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神绘形的语言魔力
——读余文飞诗歌兼谈其小说

杨荣昌

余文飞是一名优秀的青年写作者，多年来，他一直在基层生活，最初当小学教师，后来调到县城从事文艺组织和编辑工作，环境均没有脱离乡村和县城。这种通俗意义上的“小地方”写作，没有限制他的视角和思维，反而让他在一种紧迫感不太强的氛围下，从容悠游地阅读和思考，精心修炼文字的魔法。无论是写诗还是小说，都讲究创作的审美性，把作品当作艺术品营构，显示了鲜明的文体自觉。余文飞写了大量的诗歌，结集为《闲适的浪花》。这是一本勃发着青春心绪的作品，要么是个体的呢喃细语，要么是青年思考者对于社会现象的激愤与反思，均体现其写作立场和观察方式。众所周知，诗歌写作最能见出一个人的语言功力，在短短数行的艺术创造中，诗人的思想底蕴、文化涵养、语言修为，甚至人格节操都将尽显无遗，无法藏拙。这本诗集中，可见出诗人对于语言艺术的自觉修炼，诗歌想象奇特，用语活泼生动，有着灵动自然的艺术风格，显现出年轻写作者普遍的成长路径。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伤，可以促使诗人更加贴近这个世界的生命体温，激发出来自个体内部的某种感应能力，而敏感且善于表达，显然是诗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相比较那些抒发个人心绪、浅吟低唱的作品，余文飞接通了人类共通性情感的诗歌似乎更有感染力。在《闲适的浪花》中，有一组关于汶川地震的作品，尽管数量不多，但是视角的别致，语言的妥帖，情感的真淳，让人不由得为之感动。如《孩子，别哭》：“孩子，别哭/大地的颤抖惊扰了你梦中的小鹿/它们跑远了/驮着你的爸爸妈妈走上去天堂的路/他们不时回头看着你笑呢/他们在向你祝福”这是以成年人的口吻安慰地震中幸存下来的孩子，通过讲述一个童话般的故事，慰藉颤抖而受伤的幼小心灵。《爱人，请闭上眼睛》则转换了表达的对象，“爱人/再看你一眼我就离去/你用灵魂从地狱赎回我的生命/我绝不能让微弱的呼吸/辜负你一腔真情”。面对挚爱之人的离世，内心的伤痛无以言表，但是逝者远矣，生者还当坚强，无尽的悲伤只能压在心底，以故作洒脱的姿态面对亲人的远行。《来，爸爸妈妈！我们一起走吧！》继续转换着视角，这是孩子的呼唤：“爸爸，妈妈/您们咋都不说话/没什么好难过呀/还能有什么放不下/我们一生彼此牵挂/现在不都还在一起嘛”。诗歌以一个家庭共同走向死亡时的口吻来叙事，温情溢满文字，读者为之鞠一把泪。三首诗歌均书写生离死别，却以不同的表现角度，看似平静如水的语言，呈现了诗人的无尽悲伤。到了《我的眼睛模糊了，中国》，悲郁的情绪才得到了正面的宣泄，“大地的墓碑訇然洞开/我的那些数以万计的父老乡亲/甚至没来得及揉一下眼睛/问清楚是咋回事情/他们的天空骤然黯淡下来”。相信在这场引发全民诗歌热潮的写作中，诗人们大都来不及做艺术上的精心打磨，也难以再用隐喻、象征、通感等惯常的艺术手法表情达意，面对一个巨大而裸呈的灾难，唯有情感的真实是诗歌艺术的核心。可见，诗人并非没有能力呈现这个世界，也不是在社会的剧烈变化中麻木地闭上眼睛，他们需要的，是写作契机的出现。当重大的现实事件发生时，诗歌往往是最迅速、最直接的艺术表现方式，这是为何像《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等无名作者的诗歌会风靡网络，感动无数人的缘故。在刚刚发生的四川木里火灾中，30名消防官兵壮烈牺牲，四川的几位彝族诗人组织了一批诗歌，《凉山日报》文学副刊也在第一时间刊发了纪念专版，组织书写迅速，又普遍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准。我在自媒体转发这组诗歌时曾说这是本年度最好的诗歌，尽管不无夸张，却是满怀真诚的赞美。这说明无论是诗人还是读者，都被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撞击了，它是面对巨大灾难时迸发的人间大爱，关于崇高、奉献、牺牲等词语的内涵再次被我们品味。在人类的共有性难题面前，作为时代良心的作家和诗人，不应缺席。

余文飞的诗歌语言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即使锤炼诗意也不会玄乎高蹈，而是让每一个字和词都找到意义落实的地方。他的底层视角使得诗歌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感，这种悲伤不是靠呼天抢地来表达，而是始终保持冷静与节制，甚至不无黑色幽默，如《工厂卖掉了》《一个下岗工人》等，在略带戏谑的笔调中呈示出底层劳动者的荒唐遭遇，让人欲哭无泪。关注底层，是承认今日中国之复杂面貌，在高歌猛进的时代浪潮中，还有着那些容易被遗忘的角落，它们同样构成“现实一种”。这显示了诗歌写作的一种伦理，面对众声喧哗的文学潮流，是对社会底层苦难采取熟视无睹地轻盈掠过，还是扎入他们的生命深处，去感知一种容易被忽视的疼痛感，这是考验诗人的伦理选择。有论者曾精辟地指出：“假如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去写这种奢华生活，而对另一种生活，集体保持沉默，这种写作潮流背后，其实是隐藏着写作暴力的——它把另一种生活变成了奢华生活的殖民地。为了迎合消费文化，拒绝那些无法获得消费文化恩宠的人物和故事进入自己的写作视野，甚至无视自己的出生地和精神原产地，别人写什么，他就跟着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他就写什么，这不仅是对当代生活的简化，也是对自己内心的背叛。”（谢有顺：《追问诗歌的精神来历》）余文飞的这类诗歌不回避社会难题，也不懂得投机取巧去迎合权势的需要，而是将自己对于底层的痛感与悲悯用诗歌的方式呈现，在表达上采取客观而置身事外的叙述，任由情感自由漫涌，诗人隐身于文字背后，叙述自发生出力量。

对语言的把握还体现在他的小小说写作中。要在简短的篇幅中剖开一段横截面，需要有谋篇布局和较好的语言把控能力，不容许有丝毫的“注水”行为。小小说的简短与精炼，常有画龙点睛之功效，应是小说文体的基本训练。余文飞的中短篇小说集《牛抬头》取材于市井乡野，人物多是引车卖浆者流，他们的言语、行为，或庄谐杂出，或形神毕肖，贴着地道的云南地方色彩，以寥寥数语便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由于篇幅所限，这类小说无法展开更宏大的叙事格局，只能在深度与准确度上下功夫。这更考验作家对于社会的思考与判断，要么展示一种人性之复杂，要么显现社会之诡谲，读后让人会心一笑。小小说写作需要有扎实的写景状物、描神绘形的修炼，在更长的篇幅拓展和更丰富的世情百态的刻画中，才能做到游刃有余。这些小说对于细节的雕镂能力是值得赞赏的，作者精心琢磨笔下的文字，与诗歌创作对诗意的凝练一样，让每一个字词都找到意义落实之处。由此观之，不妨把小说创作看作一门手艺，一门可以修炼与提升的技艺，它同样强调工匠精神，需要严谨细致的雕刻之功，一个细节的失真极有可能瓦解读者对小说的信任。而对于文字的苛刻，是一个写作者必备的文化自律。

诚然，作为读者，我们通常不满足于看社会的横断面，而是渴望在更纵深的历史维度与社会广度中，找到精神寄托之所，或者观照人生命运之路。也因此，学界常以长篇小说创作作为文学历史发展的高标。优秀的长篇，不是短篇和中篇的简单累加，而是应在结构、逻辑、气韵上的连接贯通，形成浑然一体的整全性构架。缺乏了整体感的长篇，是有缺憾的。就文体特征而言，短篇靠细节取胜，中篇以故事见长，长篇则应该写出人物的命运感。有了大量的诗歌和中短篇小说写作的实践经验，余文飞写出了长篇《马过河》，以故乡一个类似沈从文《边城》中风景秀美的山村为背景，展开他对于社会万象的解读。小说的细节依然精彩，语言富有生活的质感，但过度的注重叙述的生动性，某种程度上压抑了作家对于更宽广的社会画面的构造冲动，缺乏了长篇应具有的厚重感。希望余文飞在今后的创作中，能够有所突破，创作出更有力度的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