就会坚定不移地追求下去。我对文学的劲头，就像换了一个运动场，一旦发现哪里有好素材，就会不顾一切地前去采访。

我曾多次赴境外采访，曾独闯俄罗斯，连战火纷飞的车臣都去过，没钱，不会外语，兜里揣着一本中俄对话的小册子，背着皮夹克和旅游鞋当“倒爷”，边走边卖边赚旅费。去欧洲采访，没钱，住不起旅馆，吃不起像样的正餐，就吃方便面，住华侨家。不会外语，兜里揣着一把中英、中法对照的小纸条，从而推出了一批境外题材的作品：《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玩命俄罗斯》……

我不会外语，每次迈出国门，常常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笨蛋，就像哑巴一样，那时还没有翻译通呢。

但是，我为自己感到庆幸，赶上了好时代，使我成为一名写作者。

而且，我的创作春天是从六十岁开始的，获全国奖都是六十岁以后的事，曾获过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传记文学奖、中国作家优秀作品奖等。而且，多部作品被译成了外文，《生命的呐喊》被译成了七国语言。我的反战题材小说英文版《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被习近平主席作为国礼，赠送给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夫妇。最近，我又为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大奖的双院院士刘永坦先生写传记呢。

我常常在想：

我从一户人家的山沟里走来，走向城市，走向世界;从一级速滑运动员，成长为国家一级作家;被评为政府津贴享受者;被三次推选为黑龙江省党代会代表……

我感谢时代所给予我的一切！

我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为有幸成为一名写作者而深感自豪，我愿以我的笔蘸着澎湃之激情，去拥抱这片深情的土地，去书写中华大地上奋斗的人们，去追逐我们中华民族美好的百年梦！

不忘初心，不虚度人生，牢记我是一名写作者。

这就是一个七旬写作者的心里话。

责任编辑  韦健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