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内心真相的抵达
——杨袭小说创作主旨分析

苏 敏

小说与故事的区别在于，小说的结尾是省略号，故事的结尾是句号。小说创作最核心最本质的部分，在于其背后的主题意蕴和主旨阐释，也就是写作者通过书写故事所要揭示的对世界、人生、命运等概念的哲学思考，这是一个写作者自觉性的、有目的的人生思考和文学表达。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说过，“我写作小说只有一个原因，而那就是为了使个体灵魂的尊严彰显，并且闪闪发光世人可见。……我真心相信小说作者的工作就是通过写作不断地去尝试将个体灵魂的独特性澄清——那些关于生与死的故事，那些关于爱的故事，那些让人们落泪，并且因恐惧而战栗、因大笑而颤抖的故事。这就是我们继续写作的原因，一天又一天，用极致的严肃捏造着虚幻的小说。”杨袭作为山东70后女作家中的一员，是一位在小说写作上坚定地贯彻自己想法的践行者，先后在《十月》《大家》《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作品》等发表作品，其中短篇小说《花姐》获首届“黄河口文学奖”，中篇小说《高塔》获第三届泰山文艺奖。她的小说区别于新写实作家所主张的作家情感的零度介入，以半自传式书写的态度，将她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微小事物变化的感悟融入到小说写作过程中。在作者杨袭看来，小说写作就是一个不断追问和思索的过程，她以生活中敏感的感受者和安静的思考者身份赋予小说更多的指涉和意义，通过阅读杨袭的作品，可以读出小说对于她更执着更深切的意义，同时也承载了她更多的生命表达。

一、小说：形而上的哲学思考

小说写作的终极指向是灵魂深处的拷问，是对爱情、生命、生存、死亡等人生问题的形而上的探索和回答。杨袭作为一名有自觉追求和自我审视的写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一直以敏锐、毒辣、凌厉的目光和诙谐、平稳、轻松的语言展开对生命、爱情、死亡等重大人生问题的深入探索，她在小说创作中始终用更加合适的方式，使文字表述抵达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和意境，藉举重若轻的态度承载沉重的人生感触。而爱情、死亡和自由成为古今中外许多文学大家不停书写和探讨的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上，杨袭作为中国作家有其独特的坚守和表达。

1.死亡：坦然的心态和氛围。

中西方由于文化积淀等深层次的原因，在对待死亡这一事件的看法有着不同的态度和表现，西方对于这一现象更多的是接受和融合，而在中国，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死亡后的世界和现世人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在对待坟墓这一代表死亡的物什上可以看出，在西方坟墓大都建设在公园之内，在草坪之下只是突出一块平躺的石碑，周围散步、锻炼的人络绎不绝；而在中国，坟墓或者墓地多建设在偏远的人员稀少之地，阴森恐怖的氛围让活着的大多数人望而却步。而作家杨袭对待死亡的态度和思考更接近于西方，她愿意在作品中直视死亡、谈论死亡、书写死亡、坦然的面对死亡，用更加宽容和接受的方式、平和安宁的氛围去展示去拥抱这一过程，对作者杨袭来说，死亡并不是可怖和难以接受的，她是人生必然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待自己对待写作最真诚的态度。在中篇小说《高塔》的创作谈中，杨袭说，“我并不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从某个角度讲，我还相当乐观，但是，生命包含着美好、也让人痛苦的爱情，同样也包含着死亡。之所以有些人不愿谈起，那是因为他认为死亡离他太远或者内心里对死亡的恐惧，这样的人，对一切事物都不会真诚，包括他自己。”这种态度和坚持在小说《死亡波尔卡·1995》中体现得更为突出。这篇小说的创造构思来源于一例真实的社会事件，主人公苑小兵被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杀人犯，二十年后沉冤得雪，被冤之人已死，苑小兵的亲人、家庭也因为这一事件支离破碎。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写作此篇小说的目的不是在于控诉和问责，小说以死者苑小兵的视角展示整个事件，着重描写死后之人苑小兵的感触和想法，并由死人的回忆牵连出事件的整体过程。在作者看来，事件的问责需要社会去判断，而被冤之人的想法，带着何种心情赴死？是否在死前埋怨控诉？这些需要富有责任感的作家去关注和辨析。小说整个叙述充满了诗意的氛围，面对死亡，主人公苑小兵会流泪会回想，但没有极端的愤怒表现，即使是对子弹穿透身体、死后被解剖的详细展现，全程也笔触冰冷平缓，作者以更多的笔墨赋予极端情况之下死亡，这一行为更多的展现甚至是细致的描绘，更多的呈现出来的结果是对死亡的描写。不可否认，读者会从中阅读出更多的背后元素，命运、脆弱、虚伪等等，但赋予人物身上对死亡的解读和认识是作者自身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展现出来的是面对死亡、解析死亡、坦然平静，即使是小说中最极端的状态下。也正如《高塔》中借由瞎碳的口说出的那样，“冬天天气好的时候，瞎碳腰里拴根草绳，走到泥河大街的背风处，同所有愿意说死去这个话题的人探讨死后的去处。可以说，瞎碳是泥河镇最怕爬烟囱的一个人。他不怕死，他甚至对死充满了好奇，他认定死这个字眼后面有比泥河精彩得多的世界。”《花姐》，也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死亡对于死亡者来说，没有痛苦，没有腐朽、呻吟和扯人心肺的疼痛，它甚至是另一种开始，或者说，是一种超脱似的归宿。”在这里，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新形式的开始。

2.爱情：断臂的维纳斯。

在杨袭看来爱情是美好的，同时也是值得人一生去坚持和追求的，但是她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爱情结局大都是悲剧结尾或者无疾而终，但是爱情的美好氛围、对爱的执着向往弥漫在她的小说创作中，正如雕塑断臂的维纳斯，缺失的一条手臂并不影响雕塑的美感，相反更是因为她的不完整，反而为整体增添了更多的韵味。在《高塔》和《泥河调》两部作品中，杨袭向我们讲述了两种时代的爱情观，一种是伊甸园式的自由爱情《泥河调》，一种是更接近于当下的现代爱情《高塔》，不论是自由的伊甸园时代，还是现代人的爱情追求，她都值得突破一切束缚去追求，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泥河调》讲述了两对夫妻间的爱情纠葛。谷米和云良夫妻二人开了家旅店，与秀银、郑大同夫妻所开的鞋店是斜对门，谷米和秀银是无话不谈的闺蜜，两家的安宁生活因为郑大同的离家出走而改变，首先心细、能干的好男人云良与秀银产生了感情，并且住在了一起，云良也因为内疚，将原本是自己妻子的谷米介绍给了自己的好朋友海，谷米也就自然而然地和海生活在了一起，重新恢复平静的生活，这样的日子因为离家出走而归来的郑大同再次打破，云良因为找不到归处而选择自杀，海因为对云良的愧疚而离开，只剩下谷米一人带着女儿艰辛的生活着等待着。这样的爱情选择在当下看来违背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准则，同时也不符合忠贞的婚姻观念的要求，但，恰恰是这种自由选择印证了古来的爱情法则，爱是自由的，无关伦理无关法律，只遵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在这篇小说中，谷米、云良、秀银、海包括郑大同都是正直、善良的人，作者花费笔墨描写云良的踏实能干、对谷米的体贴爱护，与后面和秀银生活在一起并不冲突，及至后来郑大同归来，云良自愿选择冻死，成全别人，也于他的一贯的人物性格相一致，在《泥河调》里不存在所谓当下意义上的坏人，更多的是淳朴善良人的爱情选择，最后谷米长久的等待和期盼，将那种悠长感伤的爱情氛围提至高点。《高塔》中的爱情，更接近于当下人的追求和选择，小说中展现了两个人的爱情悲剧，一位是小索镇，他的内心一直爱着谷米的女儿梅，因为这份暗恋，成为了他精神世界的全部，“在他看来，爱情有关食物，这样说来也有关粮食，作物，有关土地，有关季节，说下去，爱情关乎一切，不胜繁杂。……‘爱情首先是一种最物质的需求。它被我吸进肺里，充实我对生命的想象’。”就是对爱情的美好想象充斥了他整个人生，使他成为靠幻想活着的诗人。吕西安的爱情悲剧更为激烈，也更突显了爱情的伟大力量。吕西安是一个外表有缺陷内心有些丑陋的坏人，而爱情是拯救他的力量，将他从污泥中拯救出来，变成一个完整的人，“你不知道，爱情净化心灵，能让一个人纯洁而美好，像我，过去，简直是心理阴暗。”“他的信心，他对人生的一切美好的向往，全来自纸面后边那女孩的爱情。”这样伟大的爱情，因为真相而破裂，得到后又失去的绝望让吕西安杀死那个女孩，走上了逃匿之路。这样的爱情决绝更接近于《牡丹亭》中“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情感境界。

3.自由：出走与归来的怪圈。

杨袭塑造的泥河镇的故事和生活是相对封闭和自足的，生活在泥河镇的人们有着纠结无奈的爱恨情仇，各自有各自的悲欢离合，但是所有的挣扎和脱离都摆脱不掉泥河这一地域或精神上的牵绊，即使一时挣脱泥河，寻找心灵上的理想自由的栖息地，也会被外面的现实生活倾轧，最终再次回到泥河，背负着无法挣脱的心灵困境，继续在泥河喘息地活着。《泥河调》中的郑大同，是一位虔诚的鞋匠，一针一线细致地做好每一双鞋，为此不知浪费了多少针线和皮料，即使面对顾客的刻意刁难，也会不厌其烦的一遍遍修补更改，在他的认知里“人干什么，那都是命，所以，命里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好什么。真爱到心里去的干，才会有出头的日子。人想出头不是自己要出，命让你出才行。所以，你得服命，把命给你的活计也要爱到心里。”这位传统手工的制鞋匠，最终也会被现实所击垮，带着所有的制鞋物件离开泥河，去寻找更为理想的工艺，最终在出走两年多之后，悄无声息的回到泥河，继续安静地做着从前的一切。短篇小说《井》中的主人公梅，一心要挣脱母亲施加在她身上、精神上的绝望生活，摆脱泥河镇六口井水的噩梦纠缠，用漠视一个小生命被杀害、自己的前途命运来对抗母亲，反抗泥河加注在她身上的一切，她以为外面有不一样的世界，有她所期望的一切，可现实还是给予她沉重的一击，飘在青岛的生活，让“梅学会了抽烟。学会了深夜在香港路上打转，学会了用醉酒忘记自己、遥远而不快的泥河、母亲谷米和那口井。”但是依然挣脱不掉那口井的束缚，“突然想回泥河，想钻进那口井里，结结实实哭一阵笑一阵”，也会在陌生的城市询问陌生的人，“你知道泥河吗？”。毛北京的出走是为了实现发财梦；郑大同的消失是为了理想；梅的离开是为了摆脱命运，可最后，找不到心灵栖息地的他们，又不得不回到泥河，无法挣脱泥河这根的羁绊，还是在泥河找到最后的归属。

二、婚姻：两性关系中女性的挣扎和坚韧

如果说从杨袭的小说中可以读出对爱情的向往和美好，即使是被玷污的爱情（《高塔》中吕西安的爱情）她也不会否认爱情的存在，和对主人公一生的重大影响，但是在看待婚姻这一方面，作者却决然地站到了对立面，更多的揭示婚姻的失败，在两代人观念的对立中探讨婚姻的存在？以及在婚姻关系中女性的立场和挣扎。在许多农村的观念里，女儿是别家的，死后是不能进入自己坟墓的，只有找了婆家的女儿，才能光明正大的在死后葬入婆家，成为有归宿的人，所以，在农村父母的观念里，婚姻是必须存在的，即使不完美不幸福，比起死后的无处埋葬，女儿的委屈都不值一提。杨袭的许多作品都不同程度的展现这种婚姻需要对女性个人所带来的不幸，以及在男权社会下，女性如何成为坚韧的负重者，依靠沉默、韧性背负起生活的重担。她认为，即使在夹缝中生活的女性，“依然是最坚韧最有容纳的负重者，性别的对抗无法也不可能和解。‘因为和解，意味着终止，意味着死亡，意味着末日’。”

1.对待婚姻的态度。

在小说《花姐》和《一枝凌霄》中，作者都涉及到自梳女这一角色，自梳女是指女性把头发像已婚妇女一样自行盘起，摈弃婚姻和嫁人，孤独终老。不愿意嫁人的自梳女在父母一辈看来是一种不正常的病，但是对满怀憧憬心灵手巧的韦姐姐却是一种向往，对以韦姐姐为偶像的“我”同样也是，但是迫于家庭的逼迫，以及自身所受环境教育的影响，“一个人，一个女人，不愿意嫁人，也是种不可饶恕的罪过。”“我”和韦姐姐都进入了婚姻，最终结果是韦姐姐在不幸的婚姻中死亡，而“我”的结局也以离婚收场，没有离婚的韦姐姐英年早逝，早早以离婚收场的“我”却一个人生活得很安生。《阿叹的火车》中阿叹的婚姻，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知道真相的阿叹，也只能继续背负婚姻的枷锁，借由对火车的憧憬，求得暂时的心灵解脱，当他真正进入到火车的驾驶室，才发现火车没有方向盘，“阿叹沮丧地倚在门框上，耳鼓里全是‘啪啪啪’的细微的爆炸声，他知道，那是梦想破碎的声音。”《蓝鸟》中离婚好多年的单身女人，因为前夫带着女儿移民澳洲而干净的一个人生活，拒绝外界的一切揣摩猜测。《泥河调》中谷米、云良、秀银、海的自由生活，同样也无关婚姻的约束。在杨袭笔下，婚姻不是必须的，婚姻的失败是男女两性之间对抗的必然结果。

2.女性的挣扎和坚韧。

泥河镇的女人是不幸的，承受着爱人的背叛、生活的重担，泥河镇的女人同样是坚韧的，如同泥河的水一样，用柔弱的肩膀承担起一切，拼命地用全部的生命去活着。在她们身上有传统女性所具有的逆来顺受、包容原谅，也有现代女性所蕴含的自由独立意识，不变的是同样的善良美好、同样勇敢地抗争着命运。男人和女人在作者笔下是两种对立的表现，杨袭小说中的男人大都自私、幼稚，承担不起生活的变故，即使如《泥河调》中云良、海这样的勤劳善良的好人，也会向往远方、想摆脱泥河的一切，懦弱的以自杀逃避一切，同时这也成为造成谷米孤困生活的最终原因。相反，《泥河调》中的谷米，《夜风习习》中的母亲，都是在遭遇婚姻背叛之后，坚强的扛起家庭重担，带着希望继续勇敢地活着。这其中最为完整和具有代表性的是《大地苍茫》中的杜莉。随性率真美丽的杜莉，在一场暴雨之后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死尸穿上，而光着身子穿过了小镇，这一惊骇世俗的举动击溃了泥河镇的虚伪宁静，引来了一系列悲惨的对待，只能在被排挤的状态下，艰难的带着女儿生活，她也试图依靠男人，但是这一个个拯救她的男人，带着不同的目的接近她、为了一切外在的原因离开她抛弃她，泥河镇的外在环境逼迫着她的生存空间、对男人的失望扼杀她的精神依赖，世态炎凉让她沉默地活着，这种沉默不是逃避而是无声地反抗和坚持，最终她用母亲的心把这一切的恶用一把刀捅破，迎来了一片大地苍茫。小说中的杜莉，有一种桀骜不驯的倔强的美，她的人生底色是善良纯真的美，即使泥河镇的一切嘲讽、谩骂和抵触也摧毁不了她内心善良的种子，最后决绝地为了别人的孩子杀害自己的生活伙伴，更将这种人性底色的真善美抵达极致，带来更多震撼人心的力量和精神的回响。

三、人生：陷落往复中的沉重喘息

杨袭作为女性作家，她的创作不局限于婚姻爱情等女性擅长的领域，在她的小说世界里有对女性选择和婚姻的关注，有对传统伦理社会生活的鞭策，有对当下都市生活虚无状态的揭露，还有现代生活对传统伦理的冲击等等，无论是读者熟悉的泥河镇生活，还是逃离泥河镇之后的城市奋斗，最终作者所要表现和揭示的是人的生存状态。她用凌厉的笔触，借助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和敏感，去叩问现世生活，描述生活的沉重和迷茫，展现人生的荒诞与虚无，以及作为在其中生活的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纠葛和反复。

1.泥河镇：荒诞的生活。

泥河镇像一张巨大的网，隔离了镇中居民和外界的生活，里面的人透过网的缝隙受到外界吸引，外面的人们期盼在泥河落地生根，但是都以失败告终，她用泥河两个字将泥河人和外人鲜明地隔离开来，泥河人永远属于泥河，外面的人也始终成不了泥河人。但是，泥河镇的生活并非是桃花源式的田园，而是处处充满悲剧、麻木、荒诞感的无序世界，生活在其中的个体迷茫、空虚，面临着一个个复杂的境遇，一生都在不停地追寻，却始终无法获得心灵的满足，只能继续回到泥河镇苟且的生活。《高塔》中的小索镇对梅的爱情感觉，如同他的诗歌一样，美好而充满幻想；《纸碉楼》中吕平安一生的全部力气全用来幻想如何炸掉碉楼，在自责、遗恨、恐惧、怨愤中对抗这座碉楼带给他的身份耻辱，最终这一切都是一个谎言，他在这个谎言下被生活折磨了一辈子；《大地苍茫》中的泥河人对杜莉境遇的旁观、逼迫，昭示了另一种恶的存在；《井》中梅的一生，被母亲谷米的生活经历带来的精神束缚，始终找不到突破口；《八三年》少年命运的改变，一切都充满巧合和无奈；《美人如草》中白铁军、苏袖儿、苏向阳、秦如瓦、李楠楠之间混乱的爱情纠缠；特别是在小说《陌生人》中，这种荒诞的生活状态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陌生人在镇上的出现，打破了小镇的宁静，将由跳蚤引发的全镇慌乱、焦虑和人的本性充分展示出来。泥河镇和泥河镇的人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混乱生活和关系网络中，挣扎、陷落、纠结却始终找不到出口，泥河镇的生活秩序是慌乱无序的，生活在其中的泥河镇人的人生同样沉重迷茫和悲剧。

2.城市：重复、琐碎和虚无。

小说《高塔》中X先生郑重其事地说：“天，爱情已经被玷污被毁灭了，不只在泥河，哪儿都一样——”，被毁灭的在哪都一样的不仅仅是爱情，同样还有人生和精神领域。城市的生活同样无序、琐碎和重复，生活在城市的人也在同样经历着每天虚无目的地活着，找不到奋斗的方向、被现实一次次冲击。《阿叹的火车》中的主人公阿叹是一位对自由无限向往的人，就是这份自由支撑着他走出大山，成为了一名火车驾驶员，每天带着对水的渴望逃离被欺骗的婚姻，可是这份向往的工作同样束缚了他，每次休息只能逃离到咖啡馆坐一会儿，“唉！一切都是不自由的。哪怕你已经离开岗位，离开家，躲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梦碎的声音和钢丝绷断后的余响让他不得不一次次回到现实，继续活着。《去往G城的大巴》是一篇寓言类的小说，原名叫《陷落抑或飞升》，G城也就是光明城，知道的人都向往，是乐土是天堂，许多人穷尽一生的财富三十年的等待去换取一张车票，去往理想之地。作者对光明城的描绘和想象有多强烈，侧面对现实生活的映衬就有多抵触，光明城成为人们反抗现世生活的最后的理想家园，大巴也就成为通向自由和理想的桥梁。可是在大巴车上摈弃现世的一切（行李、财物，甚至是名字）成为一个个符号后的生活，同样成为现实的极端缩影，没有伦理法律束缚的人们，获得的自由更加迷惘无序，车厢成为末日的集体狂欢，更为可悲的是这期待的末日永远在路上，只有无尽的狂欢苟且地活着才能暂时抵消对当下生存状态的焦虑，这种极至的生活状态更加让人悲观和绝望。小说的最后，新生儿的出生似乎是带来了新生的希望，可这希望只是一份可能性，毕竟新的生命带来了新的追求和延续，无论这份延续是陷落抑或飞升。

结语

杨袭在一次采访中说“艺术源于绝望，而美是给人希望的东西”。文学创作作为艺术的一部分兼容着绝望和美，这一层面的“绝望”更多的指涉对现实、人生的透彻体悟，对生活、生存的人性反思，而美源于“人们生活得竟然那么艰难，那么辛苦，那么乏味，但同时又热火朝天，生机勃勃。”（杨袭）有评论家认为，杨袭的小说是冷的，赤裸地揭示生活幽微处的寒凉，撕裂生活无情的面纱给人看，但是她在描写这一切生存细节时，总会把人性的善良和韧性展现出来，读她的小说作品，更多的感触是慢慢生发出来的带给人类希望的东西，她在寻找更为合适的方式抵达内心坚守的真相——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