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旧梦
——青州博物馆藏本仇英《清明上河图》真伪考辨

李 兴

1992 年由国家文物局、山东省文物局专家组成的鉴定小组来青州博物馆对文物进行等级评定。其中，一幅落款为“实父仇英摹宋张择端笔”的《清明上河图》引起专家们的极大争议。部分专家认为这幅青绿山水长卷是标准的界尺画，当为仇英真迹；而另一部分专家则认为是他人假托仇英之名所作的仿本，至于是明仿本还是清仿本一时难以考证。鉴于对此图意见不统一，文物鉴定小组无法达成共识，只好将此卷暂定为“等外品”。

青州馆藏《清明上河图》之所以引发争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幅名作的版本众多。据不完全统计，世上现存《清明上河图》多达30 余版本，最著名的当属故宫藏本、仇本及清院本三个版本。故宫藏本为现在普遍认定的张择端原作。清院本，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由清宫画院的五位画家——陈牧、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在乾隆元年（1736）协作画成。画中增加了诸多明清时代的特殊风俗，同时受西洋画风的影响，街道房舍均以透视原理作画，并有西式建筑行置其中，成为研究明清之际社会风俗的重要资料。第三个版本就是在1992 年青州博物馆文物定级中引发争议的仇英款《清明上河图》。

青州博物馆所藏《清明上河图》其特色是青绿山水，重彩浓色，艳丽夺目，整个画面显得青翠葱郁，充满明媚之感，艳而不俗。笔法细密工整，一丝不苟，绚烂至极但无矫揉之态。全卷参照“宋本”的构图结构，以明代苏州城为表现对象，按远郊、城区、宫闱的顺序次第展开。其中，虹桥最为有特色。

对虹桥进行重点描绘不只是此卷的特征，从最初宋本直至最末的清院本，均以虹桥为重点画面。论及虹桥，青州与其渊源颇深，虹桥的蓝本就是青州历史上的万年桥。关于汴京的虹桥，《东京梦华录•河道》中也有重要的论述：“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从东水门外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艧，宛如长虹，其上、下土桥亦如此。”宋本《清明上河图》之绘录与《东京梦华录》的描述相互印证，可以肯定，图上所绘的虹桥，就是昔时汴梁地区同类结构中的一座。从青州首建虹桥开始，到汴梁地区普建虹桥，积累了许多经验，《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即是取法青州式样虹桥的典范之作。

再将视线转回画卷。伴随着画卷的徐徐铺展，入城之后的热闹场景又远非虹桥附近所及。城区商铺鳞次栉比，洗染坊、伎乐坊、古玩瓷器店等都是明代新兴产业。另外，散点透视的构图让观者清晰地看到陈设于厅堂之上的交椅、罗汉床等明式家具。与宋本中进汴京城辄止的描绘不同，此卷一直绘至宫闱之内。宫墙外有校练场，将帅云集，较量骑射技艺。宫墙之内，庑殿式、歇山式宫殿次第铺开，雕梁画栋，富丽至极。妃嫔仆婢簇拥着皇后端坐于高殿之上。

画卷落款“实父仇英摹宋张择端笔”，下钤葫芦形朱文印“十洲”、方形白文印“仇英之印”。全卷纵33.4 厘米，横810 厘米，共有人物2012 个，从地位最高的皇后到社会最底层的郊区乞丐，皆造型准确，刻画精致，形象笔意合乎人物身份性格，笔法工细雅秀，色调淡雅清丽。绘有船38 只、牲畜110 只、车16 辆、桥12 座和轿3 抬。卷尾有文征明、杨循吉、王世贞、文彭等人的题跋，共钤35 方印。钤印和题跋交代了大量有关此卷的信息。35 方钤印中有22 方属于项元汴的收藏印。

项元汴是项忠后裔，明代著名鉴藏家。据史书记载，“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仇英在项元汴家作画，目睹项氏所藏宋元名画千余幅，潜心观赏，刻苦临摹，画艺大进。”由此可见，仇英与项氏交往甚密，此画或为仇英所作亦有可能。文征明、文彭父子的题跋总结了该画的流传历史，尤其是仇英本的由来。文征明题跋前半部分为节录宋张择端本《清明上河图》李东阳跋，描述此图的精妙，后半部分写道“今真本已入天府，不可复见，其粉本向藏朱大理家，吾及见之，因乞吾友仇君实父临摹，经岁毕工，织毫无漏，直可夺天巧……”

我们可以推测青州博物馆所藏仇本《清明上河图》的流传历史如下：文征明在朱大理家赏析宋本《清明上河图》粉本后，嘱好友仇英作摹本，自己题记，遂成仇本《清明上河图》。绘成此卷后邀彭年、杨循吉、王世贞等人题跋。后由项元汴装裱珍藏。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攻破嘉兴城，天籁阁的大批藏品流散各地，仇本《清明上河图》由此不知所踪。据明人笔记载，当时各种以“仇本”为蓝本的仿作层出不穷，一时间成为达官豪门相互馈赠的高档礼物，被称为仇英仿本。《石渠宝笈初编》著录落仇英名款的《清明上河图》，原藏重华宫，史料记载，清内府原藏有两本落仇英名款的《清明上河图》。1950 年有一本落仇英名款的《清明上河图》与张择端款《清明上河图》一起被送到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的前身），由杨仁恺等人鉴定分检出来。那么另一幅仇英名款的《清明上河图》现在何处呢？是否今天收藏于青州博物馆的这幅《清明上河图》就是史料记载而尚未发现的那一本呢？

当然，青州馆藏这幅《清明上河图》是否为仇英的真迹，还有待字画方面的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