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治理创新

◎张翼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改革开放40年来，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伴随思想解放与生产力发展，经济维持了平均高达9.5%的年均增长率。与此同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迁，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转型为城镇社会，从封闭型社会转型为开放型社会，从定居化社会转型为迁居化社会，从生产型社会转型为消费型社会。在这一系列变化中，与社会治理相关最为密切的是，我国后来居上地进入到了网络社会和自媒体社会之中。

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17.9%，2017年达到58.8%；1978年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为70.5%、17.3%和12.2%，2017年的比重分别为27.0%、28.1%和44.9%；1978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67.5%和57.7%，2017年分别为28.6%和31.2%。在当前高达7.76亿的就业人口中，有2.8亿左右是农民工，其中的1.8亿“离土又离乡”。城市越大，户籍人口的老龄化程度越高，流入的流动人口数量就越多。2017年北京的流动人口数量接近800万，上海的流动人口数量在1000万左右。大数据研究发现，如果不以居住“满6个月”计算常住人口数量，而以每天在深圳生活或工作的“天人口”计算，深圳市的人口数量甚至超过了2500万人——无疑，城市越大，迁居化社会的特征就越显著。以上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我国社会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

社会结构的变迁，要求社会治理方式必须随之不断创新。而正因为我们不断与时俱进地改进了社会治理方式，才使治理体系的建设与治理能力的提升大体上符合社会结构变迁的需要，维持了转型时期的和谐有序与团结稳定，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西方社会由于大转型发生过非常惨烈的社会动荡，东亚地区的社会大转型也一度割裂过社会团结的纽带，拉美地区的社会大转型使其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曾经以运动式治理和严打方式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后来发展为维稳式治理，形成“稳定压倒一切”的制度配置格局，着力化解各种矛盾，保护人民的权益。在维稳治理的基础上产生了维权维稳治理，使治理能力的提升沿着现代化的方向推进，最后提炼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其创新为社会治理，形成“一核多元”的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以来，社会治理的创新内容中又增加了共建共治共享和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时代内容，这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

当前，迁居化社会的社区已经不同于定居化社会的社区，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的家庭及其家庭与家庭之间形成的家庭网，已经不同于农业社会和工业化初期的家庭存在模式，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之后形成的社会也不同于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组成的社会。网络社会与自媒体同构所形成的社会交往方式和多元信息传播方式，也改变了原有的以官媒为主体形成的自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方式。

总之，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与变革相伴随的社会结构变迁，必将推动社会治理格局继续创新。未来，我们需要在继承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适应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之道，而这种创新将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