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征用”的主体
——以“样板戏”中的反面人物钱守维为例

陈怡含

“样板戏”人物研究多侧重于英雄人物和女性形象，而对反面人物少有关注。作为“样板戏”中的一大主体，反面人物是完成文本叙事架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其分析可明晰文本的叙事逻辑及背后的意识形态构建。本文拟以“样板戏”《海港》中的反面人物钱守维为例，引入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考察其生成动因，还原其主体身份，追问其被“他者化”的政治语境，探讨反面人物在以征用生命为首要基础的生命政治领域中所面临的复杂生存境遇问题。

一

学界对于“样板戏”中反面人物为数不多的阐释，大致聚焦于“艺术”与“政治”、“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二元关系。这种解读多着重反面人物的外表、着装、舞台表演、唱腔等等，指出政治意图的挤压造成了人物类型化、单调化、僵硬化等问题。如，沈志冲早先的文章《从人物表谈起》，谈到“四人帮”对文艺的控制使得人物的刻画变得虚假，失去了生活的真实性。惠雁冰的分析更为深入，他认为“样板戏”是以戏剧的形态在整合政治文学资源的基础上昭示了一个意义明确、单一的高度隐喻化的符号体系，由此人物的身份、扮相、动作、表情、装束、神态内嵌着一种功能性隐喻。这种二元论的关系解读，通常认为政治单向度地对艺术进行了挤压，艺术沦为政治的工具，忽视了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二者的双向共谋关系：在阶级、民族国家等现代政治观念的建构过程中，文学的力量无处不在。

随着研究范式的更迭和新的阐释视角的引入，越来越多的阐释者对二元论的解读方式提出异议。其中，李杨的解读颇具代表性，他首先反思了文艺与政治的这种简单对应关系，认为将二者明确区分本非必要之事，“一方面，任何一种哲学、文学乃至宗教的理念都可以转化为政治激情，在许多情景中个体的爱与恨同样可以转化成集体的共同奋斗，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集体奋斗又常常能够引导个体超越其生存本能”(214)。由此，他引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导入对话语的历史分析，将研究视域放置于现代性的大背景之下，认为“样板戏”中的形象隐含了执政阶级确认自我的方式，“无产阶级得以确认自我的是一种纯粹的道德主体性，与此相适应的是，作为无产阶级主体的‘他者’——地主、资本家这样的阶级敌人和日本侵略者这样的民族敌人也转变为超历史得抽象的‘他性’”(250)。无产阶级在对“想象中的自我描绘”中获得一种“身份认同”，而这种“身份认同”是建立在“阶级认同”对“血缘认同”的超越上，“阶级”成为构建民族国家的新型意识形态秩序，成为一种更广泛且更抽象的大型主体建构力量，“样板戏”中的主体正是在对“阶级”的体认中获得了自身存在的依据。如果说前种解读路径粗暴地忽视了“革命文艺”中潜伏在政治话语之下，不同话语之间的摩擦、渗透；那么对于李杨来说，现代性背景下，通过阶级、民族国家等话语的生成和区隔，时代主体开始生成、建构，而民族敌人也就自然变为了“他者”。

沿着李杨的分析路径继续推进，如果不局限于现代性视域，不将民族、阶级、国家这些话语视为生成“主体”的根本性力量，而是将其作为“生成”的手段、背景，再去考察“样板戏”中反面人物的生成动因，能否敞开新的阅读视野？首先将“样板戏”中的反面人物也还原为“主体”的一份子(这个“主体”不能被指认为国家代表的一份子，在这里，笔者将“主体”指认为自然生命，不是阶级、政党、国家、民族等话语之下存在的个体，而是人类自然繁衍诞生的生命)，追问在这个“主体”的范畴之下，反面人物是如何渐渐地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获得了“反面人物”这个带有内涵性的称谓，而变为李杨所述的“他者”？在这其中，阶级、政党、民族、国家等话语又是如何运作而使其失去了说话的权利，变成“超历史的‘他性’”？反面人物的历史命运是现代性带来的恶因还是人类悲剧命运的显现？而要继续追问这个问题，不妨引入阿甘本生命政治学中对“Sovereign Power”(至高权力)与“Bare Life”(赤裸生命)以及“例外状态”的阐述，从而在反面人物“非主体”与“主体”的身份转化中，重释“人”的主体性在政治领域中的境况，以期获得一种新的阐释角度。

在认为主权渐次被规范、规则、法律等取代的现代政治新语境中，阿甘本通过回溯古典时期政治运行模式，重新关注主权者的至高权力这一古老议题，对人类生命政治中的典范——赤裸生命表达关切，这种分析角度为笔者考察“样板戏”中反面人物的政治生命提供了借鉴路径。以阿甘本之理论介入“样板戏”人物的生存境况，笔者选择对《海港》中唯一的反面人物——钱守维从伦理身份、行为设置及位置向度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其生命境况恰恰体现了赤裸生命已经成为主权者权力展布的猎物，在这场围猎中，主权者对赤裸生命的征用成为构建其政治秩序的根基。

二

伦理身份在“样板戏”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意义能指，而是划分阶级、区分敌我的一个重要的符号所指，内含丰富的政治表征意义，不同的身份代表着人物不同的政治阵营。《海港》中，钱守维有旧社会的账房先生和新社会的码头调度员两种不同的伦理身份。其中，旧社会的账房先生这个身份成为钱守维在新社会中进行破坏的原罪，依据在于旧社会的码头账房先生帮助敌人压榨工人血汗，因此，即使到了新社会，他依然会伺机和人民群众作对。

要考察这个依据是否合理，首先不妨对账房先生这个职业身份在旧社会中的阶级从属进行一番考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中最早将中国社会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五大阶级。如果按其时的划分标准来看，钱守维自然够不上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说他是个中产阶级恐怕也是勉强，最契合其身份的大概是小资产阶级中的右翼。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毛泽东建议联合小资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最亲近的朋友。因此，按照其职业身份属性来看，钱守维在旧社会委实算不得是一个多大的恶人，顶多算是一个有些偏向的帮凶派。

可是他的旧社会账房先生的职业身份到了新社会之后，如前所述，便成为其从事破坏活动的最主要动因。虽然文中钱守维是破坏者的事实依据其实并不是那么充分，其行为并没有直接目击者，而且突击北欧船和放置小麦的两个行为有可能是无心之举，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明确印证他就是破坏者。但方海珍却能敏锐地将这些事情与钱守维联系起来，正是其账房先生的身份，使方海珍一直对其保持着警惕，这才是抓住钱守维犯罪的背后动因。由此可见，账房先生这个在旧社会是小资产阶级的伦理身份到了新社会却成为了其犯罪证据的原罪性的存在。那么，原本是小资产阶级的钱守维在新社会中因其旧社会身份而成为反面人物的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呢？

回到钱守维在《海港》中的现实身份。在新中国成立的十四年后，原本是旧社会账房先生的钱守维经过几次运动，已经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造，成为广大劳动群众中的一员，在黄浦江边的海港某装卸码头当一名调度员。可是，他被以方海珍为首的党代表发现，是一个混迹在人民内部想要从事破坏活动的反面人物。如前所述，一开始是他的旧社会的身份引起了方海珍的关注，随后的一系列不很充足的证据将其定性为反面人物。但是，当方海珍在教育赵震山，说了这样一席话后，钱守维之所以成为反面人物的真正动因便表征的再清晰不过了：“我觉得你近来阶级斗争的观念淡薄了。[……]敌人一定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诚挚地)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同志”(《海港》 25—26)。

没错，正是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才是钱守维这个旧社会的小资产阶级在新社会重新被捕获的最重要理由。在这里，“阶级”发生了概念上的置换。当毛泽东在作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时，尚充分考虑了阶层划分的各种因素，从经济因素、政治地位、文化背景等多个方面考虑，以联合最多的阶级，打击敌人。而到了新社会，在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毛泽东当年的阶级划分依据已然失去了有效性。特别是三大改造完成之后，上述划分阶级的标准均发生了改变，已经不能作为区隔人的依据，但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却并未发生改变。那么，如何构建新的、有效的、工农兵之外的区隔体制便成为新的问题。

返回到《海港》文本，将钱守维这个旧社会的账房先生变成在新时期的反面人物便是建立新的意识形态秩序的一种尝试。为什么不选择大地主、买办等阶级，而选择了钱守维式的人物？当社会背景发生改变之后，必然不能像将背景设置在战争年代的“样板戏”一样，选择黄世仁之流充当反面人物，选择钱守维代表的阶级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而对这个阶级进行定罪的依据关键在于方海珍在意识形态上的定性。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旧时期的划分标准还是新时期的社会现实，钱守维的账房先生身份都不是犯罪的最好佐证。而作为党代表的方海珍在指认钱守维的时候总是反复的强调“阶级斗争”这个关键词才是关键因素，并将之上升到了“国际主义”的高度，指出新的钱守维会不断涌现，“对！同志们！钱守维虽然抓起来了，可是还会有新的钱守维。太平洋上不太平，上海港也不是避风港。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海港》 57)。“阶级斗争”在方海珍的话语中被反复强调，构成了社会区隔的新伦理，可是如前所述，不同于以往的“阶级”划分标准，单纯从意识形态构建的角度重新对“阶级”进行定性，这已经脱离了经济根基和社会现实，很不合情理。但是，作为新型意识形态构建的表征，借由钱守维表面上是账房先生而指认其罪状，虽然这种指认其实是无效且无力，但是在背后新型秩序伦理的推动下似乎也就成了一种荒谬的必然。因为方海珍的定性，党和群众开始统一战线，韩小强请调工作的事情也与之有关，群众也开始与其产生了矛盾，钱守维正是在这种境况中彻底成为了反面人物。

且在这套坚持阶级斗争的符号秩序中，必然需要钱守维式的人来充当阶级一方中的反面角色，以维护意识形态序列的正常运转。这类角色正是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中定义的“不能被祭祀但可以被杀死的生命”(阿甘本，《神圣人》 117)——“Homo Sacer”(“牲人”、赤裸生命)。阿甘本认为这类人的悲剧生命境况是一以贯之的，“政治生活的首要基础，就是一个可以被杀死，并且通过被杀死的能力而被政治化的生命”(125)。只要存在着生命政治，那么，无论在古典时期，还是在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命境况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变化的只是古典时期“神圣”+“渎神”的人类共同体模式变成了现代社会的“主权”+“法律秩序”模式，神在神之域通过祭祀享用的祭祀品，在现代社会变成了主权者在例外状态中享用的赤裸生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钱守维经过改造之后的调度员的伦理身份并不能成为其在新社会的护身符，他依然是个“不合法”的存在。在这场生命政治的游戏中，只要生命政治需要捕获生命，钱守维式的人物便会以各种话语被征用，以构成一套符号秩序的结构性需要。

三

钱守维的旧社会特定伦理身份使其在新社会重构意识形态秩序时重新成为被征用的对象，因此，在对其行为序列和行事逻辑进行编排时，便充满了预设性，一举一动都要在主权者的预料之中。其甫一亮相，到之后行动序列的延展，及与周围人产生联系时的话语、行动，都昭彰着这是一个混迹于人民内部想要从事破坏活动的人。

“(阴险地)找方海珍？！(风声。不安地)最近天气时常变化，政治气候也不大对劲。一定是他们又要搞什么政治运动了！(一声闷雷。仇恨地)好吧！台风一到，你们的稻种就不能按时启航；雷阵雨一来，我放在露天的这两千包出国小麦[……]”(《海港》 8)伴随着阴险的、仇恨的语气，咬牙切齿的面部动作，和打着闷雷的天气，钱守维抱怨着党代表方海珍，嘴里嘟囔着自己的阴谋，看到方海珍从远处走来，假装镇定下场。这是钱守维在《海港》第一场中的重要亮相。可以明显感觉到，故事叙述者竭尽所能地让观众一目了然，一个坏人出场了。他在极力怂恿装卸负责人去布置抢运玻璃纤维的任务，以阻拦援助非洲的稻种按时装运完成。一个混迹在人民群众之中，但是与人民群众为敌的反面人物形象开始在舞台上呈现。

之后的场景展开均围绕着钱守维的破坏行动层层推进。他的阴谋开始施行、引起广泛关注，本人也开始引起大家的怀疑到罪行暴露、最后被拆穿，值得注意的是，钱守维破坏行动的每一步，总是能被权力者发现和识破。如在第二场景中，钱守维将之前散落地上的玻璃纤维放进了准备运往非洲的麦包中，但是随后被装卸组长、党支部负责人高志杨发现了散落在地上的麦种，高志杨将此定性为出了事故。第三场景中，方海珍在散包小麦中发现了玻璃纤维，认为这是一场不但会危及人的生命，而且政治影响大如天的、非一般的责任事故，遂决定“发动群众，追根寻源”(《海港》 23)。

在钱守维起心动念的背后，似乎总是有一双无形之眼能够洞察到他的所思所想，将其破坏革命事业的行为拦截在未发生状态。他的犯罪之路仿佛行进在一条他人为其预设好的既定轨道上，在这条轨道上，他的行动掌控权完全不由他本人来控制，而来自于主权者挑选合适的时机将其捕获。而在这条预设之路上，他的存在便是充当“援助非洲”这个政治任务的阻碍角色。“援助非洲”这个任务关乎国际声誉,必须要圆满成功，因此钱守维的失败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主权者找到了这个预先埋伏下的角色，宣称他就是行动的破坏者时，钱守维也就完成了自己要承担的任务，可以在这场行动中退场了。

且主权者在对赤裸生命的行为模式进行预设的同时，对其犯罪行为的审判也进行了悬置。钱守维面临审判之时，便遭遇了犯罪动机和犯罪现场的双重悬置。

1.从钱守维的出场到退场，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钱守维的犯罪动机。可是在文本中，他犯罪动机的确认并非直接来自于本人。钱守维明确表达不满的地方极少，在第二场景中，他发牢骚说道：“哼！科室人员还要参加劳动，撒点玻璃纤维也得我来扫，(边说边走近凉棚)简直把我当臭苦力！(放下簸箕、笤帚)这是什么社会？！”(《海港》 16)将这种随处可见的牢骚作为犯罪动机实在过于勉强，而除了这句牢骚之外，通篇只有钱守维如何使坏的描述，而没有对其做事动机的书写。如果说钱守维的犯罪动机不能从其本人身上看出端倪，那么又来自于何处呢？故事的最后提到他有美国、日本、国民党的证书，因此对境外反华势力的效忠可以作为他的一个犯罪动机。而由方海珍的话语之中表露的，“嗯！这个人对新社会有刻骨的仇恨，一遇机会，就兴风作浪，今天他又干下了一系列破坏活动。”(52)，钱守维对新社会有仇恨，一有机会便会报复，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犯罪动机。综合两者，钱守维的犯罪动机可表述为：对境外势力的效忠和对新社会的仇恨。因此，钱守维这个犯罪动机的确认其实并不来自于他本人，而是来自于方海珍及其代表的人民群众，他的犯罪动机其实是被悬置的。

2.而在审判现场，钱守维也被悬置起来。当方海珍从韩小强处得知钱守维的行为之后，她的选择是马上向党委汇报，对钱守维采取措施。首先，钱守维已经被排除在世间法律秩序之外，而要接受的是主权者的审判。在主权者的审判中，钱守维是如何被定罪的呢？让我们重回文本，仔细分析钱守维的破坏行动。码头上，工人们在为援助非洲稻种装船而忙碌着。方海珍对赵震山说：“老赵，装运这批援非稻种，是个重大的政治任务。”(《海港》 9)可见，钱守维破坏的是一个政治任务，这个任务关系着非洲人民是否可以按时播种，主权者进一步将之阐发为是为了支援世界革命，为了弘扬国际主义，为了国家的国际声誉。宏大的话语描述其实已经让主权者成功地将这次政治任务纳入到一个阿甘本所描述的“例外空间”，在这种空间里，主权者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在法律之外审判破坏这次行动的行动者，定义其在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作对，于是钱守维式的破坏者的生命理所应当地被捕获。这样，钱守维式的人既被排除在了法律之外，也被主权者排除在了政治共同体之外，成为了人类共同体的敌人，变成了“牲人”。并且，在第六场和最终章第七场中，钱守维已经没有了“事实上”的出场，只是存在于他人的话语之中，在这几个人的话语中，他的犯罪事实被暴露和确认。虽然他是犯罪者，他的犯罪工具“美国大班的奖状、日本老板的聘书、国民党的委任状。(边说边递给方海珍，又掏出一把匕首)还有行凶的匕首”(《海港》 56)被展示，他的下场在人民群众的一员——小陶口中被描述为，“钱守维，垂死挣扎，掏出匕首，猛向老赵刺去。老赵不顾伤痛，扑向前去，夺过匕首，把这个坏蛋一把从水里给抓起来了”(56)，他本人却成了审判现场的缺席者。

因此，在这场对钱守维的审判中，犯罪动机和审判现场的双重悬置，导致审判对象钱守维处于一种失声的状态，这种失声的对立面正是主权者权力范围的大面积扩展，扩展至法律之外的地带，形成一个“例外状态”。“例外状态”是一个模糊、边缘的概念，是法律与政治相交会的地方，“呈现为不再具有法律形式者的法律形式。”(阿甘本，《例外状态》 4)在这个场域之中，法律被悬置了起来，主权者拥有了大于法的权力，可以借用政治的名义，对犯罪者单独进行法律之外的审判。通过将援助非洲稻种活动定义为一个弘扬国家声誉、支援世界革命的重大政治任务，对于破坏这种政治行为的审判便可以在法律之外，以其他的名义进行，这也正是《海港》的最后场景中对钱守维进行律法之外的审判的合法性由来。

当福柯重新激活“生命政治”的概念时，他认为，进入现代社会，生命政治不再通过暴力型的力量来统治生命，相反它建立了一套稳定的驯顺身体术,对这些“驯顺的身体”进行监管、调节、改造、干预等，目的为顺应现代社会生产发展需要。在追问现代政治模式上，阿甘本批判性地延续了福柯的思考路线，而将问题转向另一个向度，即重返对主权者的批判，他倾向于追问在“例外空间”中，至高权力对生命的捕获与剥夺，在他看来，权力并没有像福柯所说是以一种“规范性”的力量施行，反而在制造紧急状态，正是在紧急状态中，权力如鱼得水地运行。

其实，当国家处于危机之时，宣布其进入紧急状态，确实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只是，在例外状态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且缺乏监管的地带中，主权者拥有了悬置司法的权力，同时也存在着将法外之地极度扩大的可能，“不仅容许对于政治敌人，也容许对于基于某种原因而无法被整合进入政治系统的整个公民范畴的物理性消灭”(阿甘本，《例外状态》 5)。且历史证明，这种行为并不鲜见。因此，当主权者如施米特所说，是那掌握着决断例外状态权力之人,“他置身于正式生效的法律秩序之外，他绝不属于这种秩序，因为正是由他来决定是否完全搁置宪法”(7)。且如福柯所讲“长期以来，最高权力的典型特权之一就是生杀大权”(87)之时，处于例外状态之中，反而成为生命政治中的伦理困境。并且阿甘本说道：“故意创造出一种恒常性的紧急状态(stato di emergenza permanente)(即便在技术意义上可能并未宣告)，便成为当代国家的重要实践之一，包括所谓的民主国家。”(《例外状态》 5)例外状态的存在本是为了解决法律悬置之后的危机情境，但是失去了规范的“例外”，又会将人类的命运领向何方？

四

从钱守维的伦理身份和行为动向来看，这个反面人物的确立，根本意义上来自于意识形态秩序中的预设，而钱守维在这套政治共同体的意识形态秩序中又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方式和位置向度，担当着什么功能，面临着什么样的命运境况？

被卷入这个符号体系中的钱守维首先遭遇的是以“排除”的方式而“纳入”的生存方式。所谓的“排除”意指被以违反秩序的名义剔除出了共同体，成为不合法的存在和被“征用”的对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便成为了与体系无关之人；恰恰相反，他正是以这种反秩序的方式被秩序维护者“纳入”到了现有体系之中，有了他的存在，主权者的征用才有了对象主体。这就是阿甘本所说的：“例外是一种排除。[……]但例外的最固有的特征是，从规则内部被排除出去的东西，并不因为被排除而与规则绝对无关。相反，作为例外被排除的个案，仍旧以规则之悬置的形式而保持着它本身与规则之间的关系。”(《神圣人》 25)质言之，钱守维式赤裸生命的存在非常重要。虽然赤裸生命存在于人类共同体之中，但是其合法状态并不被法律承认，且被主权者以一种例外状态剥夺，被排除在人类共同体之外；但是，赤裸生命又是必然存在于人类共同体中，没有赤裸生命的征用，主权者也就失去了存在了意义，故而他是以被排除的方式而被纳入人类共同体。钱守维因为对援助非洲这个政治运动的破坏而被方海珍等赶出了人民阵营之中，但是钱守维并不是与这个阵营没了关系，阵营借由对钱守维的批判，找到了要打击的对象，维护了阶级斗争伦理的合法性。因此，反面人物这一赤裸生命在政治共同体中便是一种被悬置式征用同时又失语的存在。在《海港》表征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只要存在着阶级的话语，就需要有一批人被区隔开来，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对立面而被认定。因此，钱守维式的人物，在经过改造之后，仍旧要被指认为阶级敌人。这种矛盾状态决定了他们的荒诞命运：他们不停地在接受改造，但是这又是一种永远不会成功的改造，因为改造成功意味着这批人获得了被权力承认的主体身份，同时，主权者也就丧失了征用他们的资格。

而更吊诡的在于，反面人物并不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概念，相反他是流动的。因为主权者需要能被捕获的生命，这个赤裸生命的获得是政治存在的首要基础。特别是在现代性的视域下，生命政治借助阶级、民族、国家等宏大话语，延续古典社会征用生命的逻辑，再一次地将人本初的自然生命以各种话语形式捕获。在例外状态开掘出的政治空间内，在主权者的至高决断权力中，只要主权者需要赤裸生命，便能够借助生命政治的名义，将本来是自然生命的主体进行转换，以自己凌驾在司法秩序之上的掌权者的地位，宣布变成了“牲人”。正是如此，当钱守维是旧社会账房先生的时候，他尚有生存的空间，因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他并不是需要被打击的对象；而到了新社会，即使他取得了新的身份，但是因为政治话语的需要，他反而成为了被打击的反面人物，没有了生存的空间。于是，在这样的生命政治体内，人作为一个自主的主体便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随着征用名义的不同，不同的主体皆有可能会转化为被征用的赤裸生命，而不在于他是否是一个正常的人。

当人在这一处境之时，“他们没有法律和政治架构的保护和惩罚，也没有神的恩泽与天谴，他们唯一留下的就是如草芥一般的性命。不仅如此，这个唯一留下的赤裸的生命，仍然面临着朝不保夕的危险，随时可以在主权权力的淫威下，被滥用，或被剥夺走”(蓝江 3)。法律保护的对象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政治主体，而是变动不居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赤裸生命，只要他符合主权者以至高权力在例外空间的征用条件。而一旦成为赤裸生命，就相应地成为了法律的例外之物，他的存在也就没有了任何法律上的保障。因此当一个赤裸生命被杀掉的时候，杀人者不用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因为他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法律本来就没有为赤裸生命提供保护。“任何人都可以杀死赤裸生命，而不用面对政治共同体的惩罚，如同夺去一头动物的生命。我们看到，生命的被政治化，其直接产物就是赤裸生命。”(吴冠军 79)这既是钱守维式的人物处于底层的悲惨命运，也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遭遇到的生存困境。

当对钱守维完成定性分析，明晰其充当的赤裸生命的角色后，回到《海港》文本，不妨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钱守维是否在文本中完美地完成了充当“牲人”的任务，从而维护了整个意识形态秩序平稳地行进；在文本叙事中，是否有溢出性因素，从而与意识形态秩序形成了抵牾？钱守维这个政治身份不太清白的小资产阶级在文本中被设定为在1963年的黄浦江边的码头当一个调度员，是因为他之前的改造至少是获得了部分认可，换取了合格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主体的身份，即便不是“我”，也可以归为“友”这一类，但其实他是隐藏得极深的破坏者。可就在这里，最具有“样板”特征的《海港》作为政治的高度摹写，表征出其摹写的失败。按照当时的社会环境，钱守维的生存空间已经非常狭窄，且并不具备作恶的动机和现实条件。可是，在文本中，钱守维却被赋予了“破坏者”这个角色，还成功地进行过小范围的破坏(虽未影响最后的大局)，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当然这是为了强行摹写意识形态，却也导致了选择钱守维是个矛盾的行为。一方面，在现实环境中，如果钱守维像文本中描述的那样，那他是没有生存空间的，选择钱守维已经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选择钱守维作为敌人带有必然性，当阶级意识形态成为建立社会区隔体制的基础，而其他阶级又没有了生存的空间，毛泽东的阶级话语表述中存在灵活性的小资产阶级只能成了新时期被征用的新对象，只是征用话语出现了差异。所以，所谓的接受改造之后便能被纳入到政治共同体之中只是一种假象。相反，作为“不合法”的存在，时时面临着充当被生命政治需要征用的对象，陷入成为巩固意识形态秩序工具的悲惨境遇。

因此，即使是最规范、标准的“样板戏”，当将背景放置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设置阶级敌人的时候，依然会遭遇到一种尴尬的境况，那就是选择谁来当“阶级敌人”的问题。当继续选择“阶级”话语来为意识形态建设加固，使其伦理化，便导致了话语书写上的尴尬。社会背景发生改变之后，必然不能像其他时代背景的“样板戏”一样，选择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而只能选择钱守维所代表的这个游离于地主阶级和工农阶级之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体。即使为了增加信服力，给这个阶级设置种种道德上的问题，仍不能减轻从意识形态上指认钱守维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作为敌人的虚假，毕竟文本中钱守维被设定的特性跟现实环境下这个阶级的真实境况相去甚远。选择钱守维表征出的无法规避的矛盾性，反而体现出当文本或自愿或被迫迎合意识形态秩序，要高度摹写政治意识形态之时，二者有的时候也并不能达到一种高度的重合。文本在对政治的读解中透下来的一丝缝隙，反而为反观社会现实提供了缺口。

结 语

阿甘本之说透视了从古典时期起就已经开始的人类的苦难命运与悲剧现实，对这种伦理困境的深切关注是其理论研究的基点。他进一步阐释了生命政治的内涵，主权者在例外状态下，以排除的方式将赤裸生命纳入政治体系，由此转化成为被征用的生命。与福柯认为是现代性建构了生命政治不同，阿甘本将其视作人类生命政治漫长历程的一个极端新阶段。无论是民主体制，还是专制政体；无论是“样板戏”中摹写出来的极端状态，还是在我们生活的日常常态中，都存在着将自然生命政治化的可能。

以阿甘本之生命政治理论透视钱守维的生存境况，他是个通过将阶级话语极端化而被建构、区隔出来的反面人物，是一个重构的、新的对“人”的定义，存在于一个以征用生命为首要基础的生命政治权力体系中。在这套体系中，钱守维以“不合法”的身份，被主权者捕获，在政治共同体中充当着被“征用”的角色，以维持意识形态秩序的正常运转。且钱守维式的反面人物的命运并非个例，而是对人类生命状态的普遍揭示。人的生命状态，被一个空泛的所指捕捉，它被生产出来，凌驾于我们之上，要求我们去维护、适应这种政治结构。而人的生命本身的权力呢？我们是否存在着不被任何话语定义的否定性的力量，从而与捕获生命的权力相对抗？我们能否挑战主权，将主权者开拓出的例外状态重新关回到笼子之中，从而结束人类的悲剧性命运？阿甘本敲响的警钟，迫使我们对自身命运有所警醒。

注释[Notes]

① 参看沈志冲：“从人物表谈起”，《陕西戏剧》5(1980)：22-23。惠雁冰：“‘样板戏’：高度隐喻的政治文化符号体系—以《沙家浜》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3(2006)：41-47。

② “生命政治”这个词于20世纪20年代由瑞典政治学家科耶伦创造，由以伯格森为代表的形而上学的生命哲学、以斯宾格勒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和以尼采为代表的伦理性的生命哲学三股思潮交汇而成。福柯于70年代激活此概念，将之定义为“一种新的权利技术”。阿甘本重新以结构主义角度审视，认为生命政治镶嵌于所有人类政治共同体之中。参看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序言，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9—13页。

③ 本文选用的《海港》版本是1972年版次，由上海京剧团《海港》剧组集体改编。相较于1968年版次，此版语句简洁、明快、更加口语化，节奏集中紧凑，将敌我双方的阶级斗争主题表述得更为明确。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

[Agamben,Giorgio.

H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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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

[- - -.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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