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韵文的“二度轮回”及发展前景

2019-11-13 15:02施议对
心潮诗词评论 2019年4期
关键词:甲子新诗胡适

施议对

中国韵文,包括诗、词、歌、赋,是相对于散文的一种文学品类。自三百篇而下,汉唐以还,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所谓诗、词、歌、赋,各自发展、演变,各自成为一代之胜。进入20世纪,新体白话诗出现。新体与旧体,新诗与旧诗,其生死存亡,展开一次又一次的生死搏斗。自1916到1976年,六十年间,一个甲子,新诗与旧诗,在阵地争夺战中,出现过两次生死轮回。第一次生死轮回,因胡适所引起,他创作新体白话诗,发表文学革命纲领《文学改良刍议》,宣告以活文学替代死文学。胡适的“尝试”,在当时尽管“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却有一批原来写作旧体诗词的朋友,改弦易辙,由旧诗阵地流转过来,创作新体白话诗。例如沈尹默、俞平伯等人。第二次生死轮回,因臧克家所引起,他创作旧体格律诗,发表文章说:“有些境界,用新诗写出来淡而无味,如果出之以旧体,可能成为精品。”他写新体诗,也写旧体诗。当时一班人,诸如程光锐、刘征、丁芒等,紧随其后,亦从新诗阵地,流转到旧诗这边来。1976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爆发“四五”诗歌运动。旧体格律诗创作从地下转向地面。两次生死轮回,我称之为“当代中国诗坛双向流动现象”。经此二度轮回,旧体格律诗死而复生,重新变回一条龙。1976年以后,新体与旧体,新诗与旧诗,进入第二个甲子,待到2036年,又一个六十年,那个时候,新与旧的较量又将出现怎么一种状况呢?在相关文章中,我曾提出:世纪诗歌发展史上的旧体格律诗,在第一个甲子,经过两次生死轮回,既已死而复生,那么,进入第二个甲子,待到2036年,这一传统歌诗体式,究竟会不会生而复死呢?面对着生与死的辩证法,这一问题或许无法回避。

回顾诸往,展示来者。在世纪诗歌发展史上,新体与旧体,新诗与旧诗,其高下优劣,争论不休。第一个甲子,旧体被当作“半死之诗词”,搁置一边,新体找不到合适的形式,新诗作者不知道应当怎么写作新诗。正如毛泽东所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但新诗的不成功,却为旧诗让开一条生路。第二个甲子,尤其是世纪之末,所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新体与旧体,新诗与旧诗,各奔前程,各自发展态势如何,暂且勿论。但进入21世纪,新体与旧体,新诗与旧诗,各自处于怎么个状况,则须留意。比如,新诗这一边,一百年前,胡适以半首《生查子》写作新诗,“尝试”以填词的方法创作新体白话诗,但他不明说,故意将“实验品”收录在《尝试集》里,以新体白话诗的名目出现。这一奥秘,诗界至今,究竟知与不知?至于旧诗一边,胡适反对伤春悲秋,主张创作“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诗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沁园春·誓诗》)。他既打破以伤春悲秋为主题的歌诗传统,又依据内容需要,颠覆其形式,以为我所用。无论在新的一边,还是旧的一边,胡适都有开辟之功。但是,新体、旧体两边,对于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及其所创立的“胡适之体”,似乎都不曾看好。新体一边,对于胡适《尝试集》中所隐藏的奥秘,虽经多番揭示,却仍不闻、不见;旧体一边,对于胡适之形式解放及内容革新,虽颇有同感,但在现实面前,亦似乎不太愿意将其引为同道。故之,新体一边,形式问题至今仍未解决,新诗创作仍然寻找不到生路;旧体一边,对于为时、为事,还是为自己,以及暴露,或者歌颂,诸多问题,也常常遇到困惑。这是新体与旧体,新诗与旧诗,于当下社会环境中所呈现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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