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小说中的城市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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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师范大学

新时期文学发展三十余年以来，各种文学思潮纷至沓来又逐渐湮灭。王安忆及其作品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但却没有一种文学思潮能够完全代表王安忆。她一直都处于一个包容开放的状态，在这种前进的探索中，她不断发掘创作与人类之间产生的新可能，并最终构建出自己独特的文学精神世界。王安忆的创作不仅涉及都市文学，也包括乡土写作，她的小说世界自始至终烛照着现实社会，并且具有理想情怀，暗藏改造平庸世界的精神力量，为我们的生活作出指引方向，可以在虚无中与生活和解，与社会融合，建立起一种和谐诗意的人生生存状态。

一、城市题材中日常生活的历史观

在新时期文坛中王安忆是一位备受瞩目的作家，在每一个文学阶段，她一直都保持着创作的活跃，每一次文学风潮激荡之时，她总是能以优秀的作品居于文学风潮的重要位置。回首她的个人生活经历，她有着短暂而又丰富的知青生活经验，但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上海成长生活的。于是，她的创作中就有了城市和乡村这两种视野，而当王安忆将目光投掷在城市小说中时，她始终是将上海这座繁华都市作为创作的中心，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构成了小说中的历史布景，而她力图凸显的则是弄堂生活和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状态，对上海百姓的生活进行描绘，逐渐深入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在这种城市的书写里，不时地体现出王安忆对历史文化的独特理解，她所认为的历史，不是灯红酒绿的夜夜笙歌，也不是暗波汹涌的革命浪潮，而是细小琐碎的、有血有肉的、真真切切的日常生活。

王安忆认为，历史不是由重大事件构成的，而是朝暮生活的不断演化。所以，以她的视角来关注历史，在创作的城市题材小说中则刻意回避了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她往往一笔带过，或者以另一种生活方式隐喻的表达出来，于是这样的创作倾向就决定了她独特的城市书写历史观。她的观点是，小说是用来表现日常生活状态的特别艺术形式，在小说中一切重大的历史问题都不应该突出的显现，都应该变化为细腻真实的日常具体生活，这样的历史描写才是真正小说中的历史立场。王安忆小说中的历史叙事都是以日常生活来展开，弄堂里交错综杂的电线下永远晒不干的衣服，淮海路上阳光透过法国梧桐撒下光芒，红房子西餐厅悠扬浪漫的西洋音乐……这些场景都宛若一副栩栩如生的上海都市生活画卷。王安忆对日常生活怀有独特的历史观，她并不看重历史主流的宏大，而是在意市井社会的民间立场，因为毕竟生活才是人们每一天的真实具体的经历，是时间线上时光流逝的点滴过程，时间的交替、朝代的更迭，都是曾经日常生活中不经意的转折与变化。这种历史观点是对文坛在上个世纪末提倡的文化怀旧的热烈回应，也深切地反映了王安忆包容的人生价值观。

王安忆着力表现日常生活的内涵，在她的眼中，有一种强韧的力量贯穿于日常生活中。在《长恨歌》里王安忆说过，“穿衣戴帽，其实就是生活美学的实践”，“一九七六年的历史转变，带给她们的消息，也是生活美学范畴的”，即使这个社会在不经意之间发生了巨变，可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却依旧按照它原本的轨迹悄然前进，王安忆持有这样的观点，她的创作倾向也趋于日常生活的真实流露。王安忆的城市小说反映出了上海市民的温婉雅致的生活方式，更难得的是，她展现出一种存在于社会主流意识之外的历史，而这种历史就是以日常生活来建构的。

二、九十年代的重建世界观

王安忆一直以来被人们作为海派传人和上海作家进行研讨，然而在她多年来的写作中从未停止过对乡土社会的阐释和思量。在几十年的小说创作中她的乡土小说演变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八十年代她主要表现的是鄙俗的乡村文化，以及对它的审视批判；第二个阶段是九十年代，在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她明显对乡村生活多了一层人文关怀，着力于发掘乡村生活中普通人的人情美和人性美；第三个阶段则是到了新世纪以后，王安忆的乡村叙事有了更多层面的意义，一方面，她继续对乡村人文进行着诗化地叙述，她的笔下展现出一副江南乡村的美丽画卷，乡民们性情敦厚，民风淳朴，生活方式健康自在；另一方面，王安忆对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发生异化和裂变的现象表现出不寻常的深刻困惑与无奈。

上个世纪末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冲击下，市场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状态，人们对现代化建设的热情也逐渐高涨，这时发展主义成为了强势话语。当代文学的精神领域呈现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渐渐放弃七八十年代的精英立场和英雄主义，主动将视角转向民间世界，沉入世俗生活，站在平常故事和柴米生计的民间立场进行文学创作，这是一个重新营造精神之塔以及知识分子重拾话语权的过程。一九八五年王安忆发表了小说《小鲍庄》，以反讽的基调映托最后一个仁义之子的死亡，当读者对这篇寻根小说展开探究并挖掘其深层含义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个作品不仅是王安忆对乡土岁月的追思感怀，也是对人世间通达智慧的见证和对民族昌盛的庄严礼赞。而后在一九九零年冬天，王安忆发表了《叔叔的故事》，对于为什么创作这篇作品她曾直言道，“假如不将这个故事讲完，我就没法讲其他的故事。”可以想象，重建精神之塔的反思对王安忆来说至关重要，彻底地改变了她对文学的看法，表明着她会直面过去的思想，并在重新认识文学之后进行深度思考。在《叔叔的故事》结尾，王安忆写道：“叔叔的故事的结尾是：叔叔再不会快乐了。”接下来一句：“我讲完了叔叔的故事后，再不会讲快乐的故事了。”显现出王安忆不会再触碰并描绘那些单纯又美好的故事了，因为她隐约看到了自身也许存在的对那种人生的违逆。这是王安忆站在个人立场上对时代的反思，也是她对一个时代的总结与探讨，全篇文本反映了作家对一个公共历史叙事的拆解，王安忆将各种叙述手法整合而成，最终暴露了历史遭遇存在于当今时代的精神现象的一场巨大危机。在这个实验性作品上她获得了成功，成为她人生创作道路上的一次重要转型，完成了世界观的重建，从此王安忆对小说叙事的方式也就此转变。

因为王安忆将创作视角集中于过去的农村，所以对中国近二十年来的乡村发展历程的叙述并不多，这种创作倾向可以理解为：王安忆认为中国乡村的变化在短时间内无法触及到乡村文化的内核，于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裂变的乡村改变的只是表层的结构，没有造成肌理的变化。在王安忆看来，乡村是一个能够包容一切的存在，这正能体现九十年代的民间理想主义精神，与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的追思遥相呼应，促使知识分子转向民间创作立场，在民间大地上确认和搜寻人生理想，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多元性和开拓性。

三、结语

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一直以来都是新时期文学的显著现象，鲜有作家可以穿梭于城市与乡村二者的叙述空间，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研究城市与乡村的结构，王安忆做到了这一点，她并不把城市和乡村作为完全对立的两个世界，而是认为二者是可以互相包容的关系，她怀着一种美学的思想去考察城市里日常生活的琐碎之美，烛照出个人的独特历史观，并挖掘城市女性迷醉和解脱的艰难历程；同时也对乡村社会怀有一种缅怀悲悯的情绪，展现出在她的眼中别样的乡村世界中的温暖人情，并致力于对九十年代重建精神之塔后个人悲剧命运的反思。王安忆这些年来文学创造的不断求新与求变，使她能够几十年来站在中国当代文学长河的潮头经久不衰。

注释

①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44～45.

②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6～7.

③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