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对七绝联章体制的创变
——以《上皇西巡南京歌》《永王东巡歌》为例

辛晓娟

联章是指组诗中的诗歌分而观之，能独立成篇，合而观之，又有着清晰的意脉联系者。联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乐府类联章、主题联章。有意识的联章体创作，肇始于唐。李白《清平调》三首，咏贵妃兼咏牡丹，主题明确，艺术风格统一而各有侧重。杜甫《秋兴八首》《诸将五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夔州歌十绝句》等作有着清晰的主题，诗歌间又有着意脉上的联系，“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若缺一不得，增一不得，乃见体裁”(沈德潜 552)，是真正意义上的联章组诗。

李白集中七绝联章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为之前作者所无。乐府联章如《清平调》三首，纪行纪事联章如《永王东巡歌》《别内赴征三首》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对七绝联章体有巨大的开创意义。尤其《上皇西巡南京歌》《永王东巡歌》两组，次第叙事、以诗存史，从体制与功能上确立了七绝联章纪事之法，对宋代纪事联章的兴盛有开启意义。同时，其以王室成员活动为表现对象，以小见大，讽喻寄托的做法，对王建等中唐诗人的宫词类联章创作有深远影响。此外，这两组诗还是李白集中“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创作，体现出李白对于诗体发展的新尝试，体现出安史之乱后，李白面对社会巨变的现实，对国运及诗运转关的新思考。

然而出于政治立场考虑，古代论者对这两组诗颇有微词，多将之视为李白的一个污点。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两组诗的价值。近来学者多为永王叛乱一事翻案，看到了这两组诗以诗存史的史学价值。但目前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诗歌历史价值、李白个人评价，诗人心态研究等领域，而对于这两组诗在文学史、文体学史上的意义，还未有充分估量。本文拟以《上皇西巡南京歌》《永王东巡歌》等为中心，考察李白对七绝联章一体在纪事存史、立意造境、讽喻寄托上的开辟作用，进一步探讨其对后世七绝联章体中两大分支：纪事类主题联章及宫词类乐府联章的垂范作用。

一、以诗存史的纪事手法及对宋代纪事联章的影响

纪事类七绝联章兴盛于宋。范成大《使金七十二绝句》、文天祥《指南录》中的七绝联章组诗、汪元量《湖州歌》等，都被视为宋代纪事诗的代表。对于此类诗歌的艺术研究已经比较充分，而对其源流追溯，多以刘子翚《汴京纪事》二十首为开始，至于唐代则一笔带过。仿佛以七绝联章纪事是宋人的创举，少有提到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事实上，宋代纪行类七绝联章中首尾完整、次第叙事的特征，在李白的这一组作品中已经非常明显。

初唐时期，由于统治阶层雅好文学，宫廷宴游之风兴盛。文学侍从陪侍王室成员宴游时，经常以联章组诗的形式纪行纪景。如杜审言《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上官婉儿《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等。此类联章内容以写景为主，体裁则以五言居多，虽因景物变化有一定的次序，但每首之间逻辑意脉并不明显。盛唐时期，联章组诗纪事元素得到了很大加强。然而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五言联章中，而七绝联章仅上官婉儿《驾幸温泉宫献诗三首》、崔液《上元夜六首》等寥寥数作。首尾有一定总括作用，中间诸诗则以行动所见简单勾连，远未形成后世七绝联章首尾分明、次第叙事的局面。

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永王东巡歌》《别内赴征三首》等作则不同，从纪事线索、内部层次、首尾布局等多方面突破了前人分题吟咏的局限，从整体上改造了七绝联章体的结构。

《永王东巡歌》以李白随水军出征的行迹为线索，贯穿全篇。其一：“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李白 507)，写出出师时间地点，而后按照行军路线，依次记录军中所见。其三：“雷鼓嘈嘈喧武昌，云旗猎猎过寻阳”(508)，其四：“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509)，其六：“丹阳北固是吴关，画出楼台云水间”(510)。其七：“王出三江按五湖，楼船跨海次扬都”(511)等，清楚的写出了东巡的路线。形成了次序完整、章法严谨的纪行结构。这在之前和同时代的七绝联章中都是极其少见的，更接近于宋代七言联章体的纪行纪事诗。

值得指出的是，李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七绝联章中的纪事要素仍未得到足够的发展。中唐七绝联章多沿着初盛唐纪景类诗作发展，分题赋景。陆希声《阳羡杂咏十九首》按照景物和行迹排列。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诸作关联较强，但总体以写景为主、叙事为辅。叙事元素单一，除了首尾外，中间诸诗仍没有必然的、不可逆的次序。晚唐《宫词》类联章兴盛后，篇幅极大增加，出现更丰富的叙事倾向。(宫词类联章诸诗间不是纯粹的并列结构，而是大并列框架下不定期插入小主题，以两至三首为叙事单元，依次描述。以王建《宫词》百首为例，十四至十六写打球；十九至二十写中和节放宫人出宫；二十二至二十四写打猎。花蕊夫人《宫词》百首中，十九至二十二首，记录了宫女们陪同帝王大臣打马球的场景，有赛前准备、赛中状况、赛后结果，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叙事片段。)可惜这种片段仍是在并列结构的大框架下零星插入的因而不成系统。这与《永王东巡歌》中表现出的完整贯穿的意脉无法相提并论。直到范成大“使金七十二绝句”，李白《永王东巡歌》中出现过的丰富而严谨的叙事手法才再度清晰化。乾道六年，范成大奉命出使金国，期间创作了《青远店》《州桥》《双庙》等诗作，以地名为题，包含了一路北上的行迹。返宋后，范成大将七十二首诗辑为《北征集》一卷，诗人行迹、地理位置、沿途风物、构成层次分明的叙事脉络。稍后，文天祥《脱京口》组诗，每首都有小标题，仅从题目就可以看出逃脱的路线及方法，次序严谨，不可调换。汪元量《湖州歌》以联章体反映南宋灭亡全景，从元军进驻京畿、南宋王室不战而降写起。一路描写被俘北上沿途所见风物，从诗作中或隐或显的地名、典故，可以复原出北上路线。这与《永王东巡歌》的纪事手法是一致的。

《上皇西巡南京歌》《永王东巡歌》另一个特点是首尾安排格外严谨，一首一尾的诗作中，隐约可见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态度。这种做法在唐人的七绝联章中极为少见，而与宋人的同类作品颇为近似。

《上皇西巡南京歌》其一：“胡尘轻拂建章台，圣主西巡蜀道来。剑壁门高五千尺，石为楼阁九天开。”(516)“胡尘”点出了安史之乱、两京失守的历史背景。“圣主西巡”一词则表达了李白对玄宗西狩的看法。在李白看来，玄宗西巡避乱，借助蜀地山河之险保全朝廷骨干，客观上为平叛赢得时间。其后“四海此中朝圣主，峨眉山上列仙庭”(521)，“万国烟花随玉辇，西来添作锦江春”(523)皆由此生发，不能简单的视为阿谀颂圣。尾作“剑阁重关蜀北门，上皇归马若云屯。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524)更清晰地表明了李白的政治立场。玄宗坐镇蜀中，肃宗继位于凤翔，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政治中心，对国家是较为有利的局面。因此，李白在肃宗统治已基本稳固后，对玄宗西巡的事实给予了正面的记叙及评价。他有意识地在联章体的首篇开宗明义，并于末篇收束全诗，对“日月双悬”即将带来的清明政治前景做出希冀与展望。

《永王东巡歌》也是如此。首篇即高屋建瓴的为全诗定下的基调。“天子遥分龙虎旗”说明了永王的东巡并非师出无名，而是奉遥在蜀中的天子即玄宗之命。其目的是集结南方兵力，从水路袭击安史叛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而达到“楼船一举风波静”(507)的战略目的。“遥分”则说出了玄宗以诸王分别总领地方军事大权，互相配合行动的布局。再看尾作：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515)

前人有将此诗视为李白明知永王有不臣之心、仍从之为逆的证据。然而按邓小军、薛天纬等学者考证，君王指的是玄宗，并非永王。永王实际上是遵持玄宗的意旨，为天子扫净胡尘，等天下平定后，再入长安向玄宗、肃宗复命。这里再次强调了永王军事活动的性质绝非叛乱，而是根据玄宗分封诸皇子、共同抗击叛军的战略。一首一尾的安排，将诗人的政治立场、参与原因、战略期许都融入其中。这在之前的七绝联章体中都是未曾出现过的创举，而与宋人同类作品接近。刘子翚《汴京纪事二十首》首篇：“帝城王气杂妖氛，胡虏何知屡易君”(21427)统领全篇，结尾诗选取了“师师垂老过湖湘”(21428)的场景，为宋王朝覆灭的隐喻。汪元量《湖州歌》其一：“丙子正月十有三，挝鞞伐鼓下江南。臯亭山上青烟起，宰执相看似醉酣”(汪元量 36)，皆类似“永王正月东出师”的起法。尾句“宰执相看似醉酣”则说出了南宋不堪一击的原因，饱含讽刺批判。这一切，皆可与李作参看。

其次，将七绝联章体用于记录重大历史政治事件的做法，极大地扩充了七绝一体的表现范围，使原本短小的七绝一体，汇流而成鸿篇巨制，备一代之诗史。

七言绝句诞生自乐府新声，受音乐、体制局限，初期多用于写景及个体情怀抒发。同题联章的出现，极大地扩充绝句体的容量，提升了其表现力。李白以联章的形式，书写重大体裁，体现出其对此体的创变。沈祖棻评价：“以七言绝句组诗来行写重大的政治感情”(沈祖棻 27)正是看到了李白诸作在体裁上的开辟作用。

李白所见所咏皆亲眼所见，有很强的实录意义。“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秋毫不犯三吴悦，春日遥看五色光”(508)记录了永王出师的原因，及行军初期的军纪严明。这与后来永王被定性为叛乱后的官方书写有一定差异。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邓小军《李白从璘之前前后后》等文指出，永王军事行动是出于玄宗策命，合理合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得到了肃宗的认可。李璘部下将领季广琛在李璘军受阻于江陵时，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耶？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驻雍、洛，大功可成”(欧阳修 宋祁 3609)，可佐证当时的真正局势。这与《永王东巡歌》中“天子遥分龙虎旗”的记载是吻合的，可诗史互参。“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513)等句，则说明永王占领南方后的战略意图，准备出海直捣幽州叛军老巢。这个战略出自玄宗授意，与中原战事互为支援，在当时的军政局势下有一定的合理性，也为李白所知晓。而随着军事行动的推进，肃宗出于权力争夺的目的，违背了当初默许的契约，诬称永王为叛逆，实际上破坏了协同作战的大局。镇压永王之后，肃宗为了掩饰真相，对部分史实进行了篡改。《旧唐书·永王璘传》中“擅领舟师东下，甲仗五千人趋广陵”(刘昫 3264)，即将奉旨行动篡改为“专擅”、定性为“谋逆”。冈野诚氏在《关于唐玄宗在蜀蒙尘的路线》中指出：

从肃宗方面看,把任命永王璘为江陵大都督的时间放在灵武即位的七月十二日之后是有必要的。因为肃宗即位以后，玄宗的所有任命都可以是无效的。因而，为了把十二日以前玄宗任命永王璘为江陵大都督这件事放在过普安郡的十五日以后，便把玄宗顺道去过汉中郡这一事实抹杀掉了。

在这种背景下，《永王东巡歌》为复原历史提供了佐证，客观上起到了“以诗存史”的作用。此外，这组联章七绝还描绘了唐诗中少见水军行军之景。“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龙骧出峡来”(512)，写战舰浮江之盛况；“战舰森森罗虎士，征帆一一引龙驹”(511)记战舰载战马的壮观场景；“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510)说明当时诸侯观望的复杂政治局势；“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记叙永王此行的战术意图，都可谓备一代之诗史，与宋人七绝联章纪行诗重实录存细节等做法极为近似。“使金七十二绝句”记录北方沦陷区人民生活，如奴婢逃亡等，可补史书之阙。文天祥《脱京口》《出真州》《至扬州》等七绝联章交代了出使、被押往敌营、逃归、被俘、再出逃，“避渚洲，出北海，然后渡扬子江，入苏州洋，辗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文天祥 312)的全过程，汪元量《湖州歌》中所纪“元帝后赐三宫燕，賚宋宫人分嫁北匠”(钱士升。936)“三宫幸得不死，没者为青冢，存者为浮屠，皆史记所未有”(赵文 187)，为后人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以诗人亲见亲历，补史书之阙，是“诗史”传统的重要内容，以杜甫最具代表性，李白晚期作品如《南奔书怀》《万愤词》《寄张相镐》也体现出较强的存史倾向。《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是自传体长篇史诗，被认为可与杜甫《北征》并峙。体裁上此作品多以长篇古体、乐府歌行为主。直到宋代，以七绝联章之体纪事存史的做法才蔚为大观，而其源头正要追溯到李白《永王东巡歌》等作。

除单纯记录史实外，《永王东巡歌》以个体命运转变，观照重大历史事件的作法，也从更高的层面上将七绝联章体纳入了诗史传统。

随永王出征前，李白本来隐居于庐山，因颇有文名，而受到永王的征召。其《与贾少公书》：

白绵疾疲薾，去期恬退,才微识浅，无足济时。虽中原横溃，将何以救之。王命崇重，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人轻礼重。严期迫切，难以固辞。扶力一行，前观进退。(1441)

历史的巨大转关，带来了个人命运的改变。李白将之写入了七绝联章中。如《别内赴征》：“王命三征去未还，明朝离别出吴关”1385“归时倘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1386)；《永王东巡歌》其二：“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507)展示出诗人建功立业的决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几组七绝联章中，诗人的情绪成为时间、地点之外的另一种脉络。《永王东巡歌》从开始时“谈笑静胡沙”的昂扬斗志，到“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514)的战略建议，到“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514)中透露出对局势发展的隐约担忧，显示出丰富层次，和重大史实结合，因而产生了更强的情绪张力。

宋人七绝联章成就之一，就在于记录史实的同时书写个人命运，因此而带着充沛丰富的情感。范成大“使金七十二绝句”中《会同馆》“万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沤浮！提携汉节同生死，休问羝羊解乳不？”(158)汪元量《湖州歌》将自身身世零落与神州沦丧结合，一唱三叹。钱谦益《书汪水云集后》云：“记国亡北徙之事，周详恻怆，可谓诗史。”(188)这种传统正始于李白以个体命运照见国运转关，使七绝联章一体绽发出别样的光彩，这也是李白两组联章诗的又一贡献。

二、美刺见事的乐府精神及对宫词类联章的影响

李白以七绝联章体记录重大史实，并将之与个人命运结合，备一代诗史，提升了七绝联章一体的表现力，启发了宋代纪事联章的创作。与此同时，《永王东巡歌》《上皇西巡南京歌》借宫廷成员活动以小见大，反映国运兴衰，以颂赞为主，暗中寄托讽喻规箴。这种艺术手法是对乐府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并从立意、取象、造境等多方面影响了后世宫词联章的创作。

乐府联章的音乐来源，一种来自民间，如刘禹锡《竹枝词》，杜甫《夔州歌十绝句》，二者皆书写当地风土民情，遣词通俗，具备很强的民歌特质。另一部分来自于宫廷，描写宫廷生活，尤其关注嫔妃、宫女的言行举止。《宫中行乐词》《宫中调笑词》等类此。七绝体的则以李白《清平调》为早。《清平调》的诞生过程，可清楚地看到其与宫廷音乐的关系。李濬《松窗杂录》：

(开元中，玄宗、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云想衣裳花想容[……]”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颔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龟年常话于五王，独忆以歌得自胜者无出于此，抑亦一时之极致耳。(李濬 4)

可见《清平调》是新声乐府，李白的这组绝句创作目的主要为供宫廷娱乐，主旨自然以颂赞为主。

乐府类联章归根到底是从音乐为总领。一部分(如清平调)，明确可被乐演唱。另一部分由于乐曲失传，无法真正入乐演唱，但仍保留着很强的“歌”的特质。《上皇西巡南京歌》《永王东巡歌》虽然不能明确是否可被乐演唱，但仍具备乐府面貌创作意图也是美颂。写作的对象，以王室成员为主。故造词造境较为华丽宏大，多用宫廷意向，语气则多赞颂。这是对之前乐府传统的继承，也对后世宫词联章创作有深远影响。

关于宫词一体的起源，钱大晰《十国宫词序》认为创于唐。周拱辰《宫词》认为创自李白的宫中行乐词“古今为宫词者多矣，大概仿青莲之行乐词”(1)。张仲华、管世铭认为起源于王建《宫词》。朱彝尊、史梦兰等人则追溯到诗经《关雎》等篇。事实上，后世主流看法中，《宫词》体多指七绝联章。若以内容、艺术风格而论，以李白《清平调》三首为早；正式有“宫词”之名，则应归于王建。《上皇西巡南京歌》《永王东巡歌》两组七绝联章，并非典型宫词，却多涉及宫廷内容、物象，在内容与手法上，也与后世的宫词联章有相通之处。

以《上皇西巡南京歌》为例：

华阳春树似新丰，行入新都若旧宫。柳色未饶秦地绿，花光不减上阳红。(其三)

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其四)(518)

万国同风共一时，锦江何谢曲江池。石镜更明天上月，后宫亲得照蛾眉。(其五)

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北地虽夸上林苑，南京还有散花楼。(其六)(520)

锦水东流绕锦城，星桥北挂象天星。四海此中朝圣主，峨眉山上列仙庭。(其七)(521)

其三写宫室环境，其四、其六写帝王出行，其五写后宫从幸宴游，其七写朝会，都与《宫词》类七绝联章接近。

五云楼阁凤城间，花木长新日月闲。三十六宫连内苑，太平天子住昆山。

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牵两岸风。长似江南好风景，画船来去碧波中。(花蕊夫人 1213)

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迎日，五色云车驾六龙。(王建，“宫词” 3445)

《上皇西巡南京歌》《永王东巡歌》以七绝联章的方式，叙述帝王出游、群臣朝会，用词清丽高华，取境堂皇盛大，通过对王室成员活动的描写，美颂时代之盛。与宋人认为宫词一体“夸帝室之辉华，叙王游之壮观，抉彤庭金屋之思，道龙舟凤辇之嬉”的特质是吻合的。

至于两组诗歌中体现的颂赞之意，之前多被视为李白的缺点，其实与此类连章体制传统有关。源于上层音乐的乐府联章体，本就有颂赞的一类。如缪袭《魏鼓吹曲十二首》(《初之平》《战荥阳》《获吕布》《克官渡》等)记录征伐大事，宣示王朝武功，并以“魏家如此，那得不太平”(缪袭 269)的赞颂束结全篇。又如谢朓《随王鼓吹曲十首》(《元会曲》《郊祀曲》《入朝曲》《校猎曲》等)美颂王室成员朝会、出游、宴饮等活动。这些具有叙事特征的乐府联章，虽然体制并非七绝，但从选材、叙事、立意上，都可视为李白此类创作的艺术源头。而《清平调》三首，咏贵妃兼咏牡丹，以对沉香亭宴集的盛赞，展示堂皇的宫廷气象，正是此类宫廷颂词的代表，也被前人视为宫词一体的起源。同时岑参《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也是乐府联章，体制略有差别(是七言四句短歌体而并非律绝)，主旨亦为赞颂。王维《少年行》四首与之类似。按照沈祖棻考证，王维此作并非普通意义的同题多咏，而是内部结构严密的乐府联章，“这组诗共四首，一写任侠，二写立志，三写建功，四写受奖。有头有尾，有条有理，勾画了这位少年的前半生。”(27)其四“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王维 36)，描述了君臣宴饮，宫廷赏赐的场景，以华丽辞藻颂扬歌咏对象，正体现出此类联章体的艺术传统。

此外，《上皇西巡南京歌》《永王东巡歌》于赞颂之外，也隐现规诫之意。“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提醒永王实现战略意图后，应不忘初心，及时回到长安向皇帝复命。“剑阁重关蜀北门，上皇归马若云屯。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更具备深意，提示肃宗当初双政权并立的格局，是两位皇帝默认，希望肃宗迎回玄宗后应遵守契约，全父子之义。

《上皇西巡南京歌》创作于浔阳狱中，此时肃宗已收复两京，海内一清。永王军事行动被定性为叛乱。肃宗急于收复长安，迎回玄宗，实则对玄宗颇为猜忌。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李白仍对玄宗在蜀中的避难行为进行热情讴歌，坚持“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其意图值得玩味。郭沫若等将之视为李白政治幼稚的表现，而近来学者多为之翻案，指出这一行为恰好体现了李白的耿介人格。本文从文体传统的角度，考察此组诗作，认为李白获罪下浔阳狱，牢狱之中仍以赞颂之语，记录玄宗西巡，是继承了乐府微言大义，美刺见事的传统。尾篇“双悬日月照乾坤”，曲终奏雅，含有无尽之意。这种颂美中见讽喻的做法，正是李白对乐府精神的发扬，并影响到后世创作。王建《朝天词十首寄上魏博田侍中》《霓裳词十首》等乐府联章，都继承了这一点。

《霓裳词十首》言宫禁中教习、排练《霓裳曲》之事，虽未以宫词为名，其实属于宫词联章一类。以《霓裳曲》创作缘由为开篇“弟子部中留一色，听风听水作霓裳。散声未足重来授，直到床前见上皇”(彭定求等编 3425)继而写此曲在上层流行。“宣与书家分手写，中官走马赐功臣”“一时跪拜霓裳彻，地阶前赐紫衣”已是颂中颂中有讽，而“伴教霓裳有贵妃，从初直到曲成时”“武皇自送西王母，新换霓裳月色裙”写出了玄宗沉迷于声色，与杨贵妃日夜以歌舞为乐等事实。结尾处“知向华清年月满，山头山底种长生。去时留下霓裳曲，总是离宫别馆声”，将杨李二人的悲剧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显示结合，蕴含深意。

宋代宫词创作极为兴盛，动辄有百首、数百首之多。然而从创作实际来看，讽喻较少。“风讽不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此是一种——鼓舞升平，揄扬嘉瑞，藻饰万物，歌功颂德。”至元明清几代，此体讽喻美刺的比重渐增。如元末文人张昱《天宝宫词》八首：

其六：四海承平倦万机，只将彩戏悦真妃。不平最是弹双陆，骰子公然得赐绯。(2066)

其八：天宝年间宠贾昌，黄衫年少满鸡坊。绛冠斗罢罗缠项，又得君王笑一场。(2067)

作者还有《輦下曲一百二首》《宫中词》二十一首等作，皆借天宝年间事，映射元末社会现实，抒忧思之情。

明代倪伯鳌《十洲宫辞》里认为宫词一体的创作宗旨为“写己之不遇，而忠君爱国，用是之以见拳拳”(1)，即借宫闱之事，寄托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蒋之翘《天启宫词》则借写宫中行乐之事，暗讽魏忠贤及客氏弄权舞弊、扰乱朝纲。故“缠绵悱恻，大抵多怨音”(287)。如“草枯风疾露方晞，西籞寻常正掩围。手斫兔狐贪目瞤，淋漓血染衮龙飞”(290)。作者自注“忠贤以惨杀导上”(290)，表达出强烈的讽刺批判之意。正如作者所言“似颂似讽，似慰似怼。往往有欲言者，不能出诸口。或心不欲言，而不觉言。”(287)以小见大，颇有风人之旨。

以宫廷成员活动为描写对象，在颂赞的底色加以规箴讽喻，观照政治现实，是乐府的体裁传统。长篇有崔颢《邯郸宫人怨》、元稹《连昌宫词》等。李白首先将之运用到七绝联章的创作中，选取宫廷相关意向，以华丽之笔，见一代兴衰。这种做法在后世形成了专门的艺术传统，元、明、清至于民国，代代不绝。如黄荣康的《清宫词本事》、李瀚昌的《清季宫词》、夏仁虎的《清宫词》等。清末史梦兰《全史宫词》发凡：“借仲初(王建)之体，抒仲宣(王粲)太冲(左思)怀古之情。言今则思继颂声，述古则庶几风讽也。大雅君子，其将莞然。”(史梦兰 4)便说明了此体于点缀太平、驰骋藻彩外的社会价值。所谓“寓黍离之旨于关雎之化之中”(史梦兰 1)，或许，这也是李白创作这两组七绝联章的深意所在。

三、李白“自我作古”的创新精神以及诗体创变实践

李白“善用古乐府”(田雯 692)“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胡震亨 87)。其旧题乐府的成就也最受前人瞩目。“拟古乐府,至太白几无憾”(胡震亨 87)。其自命新题的乐府大多也属于改造旧题、撷词名篇，如《襄阳歌》《江上吟》等。但《上皇西巡南京歌》《永王东巡歌》则不同，无论命题方式还是思想内容，都非常接近后世典型的“新题乐府”创作，这一点之前研究者还未充分重视。

两组联章以“上皇西巡”“永王东巡”的重大历史事件名篇，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作古，无所依傍。内容上而言，《上皇西巡南京歌》记录了玄宗西狩、建立双政治中心，开发蜀地等史实。《永王东巡歌》则记录了当时上层战略决策：分兵权于诸王、协同平乱，事实上起到了以诗存史的作用。从某种意义而言，李白以诗存史，接续乐府精神的意图，可与杜甫、元白等人的新题乐府创作参看。只是前者选取了乐府长篇，后者选用了乐府联章的方式来呈现。

为何在面临重大历史事件、面临个体命运转关的时候，李白没有采用旧题乐府长篇，而选用了乐府联章的形式？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七绝联章可分可合，创作更为自由，适合行进中按时间地点进行创作。“随所兴触，章一意，分观错杂，总述累累。”(沈德潜 552)而由于七绝联章体制短小灵活，在配乐上也更为容易，便于传唱。总之，李白用联章的方式改造七绝一体，弥补其叙事短处，使七绝一体首尾完整的叙事方式成为可能。从体制上确立了七绝联章纪事的结构，是李白对文体上的贡献，与杜甫对七律组诗的开拓可以参看。这正说明了诗歌体裁与作者之间，是互相选择、互相成就的。

安史之乱后，李白诗歌中纪事倾向颇为明显，做出了很多现实倾向的尝试。这些尝试以五言长篇为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这种内在动力的驱动下，李白还将自己卓越的创作才能、纯熟的诗歌技艺、对乐府精神的深刻理解用于诗歌体制创新的实践中，改造了七绝联章一体，使之真正承接乐府精神，反应重大历史事件，并将之与个人的命运转关结合起来。这体现了李白复古为主导的诗学体系里蕴含的锐意创新的精神。

结 论

李白之前，七绝联章一体本不兴盛，大多为分题赋景类。中晚唐时作者增多，篇幅也向着数十咏、百咏发展，但很大一部分走向了文人杂咏，如罗虬《比红儿》诗百首、李石《扇子诗》八十首等，各篇联系松散，纪事元素单薄。在杜甫、王建等部分作者手中，七绝联章体呈现出较为清楚的纪事元素，但多与南宋纪行联章首尾完整、结构严谨，反应重大史实的做法仍有很大距离。如果不回过头重新观照《永王东巡歌》中的纪事特点，或许我们就很难真正理解，七绝联章一体如何在宋代发展出蔚为大观、备一代诗史之特征的。此外，宫词联章早期以颂赞为主，创作目的为供宫廷娱乐(如花蕊夫人、和凝等人的创作),而后世则逐渐融入了更多的讽喻寄托，借记录王室成员的活动，观照国运盛衰。而这一流派起源，也应追述到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等七绝联章创作。

注释[Notes]

① 见于《范石湖集》卷十二。此组绝句每首自有题目，互不领属。“使金七十二绝句”乃是后人总括，非作者当时命名，严格意义上讲，还不算同题联章的创作。然其叙事特点对文天祥、汪元量叙事联章的影响非常明显。

② 文天祥《脱京口》组诗分别为：《定计难》《谋人难》《踏路难》《得船难》《绐北难》，《定变难》《出门难》《出巷难》《出隘难》《候船难》《上江难》《得风难》《望城难》《上岸难》《入城难》。

③ 关于文天祥、汪元量叙事联章之比较，参见拙作“汪元量的歌体创作”，《文学遗产》2(2019)：82—93。

④ 参见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1991)：83—88。

⑤ 参见邓小军：“李白从璘之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2015)：33—40。

⑥ 参见笕文生：“李白与高适”，《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996)：59—64。

⑦ 见《唐宋诗醇》：“此篇历叙交游始末，而白生平踪迹亦略见于此[……]通篇以交情时势互为经纬，汪洋浩瀚，如百川之灌河，如长江之赴海，卓乎大篇，可与《北征》并峙。”《唐宋诗醇》(上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57。

⑧ 关于李白加入永王军队时的心态，历来自愿和受迫说皆有。《永王东巡歌》《别内赴征》《在水军宴》等作于当时的诗作，多表现出建功立业的乐观心态。入狱、流放后的诗文则多描述为受迫。如《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胁迫上楼船。”盖彼时叛乱已成官方口径，太白不得不自为开脱耳。

⑨ 见宋白《宫词》序。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80。

⑩ 参见余国林：“宫词的产生及流变”，《文学遗产》3(2009)：1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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