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的民间想象

陈发明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浙江金华 321007）

1 别样民间

“民间”是一个边界模糊相对官方而存在的概念。“民”一方面与“士/知识者”相区别，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另一方面，相对于官方而言处于社会的底层。新文化以来，“民间”的内涵始终在不断发生变化，乡村、底层、民间等概念混杂而用。但有一点，民间的基本内涵指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毫无疑问，社会底层的乡村是民间社会的主体。民间社会是处于一个自在、自为的生活形态。但与此同时，民间社会却最展示着原始的生命活力，激荡着最淳朴的生命欲求。尽管这里也有着其自身的生活习俗、伦理道德戒律、价值准则，甚至是主流社会道德规范等，但基本上是独立于所谓的主流社会而存在。汪曾祺1980年代的创作所聚焦的正是如此处于生活底层的民间乡村世界，是底层乡村的喜怒哀乐、“卑微”个体的生活情趣，是底层凡夫俗子的卑微欲望及他们的日常生活。一个自在而自为而又生命充盈的生活世界，这是汪曾祺带给读者的民间想象。

《大淖记事》所记之“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民间社会。“大淖”位于城乡交汇处，这里有两大居住人群，大淖西边聚集着走南闯北的不知来自何处的生意人，大淖东边生活着挑夫走卒。

这两丛人家，也是互不相同的，各是各的乡风。西边是几排错错落落的低矮的瓦屋。这里住的是小生意的。……他们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吃罢早饭，各自背着、扛着、挎着、举着自己的货色，用不同的乡音，不同的腔调，吟唱吆唤着上街了。到了太阳落山，又都像鸟似的回到自己的窝里。

“大淖”的生活世界与占主流地位的生活习俗不同，小说以质朴自然的文字详尽描绘了这一民间社会的民情风俗。西边的锡匠们义气当头，他们互相帮助，共享信息，他们做生意讲究诚信，童叟无欺；没生意的时候，他们也会唱家乡小戏，以娱乡邻。东边的挑夫们民风淳朴，日常生活极为简单，“大淖”的生活习俗原始而又古朴。

她们像男人一样的挣钱，走相、坐相也像男人。走起来一阵风，坐下来两条腿叉得很开。她们像男人一样赤脚穿草鞋（脚指甲却用凤仙花染红），她们嘴里不忌生冷，男人怎么说话她们怎么说话，她们也用男人骂人的话骂人。打起号子来也是“好大娘个歪歪子咧”！

由此可见，“大淖”生活习俗与遵循“子曰”传统的生活世界不同。主人公巧云与小锡匠的爱情就是在这古朴的世界里孕育、诞生了。相互爱慕的小锡匠与巧云的淳朴爱情被粗暴的刘号长破坏了。美丽淳朴的巧云被刘号长强行玷污了，在如此遭遇面前，巧云的爹无可奈何，只是叹了口气。得知此事的乡里乡亲也没有风言风语。更蹊跷的是“悲剧”的承受者巧云，她似乎没有多少悲伤，更没有寻死觅活，她只是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心上人小锡匠，没有为他守住“贞洁”。显而易见，在大淖人的眼里，类似巧云这样的事不能说是多么不幸的“遭遇”，它只是生活中的一次坎坷，既然已经发生，就要坦然面对。生命中有苦也有甜，巧云心里有恨，但更有爱，巧云以大淖人的生活习俗坚强而乐观地面对着生活中的悲与乐。她把自己给了小锡匠，小锡匠也不畏危险到巧云家。生活的不幸没有压倒巧云，刘号长的淫威破坏不了真挚的爱情，生活的磨难在两个年轻人身上焕发着动人的生命之光。小锡匠被刘号长伤害后，巧云无惧无畏，把他接到家里，勇敢地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周围的乡邻们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在这些民间底层民众身上，读者看到的是他们的重情好义，乐善好施，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一份执着；看到是民间社会质朴、自然而又动人的人情美、人性美。这样质朴、自然的自在、自为的民间生活世界在汪曾祺的《受戒》、《桥边小说三篇·茶干》《岁寒三友》《鉴赏家》《七里查房》等诸多作品中比比皆是，在阅读中，读者能感受到作家对这一民间生活的世界的悉心营造，透露出作家的独特审美体验。

2 俗化人生

汪曾祺创作时期主要是1980年代，当时文坛的主流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但汪曾祺却没有迎合创作的主潮，他把笔触聚焦于“生活所过来的那个旧的生活”。在主流文学作品中，“旧生活”是腐朽的、落后的，是要批判的生活。但汪曾祺笔下的民间生活世界里，这样的“旧生活”尽管充斥着庸常的吃喝拉撒，描写的是家长里短，但其中充满生活的真谛，生命的真诚与美好，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迥异却又是如此真实的民间生活世界。这样的“旧生活”，即使也有不幸，也有不和谐，但这一切常常被作家的生花妙笔所淡化为美好的民俗风情与优美的人性。在汪曾祺的民间社会里，生活的是平凡普通俗化个体，以主流的思想观念及价值体观看来，他们都是一些思想卑微、急需被改造的人物。尽管他们没有崇高的精神追求与宏大理想，但作家却赋予了他们重情好义、率性乐观的品格。陈泥鳅是《故里三陈·陈泥鳅》的主人公，他水性很好，在汹涌澎拜的大河里救了很多人的性命，被他救起的人多是无家可归或穷困潦倒，没有什么报酬可言。但他有时也特别好利，对被救的活人他很仗义，但对救死人，他却是讨价还价。另一方面，他又把用命挣来的钱拿来救济需要的穷人，拉着孙子度日的陈五奶就是他救助的对象。王瘦吾、靳彝甫、陶虎臣是情义相投的“岁寒三友”，三友不仅在困穷时相互帮助，对他人也是乐善好施。三友为人令人景仰。王淡人同样是一个重义轻利、心地良善之人。他一生酷爱钓鱼，但他更是“急公好义”。他把治病救人看作自己的天职，对穷困病人更是不收任何报酬。他的家乡爆发洪水，他置生死于不顾，抢险救人，不求回报。同时，他也是一个胸怀博大之人。汪炳是他年少时的朋友，不停劝告败光家业，还身患重病。他把汪炳留在家里，无偿提供吃住、治疗。在这些平凡普通的人物身上，读者不仅能感受到民间社会卑微人物的朴素、温情与真诚，更能感受到民间社会的和谐与美好。

3 异样审美

众所周知，民间社会有美好，也有邪恶，但作家为什么在他的文学世界中为读者想象出这样一个和谐而又美好的民间社会呢？这与作家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审美取向是分不开的。汪曾祺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他“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基于这样的审美取向，他善于在民间社会发现并表现其和谐与美好，他“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他要“运用普通朴实的语言把生活写得很美，很健康，富有诗意，这同时也就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或许正因为此，作家善于在凡夫俗子身上发现美好的东西，他笔下的民间社会也呈现出和谐与美好的一面，同时，也能让读者在阅读中对生活充满美好期待。这些是读者在主流文学作品中难以感悟到的。另一方面，作家对对民间社会的美好想象，与作家的创作视角也有着紧密的关系，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汪曾祺创作的童年视角。汪曾祺自己也说，“人到晚年，往往喜欢回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但是，你用什么观点去观察和表现它呢？用比较明净的世界观，才能看出过去生活中的美和诗意。”毋庸置疑，童年眼中的世界是纯净美好的，因为孩子们“总是直觉地感受这个世界，去‘认同’世界。这些孩子是那样纯净，与世界无欲求，无竞争，他们对世界是那样充满欢喜，他们最充分地体会到人的善良，人的高贵。”由此可见，童年视角看社会、观生活，表现民间社会的诗意，这或许是汪曾祺对民间社会美好想象的一种叙事策略。

历史总被后来者不断阐释，20世纪的历史，被阐释为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洪流。依照这一历史发展逻辑，在革命文学叙事中，过去，尤其是1949之前的历史，常常被阐释为贫穷与破败，专制与压迫的“旧社会”，民间社会是这一时代的典型存在。但在汪曾祺的小说中，读者却看到了别样的民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崇高历史主体建构的质疑与反驳，也为乡村民间社会的历史叙事提供了新的一种形式。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汪曾祺对民间社会的美好想象，也无形中遮蔽了作家对生活观照的深度，消解了民间叙事的张力。因而，汪曾祺的小说在一定层面缺乏了对生活进行更为丰富、更为深刻的审美观照。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历史是缤纷复杂的，尤其是民间社会，设若仅仅拘囿于诗意化的想象，显然是不够的。文学对生活观照，需要广阔而丰富的历史视野，需要全面而独特审美视角，惟其如此，文学才能完善对生活与历史的审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