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记者集体记忆的消解与演化

2019-11-16 06:45杨开妮
青年时代 2019年27期
关键词:集体记忆消解

杨开妮

摘 要:当下,互联网正深入重构人类的时空观念,为大众书写和权力关系调整提供平台,以往由精英分子生产的社群集体记忆正逐渐被稀释、消散。在新闻传播领域,调查记者作为行业从业人员的标杆,同样面临记忆生产多元化、社群交往虚拟化、信息传播功利化等挑战。本文主要采用了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以《楚天都市报》深度报道部和机动部的6位调查记者为访谈样本。研究发现,当下社群交往的快速部落化、虚拟化以及社会关系的复杂交叉,使得原本主要依靠主观价值信念构筑的心理归属感岌岌可危。加之调查记者职业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其集体记忆形塑更显乏力。

关键词:调查记者;集体记忆;消解

一、核心概念

(一)集体记忆

本文中的“集体记忆”概念遵从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的观点,认为集体记忆具有如下四点特征。第一,集體记忆是动态的,它的形成会受到很多外界干扰因素;第二,集体记忆的发展无法被预知,其具体发展很难有规律可循;第三,集体记忆有是时间维度上的概念,基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发生线索;第四,集体记忆有空间性,它需要依存于具体的时间空间。

(二)调查记者

结合国内已有的对于调查记者群体的主流定义以及新闻生产实践的特点,本文将调查记者群体限定为新闻作品以社会、时政、经济或交叉领域的负面题材为主,多关乎公权私用、地下操作、法律道德擦边球等,对被掩盖的真相进行突破调查。

二、社群内交往的时空虚化

哈布瓦赫将社会交往视为集体记忆传承的重要条件。“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

当下,互联网对集体记忆传承和演化的作用力正是从突破时空边界开始的,主要表现为“用时间消解空间”“形同造成时间序列及时间本身的消失”。即时讯息使人们摆脱了空间距离的限制,支持多种信息形式的虚拟空间使交往变得更加轻松随意,每分钟处理的信息量急速增加,去仪式化的交往使个人的记忆碎片不断累积,难以形成有鲜明记忆点的回忆沟壑。对于调查记者来说,定时定点的交流很少,而对于QQ群的依赖较多,主要呈现为现实中随机交流、虚拟平台上频繁交流。受访者X谈到:“没有说那么正式的,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来交流。比如说在电梯里面啊,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在QQ群上也有交流,但是没有特定的场合。”

这种影响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社群交往的部落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带来的QQ群、微信群的大量增长。这种虚拟“部落”的存在时长不确定,往往只能形成支离破碎的集体记忆,且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几个“部落”的成员,难以获得持久的、坚固的归属感。从功能上看,这种虚拟“部落”与传统的集体并无不同,但是互联网部落的巨大数量、复杂关系、脆弱结构将加剧这种虚拟部落及其成员凝聚力的离散。

与其他大多数行业不同的是,调查记者的交流不是从“线下”转移到“线上”,而是从“线上”进一步消逝,这种变化有可能使得本来靠网络连接起来的调查记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脆弱。最为直接的表现是QQ群的撤销,“中青报已经撤销了调查记者群。去年还在华师开了深度报道的会,开完会以后,像叶铁桥他们就全部已经撤销了,有的也转向了管理层”,受访者C谈到。

三、“快”与“显”:价值理性的衰微

每一次技术革命浪潮往往带来一定时期的文化迷失、价值观的重新定格,在当下技术与社会发展均急速转型的时代,媒体所处的经营环境、所面对的受众阅读习惯、多样化的信息传递方式等都对调查记者的生存和工作状态造成了直接影响。

众多关于我国调查报道发展历程的研究都以央视《新闻调查》栏目为蓝本,普遍认为从2000年开始,调查报道开始走出主题报道的误区,2006年开始步入成熟期,也是我国调查报道的发展峰值年,那时也正是传统媒体发展的黄金时期。而近年,互联网使说与听、传与受实时同步,直播涌现,记者们开始缺乏事后思考的时间,事实与意见被同时生产和扩散,事实尚在“发生中”,情感调性、道德框架、价值底色即已凝结。这种求快的趋势可能弱化作为调查记者最核心的职业素质,即独立思考、追求真相、沉淀价值取向的能力,使得媒体争相追求传播效果而开始浮躁。受访者S谈到:“做调查记者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敢于质疑。一个优秀的调查记者,哪怕是别人帮你铺路铺得很好了,你也要独立地思考。”人云亦云、跟风而上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时代十分常见。“很多记者在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放弃了,它很有可能做的是人云亦云的东西。”

另外一点就是急于寻求报道所产生的结果,或是说效果,求“显”。报社往往对于无法短期集中产生效果的题材,即使具备一定的社会价值,也选择放弃。这样一方面的确能够集中传播资源,对新闻事件做出时效性的解决;另一方面,这种价值取向下的冷漠对调查记者的职业动机是极具杀伤力的,对于调查记者这一亟需内生动力和职业理想的行业十分不利。受访者H说:“现在我们很多报道就寻求一个结果,你能不能解决它,或者说是一个群众,你能不能帮到他。”

在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人们创造着空前的物质繁荣,然而随之产生的危机也不断浮现,例如工具理性和市场逻辑使得越来越多人“在进步中失去信仰”。一旦缺少某种价值灯塔的感召和凝聚,个体便沦为孤独游弋的原子,自然也瓦解了传统共同体生活。

四、职业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制片人张洁曾提到:“调查性报道是奢侈品、易碎品。”调查记者往往面临着严苛的新闻管制环境、承担着较高的新闻职业风险,同时收入和付出往往不成正比。十年前,他们往往头顶着“无冕之王”的称号,而如今却自嘲为“新闻民工”,现实的困顿与新闻理想的鞭策使他们的职业心理备受煎熬,长期在压力、孤独和坚守中工作。结合样本,本文主要分析以下三点因素。

首先是报纸定位。《楚天都市报》作为湖北省都市类报纸中的翘楚,定位是贴近民生的都市类报纸。对于接近性不强的题材,即使具有报道价值,也面临“被毙”的风险。作品发不出去,对于调查记者来说是巨大的打击,“放一放、压一压,最后没有发出来,也会对你从事这个职业产生动摇”。不难看出,“但是从领导层面来讲,他希望出现很好的作品,但是从操作层面来讲,他又不想让很多记者来专门做这个事”,受访者S说。

另一点是报社对调查记者的物质保障。很多调查记者热爱本职工作,也具备做好调查记者的能力素质,但是没有物质保障,只靠理想支撑,这样很难留得住优秀的调查记者。《楚天都市报》采取绩效按月积分制,评选“好稿”可以打高分,但仍然是按篇计件,单篇的最高酬劳也不足以让调查记者放开大胆地去做,对于他们来讲,是“不划算”的。

这种付出和收入的不对等带来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人才流失,受访者C说:“实际上我现在已经不算是一线调查记者了,已经转型了,但是我还是憧憬有一天能够去做调查记者,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报社必须有足够的条件,让我抛弃名利对我的诱惑。”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记者开始“曲线救国”,如积分考核机制下的“小稿塞分”,“就像捞鱼一样,篓子里面有一条大鱼,还有很多小鱼”。更有《大河报》记者朱长振“白天采访、晚上写稿,抽空烤串”的双栖生活。这些干扰因素和调查记者职业发展的困境都不利于其职业群体意识的培养和巩固,使其作为调查记者的共有记忆更为模糊了。

五、结语

解构是后现代的基本理论姿态,消解绝对意义与价值,消解中心,削平深度,充满平面化与虚无感,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开始游离,呈“多中心”,进而“无中心”的状态。集体记忆的解构是近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共同体危机的一个缩影,高度理性的社会和空前的物质财富伴随着信仰危机,个体化加速,整个社会的道德和审美约束减弱。

总的来说,集体记忆的发展和演化,可以看作“过去—现在—未来”纵向藤蔓上结出的果实,在群体文化的再造过程中,集体记忆及其承载的核心价值会得到存續,同时也会基于群体的现实环境而被重构,在历史和现实之间不断博弈。合理的重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但颠覆集体记忆的传承则意味着脱离过去,给群体的认同水平和共同信仰带来危机。

在互联网深度席卷传统媒体行业的当下,调查报道的发展亦面临众多机会和挑战,调查记者对于本职业的心理归属、价值认同都产生了变化,群体内社会交往的虚无、外部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实际的制度机制约束使得他们作为调查记者的集体记忆开始散落。同样,作为一个职业共同体,他们的群体认同或是说身份认同也开始不断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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