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古代公牍文研究综述

■胡旭东/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公牍文就是古代朝廷、官府通常所使用的公事文，亦简称“公文”。目前学界对公牍文或的研究著作成果颇丰。在研究综述文章方面，主要有吕鑫的《古代公文研究综述》一文，该文主要从古代公文的文体分类，古代公文的文学性，以及古代公文的写作和思想技巧等方面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总结，介绍了相关的古代公文的研究现状。该文重点着重于总结梳理文章标题中含有“古代公文”这一关键词的研究成果，且以期刊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目前有关古代公文研究方面，研究者的标题关键词不仅有“公文”，还有“公牍”，二者经常混用。另外在文体研究方面，一些研究者古代公文的某一文体进行专门研究，亦不以“古代公文” 为题目或关键词，但其所研究仍属古代公牍文的研究范畴。因此，本文将在公牍史类专著编撰，以“公牍文”，“公文” 为题的研究和文体学研究中的古代公牍文等方面对目前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一、古代公牍发展史类作品编撰情况

学科史的编撰与研究有助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规律的提纲挈领的把握，而在古代公牍文方面，许多学者贡献良多。许同莘的《公牍学史》为近代公牍文研究之大成，商务印书馆于1947 年出版，1958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翻印本，档案出版社于1989 年再版此书。由王毓、孔德兴校点。许同莘，字溯伊，江苏无锡人，生于光绪四年，曾充任张之洞幕僚。《公牍学史》共十卷， 前八卷梳理了自上古三代起到明清的公牍及其制度演变，对部分公牍及其写作者进行品评。后两卷《辞命》主要关注外交文书在内容、风格、制度上的变迁。内容丰富，论述充实。除此之外，80 年代档案出版社还出版有刘雨桥编著的《公文起源与演变》，闵庚尧编著的《中国古代公文简史》等研究著作，这类研究著作主要对古代公牍文的进行概况性描述，多以政治批评的角度评论古代公牍文写作。并不展开论述，因此篇幅较短。闵庚尧还著有《中国公文研究》一书，主要在《中国古代公文简史》的写作思路上有相关扩充论述。1987 年齐鲁书社出版有苗枫的《中国公文学》，提出“公文学”概念，书中主要对“公文学” 的历史沿革进行介绍，时间跨度大，从甲骨文一直到现代公文。1992 年四川大学出版社有清诲等编著的《古今公文文种汇释》，该书侧重文体种类，收录了商周至今的400 余种相关的公牍文体。1995 年由吕发成主编，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公文史》则侧重于对各个朝代公牍文的制度，例如唐宋时代的一事一文制度，和引黄、贴黄制度等。并对相关公牍文撰写官制有介绍。对公牍文种类则依朝代按下行文、上行文、平行文等种类分类介绍。2000 年南京师范大学丁晓昌、冒志祥等著有《古代公文研究》，该书主要从撰写机构与人员，相关制度，文种与格式，主要内容及撰写技巧这几个方面论述各代公牍文。此外，2007 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有李昌远《中国公文发展简史》。不论内容如何，这类公牍史类作品总体写作结构均以时代划分为基础发展为脉络，论述公牍文发展的历史脉络。不仅有来自文学研究背景的学者，还有来自秘书学乃至管理学背景的学者。

二、以 “公牍文”、“公文” 为题的研究成果

许多研究成果的题目中就包含有“公牍文”、“公牍”、“公文” 这些关键词。这类成果有以专门的朝代或者特定的作者为研究对象。硕博论文方面，博士论文例如浙江大学的黄燕平的《南朝公牍文研究》与仲秋融的《魏晋公牍文研究》，硕士论文例如南京师范大学顾震的《曹操公文研究》，福建师范大学杨娟娟的《李商隐公牍文研究》。等。单篇论文诸如王朝源的《论试论唐代的公牍文写作》，张仲慧的《蔡邕公牍文初探》等。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专注于特定时代或特定人物的公牍文的总体写作状况及内容与艺术特色。一些研究者则更加关注特定时代或特定人物公牍文的具体特点，这方面的硕士研究论文有四川大学谭玲的《魏晋南朝骈体公牍文研究》，江苏师范大学范范妍妍的《欧阳修公文文体研究》，以及单篇研究论文《唐代公牍文“帖”研究》等。除此之外，南京师范大学的黄庆丰《< 全唐文> 公文研究》将研究对象设定为《全唐文》这样的文章总集。在古代公牍文的发展轨迹，写作特色，文体变化研究方面，主要有章明寿的《古代公牍文的嬗变与特色》，南京师范大学胡元德的《中国古代公文文体流变》。

三、文体学中的古代公牍文研究成果

一些古代公牍文的研究者来自秘书学或管理学领域，将古代公牍文看作现代的应用文或实用文体，认为“它不是小说、小说、散文、戏剧之类的文学文体”。但从古代文学角度来看，这属于文体学研究，古人的“文学”概念较今人宽泛，公牍文的文体也是文体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对古代公牍文的研究成果梳理不应该忽视文体学研究的成果。

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学概论》在《中国古代各种文章的体类》一章中专门有“公牍文”一节，他主要论述了章、奏、议、疏、启等“奏议”类公牍以及“诏、命、令、制、谕”等诏令类公牍，并以秦汉唐宋相关作品为例。他认为这些公牍虽在古代备受重视，但“在今天看来，特别是文学角度，具有文学价值，令人喜读的作品并不是太多”。刘跃进的《< 独断> 与秦汉文体研究》，则从蔡邕的《独断》出发，考察论述秦汉文体情况，他认为“唐前士人心目 中，实用性文体与抒情性文体并没有明显的径渭之分，都为他们所重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那些应用性文体更能得到时人的重视。第三， 无论是哪一种文体，尽管其形式多有变化，但是对于文采的要求始终是一贯的。如前所述，就是一些应用性很强的文体也多讲求文采。”可以看到，刘并不认为古代的应用性的文体并非不讲所谓的“文学性”，吕鑫的《古代公文研究综述》也列举到了许多研究者对古代公牍文的“文学性”的肯定与深入研究，但他提到一些研究者对古代公牍文的“文学性”持谨慎态度，笔者认为这些学者的研究出发点是从现代公文概念而来，而非古代文体学的研究视角。例如吴承学、刘湘兰的《诏令类文体一一制书、诰、敕书》一文，从文体学视角，分别论述制，诰，敕这三类文体，并认为“制书、敕和诏各有特定的使用对象与场合， 具有鲜明的公牍文体特征。”但同时，文体不同，所用语言修辞也不尽相同，因此作者认为研究这类文体不能仅仅关注其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实用性。

因此，在古代文体学的研究中，有关各类“奏议”或“诏令”类的具体公牍文研究成果则层层出不穷。有关于具体时代的特定公牍文体研究，也有特定作者的特定公牍文体研究。例如硕博论文方面，有东北师范大学魏昕的《汉代诏令研究》，河北师范大学仇海平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奏议文研究》，兰州大学曹楚炜的《曹魏奏议文研究》，辽宁大学赵荣的《苏轼制诰研究》等。单篇论文方面，有曲景毅的《论李德裕制诏奏议之作风》，韩建永的《论陆贽的制状》，贾喜鹏《论苏轼四六制、诏、批答的价值》等，不胜枚举。这些研究成果，基本都把握特定的公牍文体，论述其思想艺术特色。而这类公牍文体，并不仅限于一些基本研究，一些学者有不少创新和发散。例如陈元锋的《熙、丰文化生态与“西汉文风”之流衍——以翰林学士制诰诏令的承变为考察中心》，论述北宋熙宁、元丰年间的翰林学士所作制诰诏令等文体创作中推崇西汉文风的情况。祝尚书的《论宋季的拟人制诏》，则更不局限于庙堂。拟人制诏并非真正的公牍制诏，而是文人的“游戏”之作，但其创作形式又有着公牍制诏的基本形式。在此基础上，写作者追求新奇，构思奇诡，将动植物或者器物拟人化以达到引人注目的效果。可以说是公牍制诏对文学创作的一种拓展和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近四十年的古代公牍文研究成果丰富，研究者众多，研究状况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点：一、研究学者的学术背景多样，不仅来自文学的，还有秘书学，管理学的学者。二、秘书学、管理学的学者出发点主要以现代公文概念为主，对古代公牍研究注重制度，文种，演变等宏观内容，成果多集中于公牍史的编纂。三、对文学研究者来说，古代公牍文是文体学研究的一部分，因此文学研究者更注重在微观角度对特定时代或特定人物的具体公牍文体（例如制诏）展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