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多任务价值空间：一项多任务行为和逻辑的经典扎根研究

JhonyChoonYeongNg　许麓西　谭清美

〔摘要〕 文章采用经典扎根理论的方法，研究了大学生和家长两个群体的多任务认知和行为，对多任务行为的文献做出了重要补充和更正。首先，文章所发现的多任务行为选择逻辑弥补了目前多任务行为形成机制的文献真空状态。其次，文章首次提出了“时间价值空间”的概念，并发现了同一国家文化下的时间价值子空间的存在。第三，研究中发现目前我国的多任务行为研究主要依据的是早期学者对外国文献的注译，存在与我国国情不相符合的问题。文章中提出的多种时间价值子空间并存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外国文献的观点，纠正了外国主流文献对中国时间观文化的误解。

〔关键词〕 多任务行为，多任务时间取向，多元时间观，经典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5-0046-11

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希望能够用最少的员工完成最多的工作任务的方式来降低高昂的人力成本[1][2]。为了在就业市场上获得竞争力，人们开始学习掌握能够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技能。在多元时间观中，个体会以间断、非线性的方式同时做两件或以上的事情。这种多元时间观不重视依照计划在截止期限前准时完成任务，而是倾向于把不同的活动及项目结合在一起。尽管多任务行为的社会影响非常广泛，但中国情境下的多任务行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并未得到学者足够的重视，仍然处于梳理外国文献的理论处理阶段。

国外学者主要关注多任务行为对个体以及组织的影响。个人影响方面，有学者通过对大脑的研究发现，多任务行为会对大脑造成信息处理能力和认知能力下降、使人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等负面影响[3]。组织影响方面，国外的文献主要围绕多任务行为的处理能力、多元时间观、时间取向三个维度展开研究[4]。在处理能力层面，学者发现尽管多任务处理能力对工作绩效具有积极影响[5][6]，但随着个体多任务行为数量的增加，个体会在多任务处理能力下降的情况下感受到更高的自我效能感[7]。在多元时间观层面，学者主要探讨了国家多元时间观文化的形成原因和组织多元时间观文化的影响作用，发现组织的多元时间观会通过提高决策速度和降低决策综合性来提高组织的财务绩效[8]。在时间取向层面，国外学者出现了相互矛盾的现象。大多数的观点是，拥有多任务时间取向的个体会对工作有更积极的态度、更高的满意程度[9]、较低的离职倾向[10]，以及较小的时间压力[11]（1-54）、心理压力[12]。他们一般會表现出更高的学习目标导向、较低的逃避目标导向[13]、更高的关系导向[14][15]。然而，学者在多任务时间取向与绩效的关系却存在较大争论。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多任务时间取向程度较高的个体往往不会依据计划执行任务[16]，且他们可能会为了同时完成几项任务而降低平均的时间和精力投入[17]，所以多任务时间取向会对个体的绩效和创造力水平具有负面影响。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多任务时间取向程度较高的个体能更好地适应任务切换情境并在创造性工作中投入更多精力，多任务时间取向对个体的工作绩效[18]和创造力水平[19]有正面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教育中，人们长期以来偏向于单任务时间取向，将心无旁骛、专心致志等单任务行为看作是良好态度的象征，大力提倡;而将三心二意、心不在焉这类多任务行为视为不重视该任务的象征，加以谴责。从幼儿园到高中，人们持续被限制在目标和任务单一、干扰因素少的单任务环境中[20]。与国外学者探讨多任务行为正面影响的态度正相反，国内学者大多将研究焦点集中于如何才能让人们从小就可以养成专心学习、专心听课等单任务行为[21]上。显然这种对单任务行为的执着与社会对个体能善于开展多任务行为的期望相违背。而且对多任务行为研究的现有文献一般都更多关注多任务行为在组织情境中所能带来的积极影响[4]，以及该行为在校园环境中所具有的破坏力[22]。很少有学者探索当个体从校园跨入社会时，从单任务时间取向转变成多任务时间取向所必须经历的转变过程及其相关影响因素。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针对学生群体如何为了应对未来工作要求而从单任务时间取向变成多任务时间取向进行研究。由于目前相关领域的国内文献匮乏，本研究采用了经典扎根的方法[23]（22）[24]，对学生的多任务行为、多任务时间取向和多元时间观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索。由于许多人在高中毕业前往往处于被人为制造出的单任务环境中，只有学习这一项任务，而到了大学，这种约束几乎消失殆尽，迅速进入多任务情景当中[25]，行为开始出现多任务取向的特征。因此，本研究将针对大学生群体展开，探索以往研究[26]中被忽略的从单任务时间取向向多任务时间取向的个体转变。

一、研究设计的理论基础

（一）多任务行为研究概述

多任务行为是指在同一时间处理多项任务。研究多任务行为的学者主要围绕多任务处理的处理能力、时间取向、多元时间观三个维度展开研究。对“同时”的内涵持两种观点：一是多重任务，二是任务切换[4]。多重任务是指个体在同一时间同时处理或从事两项或以上任务，比如一边打游戏一边听音乐[27]。而任务切换是指个体在没完成一项任务的情况下切换另外一项任务[28]。因此，我们在研究中重点关注了受访者对多任务行为中的“同时”的认识。

学者在定义多任务时间取向的讨论中提出，个体多任务行为可能源于自由意愿或外部环境限制[29][30]。有学者认为，应该区分多任务时间取向定义中的多任务偏好和多任务行为以明确个体多任务行为的自发性。鉴于本次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大学生从单任务行为转换为多任务行为的导因，而不是其为了应付特定环境的具体问题所采取的非自愿应对行为，因此本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会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自愿采取的多任务行为。

多元时间观最早由Hall提出[31]，是指人们在国家文化层面，对同时处理多个任务所持有的态度。发展至今，文献衍生出了组织层面的定义。有学者认为，组织的多元时间观会通过组织文化对员工行为的影响，使员工自愿选择将自己的多任务时间取向与组织的多元时间观协调一致[32]。鉴于此，本研究会在访谈的过程中，询问受访者所在组织对其多任务时间取向的影响。

（二）自我决定理论

Deci和Ryan提出了可解释影响个体行为导因的自我决定理论[33]。该理论认为，在充分认识个人需要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个体有对自己的行动做出自由选择的能力。随后，Ryan等学者将自我决定理论运用在媒体多任务行为的研究中，认为个体的需求会导致个体产生对媒体多任务的需求，进而影响其媒体工具的使用[34]。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决定自我行为的动机包括驱力、内在需要、情绪[33]。首先，“驱力”是自我行为的推动因素。其次，“内在需要”是个体行为的能量与方向的来源。人们的主要内在需要有三种：自主、胜任和关系[35]。其中，“自主”是个体对其行为的主宰性、“胜任”是个体对当前任务完成情况的自我效能感、“关系”是个体源于他人行为对自己赋予的归属感。最后，“情绪”则会影响动机最终形成的态势。在驱力、内在需要和情绪这三种元素的互动之下，个体会对事物产生多重动机，并在动机的驱使下采取不同行为。测量个体自我决定因素的主要指标是个体能否灵活地控制自己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36]。因此，环境因素的影响对个体的自我决定具有重要影响[37]（4-5）。当个体处于有利的环境，认为自己能有效处理多项任务并从中获益时，就会表现出多任务行为[4]。然而，研究发现，个体所感知到的多任务处理能力与其实际的能力往往存在偏差[38]。多任务行为次数的增长会导致个体对自身的多任务处理能力变得过度自信，并出现主观感知到进步但客观上却遭遇退步的情况。

鉴于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和访谈对象进行交流时，关注了驱动受访者选择多任务行为的内部需求种类、他们在行为过程中的情绪、以及他们所受到的外界环境的影响等因素。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过程

本研究采用经典扎根理论的方法展开调研。经典扎根理论最大的优势在于，让研究者能够在相关文献缺乏的情况下开展探索性研究，根据仅有的少数现实观察和理论线索，为新现象或缺乏文献的现象补充理论依据，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39]。本研究主要关注大学生的多任务行为，研究学生群体从单任务时间取向变成多任务时间取向的转变过程。但由于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于职场中的多任务行为和大学生的媒体多任务行为，缺少个体时间取向转变机制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采用经典扎根理论对大学生的多任务行为和时间取向的转变展开探索性研究。

理论抽样是经典扎根理论的核心程序。理论抽样要求研究者根据现有资料形成研究設计的依据，指导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工作。一般来说，研究者会先基于研究主题找到合适的样本，根据其访谈内容找寻下一个受访者，并通过比对样本之间的访谈数据，厘清现象背后的潜藏理论[40]。因此，本文使用理论抽样的方法[41]，在大学生群体中选取合适的样本。我们利用半结构式访谈收集定性访谈数据，每次访谈持续30～60分钟。在每次访谈结束后，我们都会及时将访谈内容整理成文本，并进行编码分析。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受访者的时间取向受其家庭教育影响。本文采用的理论抽样方法的一个特征就是基于访谈内容寻找下一个访谈样本，并比对访谈数据得出结论[42]。因此，当许多受访者在访谈时提及家庭教育对他们的影响时，我们有理由认为家庭教育对我们研究的多任务行为和时间取向有重要的影响，有必要关注家长这一群体的行为和时间取向。因此，为了研究设计的严谨性，我们在抽样过程还选取了几位家长，通过了解这些家长的教育观，调查家庭教育对大学生时间取向的影响。在对家长群体的访谈中，我们从“您自己是否会进行一心多用？”“对于孩子一心多用的行为持有怎样的想法？”“您的父母教育您时也要求专心做事吗？”这几个方面提出问题，并进行记录和分析。

基于这个阶段的访谈内容，我们使用开放式编码的方式来分析数据，得出了“逃避心理”“心情愉悦”“普遍现象”等一系列开放编码。随着数据的进一步收集和分析，我们发现一部分访谈内容开始趋同。在进一步的分析后，我们将访谈中经常被提及的“迫于生活”“deadline堆积”等关键词，整合成“外部压力与环境限制”等更高层次的二级编码（详细编码表见表1）。由此，我们从开放性编码转向选择性编码，并基于这些数据提出了更加具体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认识到了效率的降低还要进行一心多用？”“他人对你的批评会让你放弃一心多用行为吗？”。当数据收集接近饱和阶段，即访谈无法为此次研究提供更多新的信息时，我们转而使用理论编码，将数据的分析比对结果汇编成一套完整的理论[43]。

本研究一共接触了41名对象，其中有33位在校大学生（13位男生、20位女生），平均年龄19.2岁，分别就读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滁州学院、河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京医科大学、金陵科技学院、南京审计大学、江苏城市职业学院、香港大学、天津大学、苏州市西交利物浦大学、扬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工程学院、华侨大学、湖南大学、淮海工学院，学习经济金融、建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生物科学、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车辆工程、自动化、英语、会计学、化学、法学、临床医学等专业。另外两名大学生拒绝接受访谈。受访的家长一共6位（2位男士、4位女士），平均年龄47.2岁，分别从事教师、工程师、公务员、家庭主妇等工作，其中2人拥有高中学历、1人拥有本科学历、3人拥有硕士学历。

三、研究发现

经过调研，针对人们的多任务行为动机及其影响等问题，我们从家长和大学生两个群体收集了大量的定性数据。我们从家长的访谈发现，上一代向下一代传递的时间文化观是单任务的时间观。家长们普遍对多任务行为持否定态度，认为该行为是“迫不得已才会用一用”、“不可能做好事情”的方法。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采取多任务行为。而另一方面，我们却从大学生的访谈发现，多任务行为是大学生群体中的一种普遍行为。基于这些访谈数据，我们推演出了一套可以阐述具有多任务时间取向的个体的多任务行为选择机制模型（详见图1）。在这套机制中，人们是否选择多任务行为主要受多任务行为选择逻辑、多任务时间取向和所处多任务价值空间的影响。

（一）心中有数：多任务行为选择逻辑的建立

受访者普遍拥有一套多任务行为选择逻辑。多任务行为选择逻辑是指受访者在考虑是否应采取多任务行为完成某项任务时所使用的决策依据。这套逻辑主要由多任务行为的驱力和结果预判构成。

1.多任务行为的驱力

所有受访者都表示，他们自小就在学校和家庭环境中持续接受着做事要专心、专心才能做好事的思想，并一直受到管制。家长和老师一方面督促他们专心学习，另一方面也主动为其排除干扰、营造一个单任务环境，以致他们的生活目标只有“好好学习、考好成绩”一项任务。因此在这个人生阶段中，受访者不存在需要考虑是否应该采取多任务行为的问题。一位受访者表示：“高中的时候我面前只有卷子，没有什么机会一心多用。”

当受访者进入大学后，来源于环境因素的管制会几乎消失殆尽。一方面，由于大多数受访者都是异地求学，父母鞭长莫及，无法像往常一般监督受访者专心学习;另一方面，大学的班主任和辅导员也不会和中小学老师一样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进行微管理。因此，随着多重任务复杂情境的出现，受访者无法将注意力完全聚焦于学习，受访者便逐渐开始采取多任务行为。

总体来说，如果给受访者充分的自由和条件，他们并不愿意进行多任务处理;但受不可控因素影响，最后仍然会采取多任务行为。根据访谈记录，受访者选择多任务行为的驱力可分为三类。第一，多任务处理偏好。这类受访者一般非常看重完成任务的效率，

希望提高单位时间内能完成的任务数量。当受访者判断目标任务是简单的重复性任务，或者是低价值任务时，他们就会为了在同一时间段内完成更多任务，使用多任务行为将目标任务和其他任务进行组合，以避免产生脑力或时间上的浪费。第二，外部压力。当

多项任务都必须在同一期限内完成时，受访者会选择多任务行为以确保能按时完成所有目标任务。第三，逃避心理。当受访者不喜欢或不愿意完成目标任务却必须完成时，完成任务的过程对他们而言会变得异常艰辛。为了纾解不适情绪，让自己心情愉悦，受访者会尝试通过同时完成其他娱乐性较强的任务来分散注意力，期望可以在心情愉悦的状态下顺利完成任务。

2.对结果的理性判断

大多数受访者反映，多任务行为会使目标任务的完成效率下降。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注意力分散和自我心理暗示，会对受访者主观上的任务完成质量判斷造成负面影响。一方面，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当个体进行多任务行为时，其注意力的重心很容易从首要任务偏移到其他任务上，以致分配给首要任务的注意力减少，使个体“容易忽视细节”，从而对首要任务的实际完成质量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从小接受“专心才能做好事”的教育，受访者在采取多任务行为时会主观地认为自己会因“一心多用”而做不好。这种主观的质量判断导致了两种负面结果，一是无论受访者是否高质量完成任务，他们都会觉得自己因分心而未能充分发挥;二是部分受访者会在认为自己不会做好的心理暗示下“破罐破摔”，将原本能做好的事情草草了结。

3.抵御他人评论的盾

在采取多任务行为后，受访者会通过行为后反馈的经验积累形成一套行为适用性的判断准则与流程，我们称之为多任务行为选择逻辑。这套逻辑是经验性的，能够调节个体未来的行为选择，帮助他们根据目标任务的性质，从单任务行为模式和多任务行为模式中选择合适的行为模式，从而可以在不浪费时间的前提下，保证任务能在限时内高质量完成。如一位受访者表示：

“我觉得世人对一心多用这个词有偏见，说到这个词总认为是贬义词，但是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中性词，只是描述了一个人在同时干几件事情，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同一时间干多件事情的，但是这个只限于一些小事情，比如打电话、整理资料等我会一起干，但是如果是写作业之类的，我还是会专心做的。”

一般来说个体会按照自己的逻辑选择行为。其他非利益相关者的评价无法改变这套逻辑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例如，当非利益相关者指责受访者的多任务行为对目标任务造成负面影响时，受访者并不会就因此改变自己，转而使用单任务行为;当他人对其多任务行为作出嘉奖时，他们也不会因此更倾向于使用多任务行为。然而，当利益相关者对受访者的多任务行为提出质疑的时候，如所质疑的事情是两个人正在合作的任务时，则受访者会接受批评而做出过改变。

（二）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行为选择逻辑的崩塌

受访者的行为选择主要受自己的多任务行为选择逻辑的影响。尽管这套逻辑是理性的经验性结论，但该逻辑能否被顺利启用和其作用是否正确可信则受诸多干扰因素的影响。

1.结果记忆：情绪对结果感知的扭曲

选择逻辑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受访者对任务完成结果的预判，而预判结果的主要依据是上一次相似情境下的多任务行为的结果。然而，我们发现受访者对上一次任务处理结果的记忆会受当时的情绪所影响，以致相似的情境可能产生不同的回忆，进而导致不同的结果预判。我们称这种受情绪扭曲的记忆为“结果记忆”。可以导致结果记忆的情绪主要有两种：行为中情绪和行为后情绪。对大多数受访者而言，影响结果记忆的情绪多为正面情绪。

行为中情绪与多任务处理偏好和逃避心理这两种驱力有关。如果受访者出于多任务处理偏好而选择了多任务行为，他们就会在完成任务的过程感觉过得充实，进而感到满足;如果受访者出于逃避心理而选择了多任务行为，那么他们则会因顺利度过了完成任务的冗繁阶段而感到愉悦。

行为后情绪主要产生于出于外部压力驱力和偶尔的创新灵感两个方面。出于外部压力选择多任务行为的受访者一般会更关注任务的完成。相对而言，他们比较不重视任务的完成质量。换言之，他们是在用降低的完成质量来换取较短的完成时间。对他们而言，完成所有任务、从中解脱出来的轻松感才是最重要的。一位受访者的话非常具有代表性：

“可能是有很多错误吧，但是把这个事情做完之后谁还去想它呢。”

其次，研究结果警示我们，即使起初抱着偶尔用一次以后再也不用的想法选择多任务行为，一旦开始采用多任务行为，就容易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固化行为选择，导致多任务行为的次数越来越多。所以如果不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那么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做好任务安排，避免采用多任务行为，以防止未来行为选择固化后的不可控性和负面影响。

最后，导致个体多任务行为持续增多的原因是行为选择固化，而行为选择主要是在受情绪扭曲后的结果记忆和自我效能感的作用下固化的。这说明如果想要从多任务行为转变成单任务行为，仅根据结果记忆进行结果预判来警示自己是没有作用的。因此有此想法的人应该每天忠实记录客观真实的行为结果，以此矫正自我效能感的扭曲，帮助行为的转变。

五、结论

在西方社会研究领域，研究的基本范式是基于已有文献，根据其理论基础和可能的发展方向，提出可以为现有文献缺陷做补充的假设或研究问题，通过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方式，做补充性研究[50]。上世纪，西方社会学的学者基于早期文献的积累，做了大量的研究，为当时社会学界的各种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补充和完善。由于此类研究范式具路径依赖性，以致现有许多文献在逻辑思路方面仍保留有早期文献逻辑思路的影子。

因为中国的社会学发展比较晚，所以在早期社会研究的阶段，许多学者在进行研究的时候缺乏可以借鉴或依据的中国理论基础，只能在研究的时候选择借鉴外国的文献作初步探索。例如，费孝通老先生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问题时，通过将所观察到的农村现象比对西方文献的方式，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理论[51]。尽管差序格局等理论的提出能有效地解释当时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但是也有许多研究在此过程中过度依赖外国文献所提供的理论线索而导致研究发现“失真”的问题。随着更多的学者进行深入的追踪调查，研究范式的路径依赖问题导致部分文献思路越来越往“西”靠，偏离了“中”的现实情况。例如，本研究发现，外国文献对中国时间观文化的误解一直存在。外国学者一直认为中国属于多元时间观。这个观点在近期有关“一心多用”的论文中得到了引用和延续探讨[4]。然而，通过本研究的调研访谈，我们却发现中国的时间观文化不属于外国学者所认为的多元时间观，它其实属于多种时间价值空间并存的情况。所以，我们呼吁学者们应该重新审视现有文献的主流观点，尤其是那些受西方文献影响较深的学术领域，判断其是否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然后根据现实观察，进行适度调整，使其更契合中国的国情，借此开发中国特色理论。

另外，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2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行为都在改变，很多事物都与以前不同。但是由于文献的路径依赖性和更新周期等问题，许多学者的研究思路还未发生相对应的根本性变化，以致许多近代研究的发现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例如，尽管大学生在面对新就业市场对多任务处理技能的需要下，已经开始做出行为和时间取向上的转变，但许多学者却仍然在研究引导中小学生专心学习的方法[20][21][22]，或论证大学生的多任务行为对其学业的负面影响[25][26]。鉴于现有文献的研究内容与现实需求存在差异，以致有关个体多任务行为的文献处于匮乏状态，本研究采用经典扎根理论的方法，通过研究大学生行为和时间取向的转变过程，发现多任务行为的产生是源于现实生活需求。多任务行为与文献中常与之挂钩的负面效果不一定存在必然关系[25]，如果个体能够始终贯彻自己的多任务行为选择逻辑来决定行为，就可以在有效避免多任务行为对任務完成的效率和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以更高的效率完成手头上的任务。按照现实趋势，学者所应关注的不是如何逆现实潮流，让个体在工作中采用单任务行为，而是应该关注正确利用多任务行为和选择逻辑的意识。鉴于此，我们建议未来研究应该更关注文献内容和现实发展的契合度，让研究能有效服务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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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 雪）

Multi-taskingValueSphereofChineseYouths：

AClassicalGroundedTheoryResearchonMulti-taskingBehaviorandLogic

JhonyChoonYeongNg;XULu-xi;TANQing-mei

（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CollegeofEconomics

andManagement，Nanjing211106，China）

Abstract：Thestanceadoptedbythemulti-taskingliteraturebelievesthatmulti-taskinginclinationhaspositiveinfluencesonorganization，andtheabilitytomulti-taskisalsovaluedbytheglobalmarket.ThesephenomenoncontradictthetraditionalvaluesofChineseononeshould“focusonwhatoneisdoing”.Adoptingaclassicalgroundedtheoryapproach，westudythemulti-taskingperceptionandbehaviorofcollegestudentsandtheirparents.Thefindingsofourresearchmakeimportantcontributionsandamendmentstotheliteratureonmulti-taskingbehavior.First，themulti-taskingbehaviordecisionlogicthatwefoundhasfilledthegapinthecurrentliteratureontheformationmechanismofmulti-taskingbehavior.Second，basedonourfindings，wefirstintroducetheconceptof“temporalvaluesphere”，andfoundtheexistenceofsub-temporalvaluesphereseveninthecontextofonenationalculture.Third，wefindthatmostofthemulti-taskingresearchesconductedinChinaarebasedonthetranslationofforeignliteraturewrittenbyscholarsfromthepast，andtheopinionslaidintheliteraturearenotrepresentativeoftherealityofChina.Ourpropositionontheco-existenceofmultipletemporalvaluesphereshaschallengedtheopinionsofforeignliterature，anditcorrectesthemisunderstandingsthatthemainstreamforeignliteraturehasonChinastemporalculture.Hence，weurgeChinesescholarstoconductresearches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thatarebasedontheactualcircumstancesofChina.

Keywords：Multi-taskingbehavior;multi-taskingtemporalinclination;multi-temporalconceptoftime;classicalgrounded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