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如何表现现代生活”：对“十七年”时期相关讨论的考察

2019-11-12 17:36黄静枫

文艺理论研究 2019年3期

黄静枫

“十七年”期间，剧种发展的市场推力开始萎缩，政府引导成为主力。就在于国家政权开始将意识形态建设的部分希望寄予在戏曲这一大众娱乐样式上，并准备充分发掘它的政治功用。而培养民众政治意识、树立全新的价值观，创演反映革命战争、社会建设时期的戏曲现代戏被视作“终南捷径”。倡导、组织甚至指令戏曲现代戏创作是“十七年”时期执政党与人民政府参与社会主义新戏曲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他们交给新中国戏曲工作者的一项“无比庄严的光荣的任务”。就在于现代戏能“向人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

在“十七年”时期的不同阶段，政府政策和领导讲话都未曾将戏曲现代戏搁置。尽管此期也出现了“分工论”的论调，但强有力的呼声仍然是古老的戏曲艺术可以胜任现代题材的搬演。“怎么能现在就断定哪个剧种只能把现代戏压在次要地位，哪个剧种的现代戏只能与传统戏‘并重’呢！”“什么剧种表现什么题材也不可能截然划分”。尤其1958年之后，伴随官方政治动机的日益迫切，表现现代生活被认为不再是戏曲艺术自身发展的问题，演不演现代戏，是否以现代戏为主，“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是个反映阶级性、反映政治方向、反映道路的问题”。“以现代剧目为纲”口号的出台，更是造成了地域无分南北，剧种不分新老竞相创排现代戏的局面。而官方的正式表态：“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应当既能表现历史生活，又能够表现现代生活[……]表现现代生活是今后戏曲工作的发展方向”，无疑又让“分工”论调不再被轻易地吐露，“关于剧种分工思想的进一步理清工作也便被搁置了起来”。

正是因为“如何用各种戏曲形式恰当地而不是生硬地来表现人民的新生活，成为戏曲工作者当前的也是长期的一个严重的创造性的任务”，戏曲评论家、理论研究者、戏曲工作者等关于“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分析也从未缺席。伴随着1958年之后戏曲现代戏创演的三个高潮，“十七年”时期出现了三次关于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集中讨论。三次集中讨论与编演现代戏的三个高潮的呼应，正说明理论界和戏曲界在政府的引导和组织下始终保持相互补益的关系。一方面，舞台实践需要理论批评反馈修改意见，另一方面，经验总结需要演出团体展示代表案例。

本文首先介绍“十七年”时期关于“戏曲表现现代生活”三次集中讨论的基本情况，包括讨论的时间段、相关阵地以及主要话题。其次，选取三次讨论中参与度较高的话题进行系统梳理，并客观评价相关结论。最后，充分发掘这三次讨论所具有的观念史意义。

一、三次集中讨论

第一次集中讨论在1958年，它的标志是“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的召开。

第二次集中讨论在1960年，它由文化部举办的现代题材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衍生而出。

第三次集中讨论在1964年，为配合全国范围内的现代戏运动，北京、上海等地持续举办座谈会、各报刊纷纷开辟专栏为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讨论提供阵地。

在戏曲现代戏运动期间，关于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讨论也异常激烈。

另外，各省市日报、晚报，各省市文联或剧协、剧目工作室的综合性戏剧期刊，《戏曲研究》《学术研究》等学术期刊这一时期也都积极刊发戏曲现代戏的讨论文章。

二、代表议题

(一)剧本写作

1.如何把握现代戏剧本构成的核心质素

2.如何以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主要戏剧冲突

评论和研究者指出：现代戏不能只是写革命战争时期的敌我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矛盾是新问题，涉及领域更广阔，极具当下性。而且这种内部矛盾并非表现出激烈的针锋相对，如果能够完美详尽地呈现出来，比起敌我矛盾更有吸引力。而在表现这一矛盾时，应着眼于思想和性格的冲突，而不要把人与环境的冲突当作重点。过多地介绍人与外部环境的对抗实际是一种模糊主要矛盾的做法。原因就在于从内在矛盾入手，可以更清晰地展现观念和思想的异同，通过否定与颂扬，可以更直接地揭示时代与政治的主题。上述观点兼顾了戏曲剧本冲突鲜明的特点和意识形态建设的需求。这一时期的评论和研究者也正是以此作为重要标准开展戏曲现代戏文本批评。

3.如何创造现代戏唱词词汇

(二)舞台表演

1.如何继承和改造传统程式为表现现代生活服务

当然，“化”也作为现代戏程式运用的一个重要原则被提出来。一些评论者和导演、演员结合成功案例，强调在现代戏中汲取传统程式表演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现代戏对待传统程式不能一笔抹杀。假如能够从生活出发，而非从程式出发，基于人物与情景合理地截用或者是重组，不仅不会生硬、别扭，反而会很熨帖。可以增强表演感染力。更为关键的是，还能消除“四不像”的尴尬。

评论和研究者也指出：在继承和发挥程式表演的同时，也可以尝试无程式的真实表演。虽然虚拟程式是戏曲艺术的特色之一，但“没有运用虚拟动作也不能认为就是脱离了戏曲传统”(马彦祥 7)，使不使用虚拟程式应视剧本的规定情境而定。他们认为安徽泗州戏《两面红旗》、评剧《张士珍》中在舞台上推着真实的车子进行生活化的表演与戏曲表演体系并非格格不入。当然，如果盲目地在程式表演中参入过多的写实动作，不仅会破坏戏曲艺术的形式感，还会因不协调而丧失艺术真实。

2.如何创造既不脱离传统又能反映现代生活的新曲调

评剧演员张德福在《三里湾》中扮演村长范登高，针对评剧传统男腔相对简单不适合表现当代人复杂情感的现状，他从梆子、大鼓和京剧中吸收有用的唱法进行创新。他据此总结出评剧现代戏唱腔设计的经验：

在现代戏中需要创造一些新腔，可是一定要结合人物感情的需要，同时还要注意到演员的音色、音域的条件，先尽量从传统唱腔中挖掘，不足之处再创新、吸收，并要与原来的唱腔糅合，以保持评剧的风格。(张德福 25)

总而言之，“十七年”时期对“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讨论本身具有两个鲜明特征：

1.讨论群体构成丰富，戏曲现代戏成为政治、艺术和学术的共同聚焦，这是戏曲地位在新政权下迅速崛起的重要标志。在政府和相关协会安排下，调动各方力量建言献策，参与讨论的人员身份多样：他们有的是戏曲工作者(编剧、导演、演员、乐队和舞美)，有的是文艺评论家，有的是戏曲研究者甚至还有文化部门的负责人。戏曲界之外的政治界、批评界和学术界的介入，使得戏曲现代戏创演不再只是戏曲自身发展的问题，更关涉意识形态建设、戏曲学发展和文艺评论取向等诸多问题。和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相比，戏曲现代戏一跃成为最能代表戏曲艺术时代价值的作品类型。它提升了戏曲在各文艺样式中的热度。

2.讨论话题涉及维度全面，关于戏曲现代戏创作方法的思考，是继清代戏曲学方法论后，对戏曲创作体系的又一次全面增补和修缮。“十七年”戏曲现代戏讨论，在回顾传统、总结经验和环视周遭、寻找新路中出入，话题涉及现代戏创作各方面：编剧、导演、表演、音乐、舞美等。并且在三次讨论中深度逐次攀升。很多方面既提出了创作总体原则，也给出了基本方法，甚至是可操作性的小技巧。

三、观念史意义

三次集中讨论不仅具有实践层面的价值，即为现代戏创作提供理论指导，还具有观念史层面的价值，即戏曲本体观念和戏曲唯物史观参与到讨论中，并通过论争被进一步推广和稳固。作为提供理论依据和批评标准的戏曲观念，其发生隐形操控作用的过程亦是其再次获得审视和认可的过程。

现代戏讨论虽不是直接的“戏曲”概念研讨，但它需要以此期关于戏曲本体的最新认识，作为评判现代戏剧目“像不像戏曲”的标准和如何做到“戏曲化”的根本指导。因此，全国范围内的戏曲现代戏讨论，对已确立的戏曲本体认知起到了进一步推广和稳固的作用。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戏曲”概念能在“十七年”达成基本共识，关于戏曲现代戏的三次集中讨论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任二北、文众、黄芝冈等戏曲史学人经过商榷完成了“戏曲”“戏剧”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确立；而在对戏曲现代戏如何既固守戏曲本体又拓展表演体系的讨论中，戏曲必备构成质素作为需要坚守的底线被强调。

“十七年”期间从“戏曲是否能表现现代生活”到“戏曲一定要表现现代生活”的认知变化，是唯物史观作为理论依据进入到讨论中并发挥作用的结果。换言之，讨论者从上层建筑应随着经济基础而变更并与之相匹配的理论出发，强调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其人其事为主的戏曲现代戏的出现与发展，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是戏曲历史前进的重要推手。周扬、田汉等文化官员，把文学艺术比作时代的镜子，强调“现在的镜子应该照出我们的时代”(江东 3)。他们立足社会历史发展的革命理论，将“革命”视作为戏曲史演进一以贯之的红线，并指出创演现代戏是新中国成立后戏曲艺术的“第二次革命”。“第二次革命说”不仅将现代戏的精神传统远绍晚清以降的“小说界革命”，还肯定了现代戏对戏曲未来进程的“肇绪”作用。换言之，此期讨论者对戏曲现代戏创作的肯定，不仅因为它能拓展题材、提升戏曲表现功能，更在于这是一个顺应历史趋势、推动历史发展的活动。上述论证过程，与其说，是一个依据唯物史观界定现代戏戏曲史地位的操作，不如说，是指导“十七年”戏曲史家历史书写的唯物史观，在戏曲现代戏讨论中又获得了肯定与推广。

注释[Notes]

① 见田汉：“‘第二次革新’与‘爱今派’”，《论戏曲反映伟大群众时代问题》(第一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1—3。

② “分工论”主要认为：第一，在众多戏曲剧种中，相对成熟的剧种如京剧、昆剧等只属于“古典艺术”，不适合表现现代题材，它们只有和当下生活保持一段距离才能被欣赏。而评剧、曲剧、沪剧等剧种适合搬演现代戏，应该由它们担负起表现现代生活的职责。代表论述有章周“京剧不适合表现现代题材”(《北京日报》1964年2月5日)、李素明“我对‘分工论’的一些看法”(《北京日报》1964年1月30日)等。第二，京剧等剧种不必反映最当前的生活，可以有选择地演出如下三类题材：反映现代少数民族生活斗争的现代戏；内容富有传奇风味，在服装、场景上有异于观众日常生活所见的现代戏；与观众生活有一定距离的革命历史剧。代表文章如刘心武、黄得人：“京剧不宜表现最当前的现实生活”(1964年3月3日《北京日报》)；代表论述有章周“京剧不适合表现现代题材”(《北京日报》1964年2月5日)、李素明“我对‘分工论’的一些看法”(《北京日报》1964年1月30日)等。

③ 见陈光炎：“批判、继承、创新都是为了发展戏曲艺术”，《北京日报》1964年4月11日。

④ 见彭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人民音乐》8—9(1964)：3—6。

⑤ 1958年7月14日在“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闭幕式上，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在题为《为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戏曲而努力》的总结发言中喊出了“以现代剧目为纲”的口号。

⑥ 社论“戏曲工作者应该为表现现代生活而努力”，《人民日报》1958年8月7日。

⑦ 见周宁主编：《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批评史(中)》(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91页。

⑧ 见周扬：“改革和发展民族戏曲艺术——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编：《中国戏曲理论研究文选(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487—504页。

⑨ 1958年前也曾出现过一次戏曲现代戏编演的小高潮。即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前后，涌现了如评剧《刘巧儿》《小二黑结婚》、沪剧《罗汉钱》、吕剧《李二嫂改嫁》、淮剧《王贵与李香香》以及秦腔《一家人》等现代戏剧目。它们是建国初为宣传《婚姻法》、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而生的。但当时尚未引起关于戏曲如何表现现代生活的集中讨论。

⑩ 见《文化部关于大力繁荣艺术创作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编：《文化工作文件资料汇编1(1949—1959)》(1982年)第220—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