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殖民地时期新女性文学的研究

隋宁 李燕 李静晗 王明梅 韩梦

（聊城大学，山东聊城 252000）

1 知识分子和知识

在韩国，最初提及到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是殖民统治时期。接受着殖民国家的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们，他们所学知识不仅没在提升身份或赚取金钱上的有所帮助，反而变成负担，只能屈辱的活着。女性的情况更加糟糕。在传统认知上，知识被认为具有女性属性的因素，人们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女性，在女性接受教育的事件上更是持极度否定的态度。 在传统保守的社会中，一直被蔑视智慧的女性，在知识只能预示不幸的殖民地时期开始学习。保守势力早已将近代化视为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教育的女性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因为近代化的矛盾和与殖民地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社会对女性知识分子持否定看法。而且，新女性们主张的男女平等、女权、女性解放等问题，对家长体制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2 写作——选择和赋予意义的工作

写作是一件难事。从围绕我们的世界众多事物中分离出一个，给予关注，赋予对象特别的意义，说服读者的工作绝非易事，作者在写作品时，从众多素材中找出一个，赋予它自己独特的主题意识，并以有效的方式重新构思文学世界，因此作家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此时的写作领域中对新女性的偏见在同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中也是一样的。因为是同一时代的作家，所以在可能形成同质感的情况下，男性作家们大多投身于自己固有领域，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发表诗或小说的情况较多。不仅如此，女性作家们也常常以男性为中心，以传统尺度看待自己所属的阶层。初创期新女性们认识到了这种歪曲的视角的不合理性，她们团结起来，为纠正男性作家的偏见而做出了努力，这形了对新女性进行细致观察和写作的方式。

3 女性作家——作为新女性对女性生活的考察写作

这时，已婚和单身这两类人在生活上有很大的不同。已婚者如禽兽一般，“乞求别人赚的米，乞求别人吃剩下的饭”；而单身的人自食其力，自给自足。作者认为，虽然这两种极端不同的生活态度存在很大的问题，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婚后寻求女性社会地位的认同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她想要被社会认同而选择独居的话，在当时那个禁止女性独立的社会，她会受到经济上的问题、社会的压力和侮辱。

在殖民地统治下，作为初级知识分子，女性能够用文字表达的是生活与知识之间的联系，是即将被新认识的女性生活问题，是横亘在自己面前的女性解放问题。当男作家们把女作家们的文章看成有性倾向，肤浅的写作上时，女作家们却在探索并解剖深层的女性问题，用文字来表达她们对女性解放问题的思考。伊利耶伊说:“因为女性在自己心中是毫无穷酸感的击球手，有时会变得神经质，不得要领，容易动摇，因此，关于女性的写作只能通过女性得到净化。”

女作家的“关于新女性的写作”，无论是从苦恼的表现手法还是主张来看，都区别于领先性的“男性的写作”。但也有女作家对新女性进行歪曲的情况，这是因为她们从自己一直受到教育的男性的角度看待新女性。

4 知识分子的写作态度分析

在殖民地统治下，知识分子所表达的“认知”仅限于“当代社会的表面现象”。因此，作家们比起民族或国家至上的问题，更倾向于自己身边的小问题。作为其中的一环，新知识人士逐渐开始关心女性。男性作家们创作了很多以新女性为原型的作品，这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知识分子对女性的关心程度。但是，在当时保守封建的社会，新女性仍是社会批判的对象，以迎合社会的文笔写作，丝毫不表露对女性的关心，那只是知识分子们的所属群体的意识形态，保守倾向的表达而已，根本看不到作为知识分子的进步趋势。

对于否定新女性的情况，男性作家们一致表现出紊乱的现象。这种现象千篇一律，可见是想用纯洁意识形态这一当时最高价值的规则来裁剪和否定新女性。而且知识分子女性也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种纯洁至上的价值观，通过男性作家认可的新女性形象表现出来。他们都受惠于新教育和新思想，却未能摆脱强调精神、肉体上纯洁等传统习俗的框架，无法自觉实现自己在生活中的主体性，虽然是知识分子，但无法达到先觉者的目的，是一种偏离的形象。可以说，在当时的作品中，频繁地产生的这种女性形象，是使女性学习变得毫无意义的时代意识形态的产物。这是通过默认或明示的学习后天获得的倾向的体制，也是发生性构图的系统。

30年代的作家们以近代的教养和思维方式武装自己。作为认识的主体，他们对第一代人进行反省，对当代现实进行科学合理的判断。尽管如此，他们的作品相比于第一代作家，在女性气质方面似乎有所退步，原因何在？其一，第一代女性受到象征暴力的影响，向后一代女性作家证明了存在家长意识形态壁垒的事实。在崔贞姬作家描绘已婚女性的作品《三脉》和姜京爱作家的作品中写道，女性可以安于家务。文中，放弃了没有爱情的婚姻、想要和相爱的人复合的善英，为了孩子而再婚的妍，和初恋求婚的恩英等人，归根到底都没能摆脱母性情结。善英想通过孩子看到许允尚的样子，所采取的是在不抛弃家庭的情况下，可以最小限度地向现实妥协的方式；妍放弃再婚的家庭前往孤儿院，乍一看好像是离家出走的行为，实则她放弃了自己的生活，选择了只为孩子着想，所以结果还是完全被母性情结所压倒。作家们强调对离婚者或寡妇的象征性暴力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地脉》这一作品中，善英成为寡妇，为生计发愁；像芙蓉这种离家出走的女人，只能在冷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孤独地生活着。善英决心以被抢走孩子的芙蓉和母亲离开后彷徨的河顺为教训，勇敢守护自己的家。作家们一味强调女性的性，强调母性、生殖，这说明他们的写作理由是基于维护“家”的这一目的和意识。开化期以后，以基督教为中心的女性教育与家长制相结合，强调古典的母爱，女性作家们信奉了这种思想。不仅如此，30年代的女性作家将此作为对抗时代外压的思想武器，赞同这种被称为进步和改革的政治理念的背井离乡的社会主义。因此，对于她们来说，女性问题不可能比阶级意识更先进。日本的“皇国女性、彻底服从型女性形象”也强调女性的母性，让女性把主体觉悟转移到了后头，结果女性作家们只能被家人和母性意识形态所压倒。

5 关于新女性的写作批评

以上是对殖民地时期知识分子作家们有关新女性的写作形式的观察。关于殖民地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女性、新女性的写作，可以成为作家更客观地观察自己所属的阶层、预测未来的最佳工具。在殖民地统治下，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很严重，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的情况，更是如此。因为知识分子必须经历时代的痛苦，再加上近代化的矛盾，所以才会如此。

男性作家们把新女性人物刻画成虽然受惠于新教育但未能摆脱传统习俗的人物，是没有自觉，只追求表面肤浅之物的人物。在当时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这种女性形象，是时代意识形态的产物，即女性的学习没有任何意义。女性只有在家时才是有价值的存在，可以说是对当时积极的新女性的大力反击。他们把新女性描绘成对时代进步毫无用处的存在后，新女性形象开始被歪曲。

如果说男作家们是处在男性支配性社会的守旧立场，以谴责或引导新女性的姿态进行写作的话，女作家们则不得不忍受长期渗入的传统女性观之间的分裂倾向而坚持写作。所学和新学的东西，都被传统的女性观歪曲，和对自己新创造的新女性形象的苦恼等等，这些促使了她们的写作。从先驱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虽然她们在努力打破这种对新女性固定的认识，但之后很难继承，只有歪曲新女性的文本被积极流通和消费。这与过去流通的主体是男性的文学状况有关。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也可以积极流通、消费的今天，关于新女性的写作可能需要重新尝试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