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预言”与“寓言”的电影

沈 鲁 王子儒

(南昌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饱受政治动荡冲击之后的当代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当代中国电影的艺术创作也相应重回“人性与人情”的人文主义轨道。尽管追求“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进行广泛的“历史文化反思”，进而迎来当代中国电影的一次“新浪潮”，是改革开放历史进程行进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才逐渐释放出这样的时代效应，但是，回眸改革开放事业启动之初的中国银幕，在艺术刚刚复苏的特殊年代，某些依然具有稚嫩而概念化美学痕迹的国产电影作品却似乎感受到了时代氛围中的敏感而些微的变动，进而在电影文本的叙事逻辑与人设关系中初步呼应着时代与观众的需求，从而颇为意外地具有了“预言”与“寓言”改革开放时代帷幕徐徐开启的政治、文化与美学意味。

一、唱响改革开放时代先声的农村题材电影

回眸改革开放初期的当代中国电影创作，农村题材电影迅速在创作数量和艺术质量上形成了一次“井喷”态势，一举成为改革开放之初国产电影创作业绩十分辉煌的重要领地。当年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等国营电影制作机构积极瞩目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农村已经并正在发生的欣欣向荣的变化，共同推动了一股农村题材电影创作的大潮，至今回想，都令人肃然起敬并为之感到欢欣鼓舞。《春歌》(珠影厂1978)、《柳暗花明》(北影厂1979)、《月亮湾的笑声》(上影厂1981)、《乡情》(珠影厂1981)、《回头一笑》(珠影厂1981)、《咱们的牛百岁》(上影厂1983)等，这一系列集中出现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题材电影作品，可谓是百花齐放，各领风骚，既有热情关注农村在历史新时期所发生的崭新变化，也有着眼于改革开放的历史变革对农民内心世界所产生的微妙而重大的影响，还有进一步开掘出新时期中国农民在生活与生产变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细腻而感人的深层心理变迁，“就历史写作而言，无论有关一种形式、一个国民群体，还是有关某一个创造的灵魂，对连续性或非连续性的判别都非经验所能为”。[1]这些作品尽管从发展的角度看，也难免存在着艺术创作观念和艺术创作手法上的不足，但是却以对“农村农民农业”的热忱而持久的聚焦与思索，把刚刚从极左政治思潮中挣脱出来的农村题材电影推向了主题表现与艺术书写的深化阶段，其心可佩，其情可感，其温度与力度超乎想象地绘就出新时期中国银幕上的一幅幅难忘的中国农村奔向幸福小康的劳动画卷以及中国农民昂扬乐观只争朝夕的奋斗图景，为刚刚启幕的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灌注了最初的理想主义信念与勤劳致富的美好憧憬。

改革开放事业是从中国农村的改革开始的。电影创作紧紧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农村从艰难到觉醒的发展变革以及中国农民矢志于改善生活谋取个人幸福的坚定梦想为创作主题，从1978年初试啼声的电影《春歌》里，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在“杨岭公社”的“农业学大寨”劳动场景里，农村的传统旧观念开始要破除了，农村干部身上的旧作风开始要改正了，农村生活的新气息呼之欲出，年青一代对待生产和生活的朴素热情扑面而来；而1979年的《柳暗花明》更以积极的现实主义态度撕开了曾经错误年代里对农民追求自己美好生活这一真诚自然的人性欲求的污名与戕害，展现了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人为本的先声夺人，影片直面矛盾，敢于批判，勇于袒露平凡人物的生活梦想。《柳暗花明》，从柳岗大队到花溪生产队，可以说是新时期以电影艺术为载体为农村改革发出的震撼人心的宣言书；接下来的《月亮湾的笑声》《乡情》《回头一笑》《咱们的牛百岁》等农村题材电影作品，都纷纷以不事雕琢的平实艺术笔触深情记录着时代的主题，唱响时代的主旋律。岁月回眸，这些作品所具有的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品格，至今依旧令人肃然起敬。这些电影作品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力地推动了农村题材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发展，热烈热忱而又含蓄质朴的艺术风格传递出的是历史新时期社会主义中国农民的有生命温度的银幕艺术形象。创作者把中国农民的忧愁、中国农民的苦痛、中国农民的爱、中国农民的勤劳糅合进影片中那些最深情的告白，影片满蕴着困惑中的思考，以及在思考中见到光明胜利的未来。

在这些“勇敢而美好”的农村题材电影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极左思潮和封建意识对农村发展的阻碍和对农民的精神束缚。我们也能捕捉到新时期农村中改革的新鲜气息，体味出中国农民在精神面貌和心灵世界层面的一系列微妙变化。这些变化就是改革开放的开始，就是一个大时代的人心所向。

二、爱情风光题材电影呼唤青春中国的回归

启动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也同样掀开了当代中国电影艺术重回人性书写与人情表达正常轨道的帷幕。由于经年累月的政治运动的冲击，我们的电影艺术已经很久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叙事、抒情和表意了，它常常在政治的捆绑下，变得更像是标语口号的图解，更像是政策文件的宣传，总之是变得面目全非，违背了电影创作的规律，在艺术上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倒退。随着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到来，大家都在等待着电影艺术在这一刻的新的复苏。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的当代中国电影正是从《庐山恋》出发的。尽管这部电影在今天来看，其时代意义大于它的艺术价值，但无可否认，回到那个年代“拨乱反正”之后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影坛，《庐山恋》几乎是重新起步重新出发的“中国”和“中国电影”之间的一次绝妙的令人无比惬意的“眼神确认”与“心灵对话”。

影片《庐山恋》的故事主人公是一对青年男女：耿华与周筠。周筠是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耿华是中共党内受到“文革”迫害冲击的某高级干部的儿子。他们偶然相逢于美丽的庐山，从相识到相知相恋，活泼可爱的周筠表现出对以庐山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与乡土意识的强烈好奇与认同；耿华不屈服于命运的磨砺矢志于自己的建筑设计梦想，要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高楼大厦。一个从海外归来，致敬于传统的感召魅力；一个生于斯长于斯，憧憬着未来中国的现代景观，这种主要人物的“身份设置”既是剧情需要，更有许多欲说还休的“隐喻”和“暗示”，这难道不是对走到了历史新时期的中国最好的“想象”与“抚慰”吗？“时代话语折射、隐藏在某些意象中，当导演选用了这些意象，便等于精准地按下了某个打开观众意识、记忆阀门的开关，勾起观众对相关文化的感触。”[2]正是在这份“想象与“抚慰”里，我们看到电影中的一个这样的场景，两个年轻人在山峦起伏，云雾叠翠的山谷间，用英文齐声朗诵着“I love my motherland”“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是的，“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祖国的每一个早晨”……原来，耿华与周筠的爱是与他们共同的对祖国的爱相一致的，一个古老的坎坷的沧桑的却又是新生的青春的美好的中国，难道不值得重新去爱吗？并且这份爱给了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重新出发，重新走出一个改革开放“新长征”路的激情与勇气。

《庐山恋》的故事在耿华与周筠的爱情书写上，设置了两个“戏剧冲突”：一个发生在“文革”期间，受到污蔑的耿华被带走做检查，两人一起游泳的约定被搁置和延宕；另一个冲突点设置在“文革”结束后，周筠得知耿华的父亲曾经是自己父亲的战场对手时的错愕和绝望，似乎来自两个家庭的压力必将导致这对有情人难成眷属。前一个冲突，随着那个政治迫害年代的过去而自然得到了解决，后一个冲突则是以耿华的父母以宽容和包容之心对待曾经的“对手”和“对手的女儿”而获得了一种冰释前嫌、继往开来的剧情效果。这里其实也有着非同一般的“隐喻和象征”意味，步入历史新时期的中国如何面对曾经的历史伤痕，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何不让历史的悲剧在下一代重演，等等，其实这都不是一部小小的《庐山恋》所能承担的，但《庐山恋》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实现着表达这种诉求的美学功能。

三、寄寓在人性人情抒写中的政治与伦理反思

1982年谢晋导演的电影《牧马人》也许只是那个年代里很多揭露“政治伤痕”的作品之一，影片无非是关于主人公“许灵均”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打成右派，而后又苦尽甘来的故事。然而，在改革开放事业走过了40年岁月征程的时候，历经人生磨难的“许灵均”在影片《牧马人》中正好也40岁，当年抛妻弃子远赴美国的资本家父亲回来要带他走。40岁的许灵均面临一次人生的选择。《牧马人》尽管有着深刻的家庭伦理情节剧模式，但这部作品在时代的交会处“思维摆脱了单一政治决定论的束缚，进入到了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大文化’意识当中”。[3]于是，我们发现，虽然时代不同了，“许灵均”依然能够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与我们对话，不是因为他身上的伤痕，而是他的选择，在生活的甘苦自知中所做出的最赤诚的人生选择。

影片当年公映之后，就有过这样的讨论：许灵均干吗不带着老婆孩子去美国呢？对于曾经的“右派”许灵均来说，这不仅是个问题，而且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必须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许灵均选择留下，留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留在这个给他带来过悲欣交集的集体里。许灵均的“留下”也许是多年之后，影片《牧马人》最让我们感动的一份情怀。一个可以选择离开的人，却坚定地选择留下，一定有一个他最珍惜的价值在背后支撑着他。这个价值在影片《牧马人》中就是“人活着，难道仅仅只是只能只会为了自己吗？”即便这个人如许灵均一般，曾经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凌辱甚至是迫害。这个人也不应仅仅只是活在他“一个人的世界”里。这就是许灵均这个人物身上所迸发出的最大的力量。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著名的英雄叫安泰，他是大地的儿子。安泰力大无比，但他的力量都是来自大地。在战斗中，只要他的身体不离开大地，他就所向无敌。可是一旦离开了大地，他就丧失了力量。对于已经40岁的许灵均来说，他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他活着，在误解与侮辱中还能活着，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悲惨，或是有多了不起。他之所以活了下来，是因为祁连山下的牧民们始终坚定地相信他“不是一个坏人”，是因为患难中相识相从的秀芝把一颗心毫无保留地都给了他。活着，不是为了权力，不是为了标榜，既不是为了个人的岁月静好，也不是为了别人的另眼相看。活着，是为了脚下这片土地，这片播种过汗水与眼泪的土地，还有这片土地上艰辛却乐观、贫苦又执着的每一个普通人。这是“许灵均”们全部力量的唯一来源，正因为还有这份力量，平反后的许灵均，在放牧十几年后，又一次站在小学教室的黑板前。他抬手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书写时，他的手不由自主颤抖着，粉笔断了，他弯腰拾起，然后依旧坚定地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我们伟大的祖国”……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一批经历了人生悲欣交集的电影工作者，重启了各自的艺术创作热情，在复杂的社会政治气候中坚持创作，为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到来，吹响了电影书写与反思的嘹亮号角。他们称得起始终忠诚于足下这片土地，忠诚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忠诚于自己千锤百炼而来的艺术风格。从文学剧本的创作，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时代特征的细节营造，再到主题的提炼和风格的锻造，在朴素的影调之中形成一种追求现实主义大境界的智慧与力量。在当下强调电影的个人性与消费性的语境里，我们依然要接着这些诞生于“人性复苏”与“艺术回归”之际的电影往下说，依然要思索中国电影如何面向现实、面向历史、面向人本身，做出新的艺术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