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敏感加权成像在不同组织类型卵巢癌中的鉴别诊断价值

杨 林 李 莉

卵巢癌是妇科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具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等特点。当前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卵巢癌发病人群逐年年轻化[1-2]。由于卵巢位于盆腔深部，早期轻微病变的临床表现不显著，约2/3的卵巢癌患者在首次就诊时已属晚期，因此生存率低于1/3[3-4]。卵巢癌患者的常规磁共振(MRI)影像学表现与卵巢良性肿瘤类似，特征性表现不多，导致在鉴别中容易出现漏诊与误诊情况[5]。MRI扩散加权成像(DWI)指正常情况下水分子的无规律的热运动，病变组织能影响水分子的布朗运动，利用DWI能够有效反映水分子扩散信息与病变状况[6-7]；表观扩散系数(ADC)是反映DWI图不同方向上水分子自由扩散的速率和范围[8]。rADC值为病灶与对侧相应正常区的ADC值比值，能使ADC值标准化，消除个体生理因素[9]。卵巢组织含水量大，受呼吸运动影响较小，血供丰富，位置深在，也为DWI的诊断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践应用基础[10]。从理论上分析，卵巢癌组织的恶性度越高，分子扩散更加受限，肿瘤细胞数目越多，会导致ADC值更易波动[11]。本文具体探讨了DWI在不同组织类型卵巢癌中的鉴别诊断应用，以提高卵巢癌的鉴别诊断率。现总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研究得到了四川省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2016年8月到2018年2月选择四川省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治的卵巢癌患者84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年龄20～80岁的女性；经手术病理证实为卵巢癌；患者在影像学检查前未进行任何治疗，且在自愿条件下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均为阴性；所有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完整；小学及其以上文化水平。排除标准：临床资料缺乏者；影像学资料不清晰者；妊娠与哺乳期妇女；严重原发心肝肾异常者；合并其他系统肿瘤病史患者。

组织类型分级：低级别卵巢癌30例(WHO Ⅰ级10例、WHO Ⅱ级20例，低级别组)，高级别卵巢癌患者54例(WHO Ⅲ级44例、WHO Ⅳ级10例，高级别组)。不同组别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2组一般资料对比

1.2 MRI检查方法

使用飞利浦Achieva 1.5T超导型MR成像系统。患者均采取仰卧位，扫描范围包括全部卵巢组织，从头部进入，扫描时尽量于呼气末屏气并尽量保持各序列基线水平一致。常规扫描参数：层厚6.0 mm，层间隔1.2 mm，层数19层，视野230×230，矩阵512×512，扫描时间为78 s，T1WI矢状位(TR=550.0 ms，TE=8.4 ms)，T1WI轴位(TR=195.0 ms，TE=4.8 ms)，T2WI轴位(TR=4000 ms，TE=98.0 ms)。DWI检查采用头部通道相控阵线圈横断位扫描，选择SE-EPI序列，FOV=22 cm×22 cm，矩阵128×128，Average=1，层厚5.0 mm，层间隔1 mm，TR=8200 ms，矩阵128×128，TE=102 ms。

1.3 图像处理

在常规MRI检查中，记录与观察肿瘤肿块影或结节影、占位效应、小环形或结节状强化、占位效应程度、瘤周水肿带、边缘是否清楚等特征与指标。由一名影像科有经验的医生对ADC图的瘤周和瘤体分别进行ADC与rADC测量，测定3次取最低值。最终DWI诊断由两名有经验的影像科医生对图像进行分析。

1.4 统计方法

选择SPSS 19.00对计量数据与计数数据进行分析，通过百分比来表示计数数据，均数±标准差来表示计量数据，对比方法为t检验与卡方分析，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常规MRI特征

低级别组：瘤体呈等长T1、T2信号的肿块影或结节影，瘤周无显著水肿带，边界清晰，无显著占位效应，小环形或结节状强化。

高级别组：瘤体呈稍长T1、T2信号肿块影或结节影，占位效应显著，边界模糊，结节状或不规则环形强化，瘤周水肿带显著。

2.2 ADC与rADC值对比

低级别组的瘤体与瘤周的ADC与rADC值高于高级别组，对比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诊断阈值

在84例患者中，设定ADC瘤体阈值为1.355×10-3mm2/s，ROC曲线下面积最大为0.782。DWI鉴别诊断为低级别卵巢癌33例，高级别卵巢癌51例。DWI在不同组织类型卵巢癌中的鉴别诊断敏感性与特异性分别为93.3%(28/30)和90.7%(49/54)。见表3。

表2 不同组织类型卵巢癌的DWI ADC与rADC值对比

表3 DWI在在不同组织类型卵巢癌中的鉴别诊断敏感性与特异性/例

3 讨论

卵巢癌是女性常见的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因缺乏早期有效的诊断方法，多数卵巢癌患者就诊时已是晚期，导致预后比较差[12]。现代研究表明肿瘤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卵巢癌的发病经历时间比较长，早期如果检出卵巢癌，能有效改善患者的预后[13]。卵巢癌的组织病理特性具有多样性，恶性程度随着组织病理级别的增加而增高，可影响患者治疗方法的选择与预后的改善，因此术前对卵巢癌进行组织类型分级诊断至关重要[14-15]。

本研究显示低级别组瘤体呈等长T1、T2信号的肿块影或结节影，无显著占位效应；高级别组瘤体呈稍长T1、T2信号肿块影或结节影，结节状或不规则环形强化，瘤周水肿带显著。不过常规MRI不能反映组织的超微结构和功能代谢情况，无法从分子水平和功能代谢水平评价脑肿瘤的生物学特性，导致诊断的特异性不高[16]。并且由于卵巢癌病灶组织易发生囊性变或坏死，因此导致临床诊断困难[17-18]。

DWI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该方法是利用水分子的扩散运动来反映正常与病变组织的空间结构变化，从而进行疾病的鉴别诊断[19]。影像学技术是唯一一种可以探测机体内部水分子扩散运动的技术，可以显示或探测水分子表现出的随机运动以及水分子的受限状态。并且卵巢血运较为丰富，故卵巢的ADC值较腹腔内其他实质脏器显著增高[20]。相关研究表明肿瘤的水分子扩散受限与细胞间隙的变窄和肿瘤细胞核浆比增高具有很好的相关性，ADC值不仅和肿瘤的细胞构架相关，而且和肿瘤的组织类型相关[21-22]。本研究显示低级别组的瘤体与瘤周的ADC与rADC值高于高级别组，对比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P<0.05)；设定ADC瘤体阈值为1.355×10-3mm2/s，ROC曲线下面积最大(0.782)。DWI鉴别诊断为低级别卵巢癌33例，高级别卵巢癌51例，DWI在在不同组织类型卵巢癌中的鉴别诊断敏感性与特异性分别为93.3%和90.7%。从病理上分析，卵巢癌的恶性度越高，肿瘤细胞数目越多，细胞异型性增高，细胞间隙越小，核浆比例增高，水分子弥散更加受限[23-24]。不过本研究也有一定的不足，DWI对于操作人员的技术要求比较高，且应用费用比较昂贵，在临床上的推广可能受到限制。且本研究样本数量不够，病理诊断可能也有误诊情况，将在下一步进行深入分析。

总之，DWI在不同组织类型卵巢癌中的应用具有很好的鉴别诊断价值，可应用于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