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对老子认识论的批判思考

■王善铭/太原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根据《史记》的记载，庄子是蒙人，虽然没有具体的生卒年份，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其生活年代在战国中期，至于蒙属于哪个国家，司马迁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现代学者大多认同汉代学者的说法，即庄子是宋国人，大致位于今河南商丘。《史记》仅仅用二百多字，说了庄子三件事：曾为漆园吏，写书十万多字，不愿当楚国丞相。也说了庄子在学术上，虽然无所不学，包括孔孟，墨子，老子，但是更多的继承老子，并且发展了老子的学说。庄子的为人处世与学术态度是基本上一致的，虽然清贫，却不愿出世做官。《秋水》中这样记载：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竟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可以说，庄子认为做官这种追求名利权力的行为不适合自己，反倒是一种精神上的不自由与束缚，对精神上的逍遥追求才是庄子想要的东西。然而，这并不代表庄子不关心世俗事物，不参与任何社会生活。庄子有妻有子，也曾为漆园吏，而著书十万多字，也体现了庄子对社会现实的关切。

一、庄子对老子认识论的批判继承

老子最先提出了人的认识和被认识的对象可以概括为“道”与“器”的问题。“道”在这里并不是一个感官可以把握的事物，而是一个高度抽象的东西，与之相反，“器”则是一个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两者构成了一个概念体系，从此之后，后人多把认识对象分为“道器”和“道物”。而庄子在此基础上，把“物”又分为“形”和“精”两个方面。“形”是事物的外在，可以被感官把握；“精”指事物的内在，是一个微小的概念，可以被我们的理智所认识。［1］《庄子》中就有相关记载，“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知北游》）。可以说，庄子继承了老子的道物之分，并进一步将其细化了。庄子的“形”是可以被感觉所把握，可以被语言来描述，“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秋水》），而且是可以变化的。“精”与“形”不同，它无法被感觉所把握，因此也不能用语言来说明，但是它是可以意会的。“精”是“形”的本，形本生于精，这里可以把“精”理解为事物最小的原质。这样一来，庄子对于“形”与“精”的理解就有了本体论的意味。在“形”和“精”之间，庄子认为二者是不可分离的。他通过讲述一个故事，来表明了这一观点。庄子曾经路过楚国，看到母猪死掉了，猪仔很快就抛弃它而跑掉了，这说明猪仔爱的是它的“精”，即精神，而非它的实体。庄子认为相对于“形”，“精”更为重要一些。

老子最早提出了“道”的概念，并认为它属于某种实体物质形态。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念。在《庄子》中，“道”出现的频率就比较高，但是在不同的语句中，“道”的含义又不尽相同。有的地方，“道”是一种准则或者方法；有的地方，“道”又是一种本体论上的对存在的把握。庄子把“道”也做了区分：“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在宥》）。他认为“道”分为“天道”和“人道”。“天道”侧重于自然物质世界，指的是宇宙的自然规律以及演变和发展的过程。而“人道”，则主要是人文社会领域之间存在的伦理法则，如君臣、父子、群体之间的关系。人类自身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都属于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庄子将“人道”置于宇宙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之中，体现了“人道”的独特性，也表明了“人道”也是“天道”的一个重要要素［2］。

二、庄子自身对认识论问题的思考

庄子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与“器”的思想，他还提出了关于认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一些问题。他在《庄子》中提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这里主体与客体的矛盾，体现在认识主体的人生是有限的、短暂的，因而在宇宙面前也是渺小的，而作为客体的宇宙却是无限的［3］。庄子认为，宇宙是没有开端和结束的，即，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这个过程中，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在变化的。因此可以说，被认识对象是无穷的，但是人的生命却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庄子认为人们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他还提出了“知止”这个概念。在庄子看来，人们有限的认识能力不可能匹配无穷尽的客观对象，因此不能强求，而应该承认认知的限度，这体现出了庄子对无知的敬畏之心［4］。“知止”这个概念最先由老子提出，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老子的“知止”更多的偏向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应当适可而止，而庄子的“知止”则完全倒向于纯粹的认识论。

庄子的认识论还体现在自我意识方面。《庄子》中记载了，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秋水》）。

有人批评庄子与鱼不是同类，因此快乐的标准也应当不同，从这里出发，庄子是自相矛盾的。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庄子与惠子没有输赢之分，因为他们认为，庄子“知鱼之乐”，惠子“不知庄子”都属于移情判断，没有高下之分［5］。其实在我看来，这里的“知鱼之乐”的“知”，更多的是一种相信，而不是知道。庄子不是没有意识到人和鱼的不同之处，而是认为他已经认识了这些不同之处。庄子并没有说鱼也知道他的快乐，他只是说自己作为认识主体有能力认识鱼这个客体，而不是相反。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庄子的立场在于“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庄子认为鱼是快乐的，来源于他自己的经验判断。人有着认识自然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需要建立在经验之上。庄子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通过观察，得到了如果鱼出游从容，那么鱼就会是快乐的的结论，这是因为内心的感受一般会通过外在的行为表现出来。在庄子看来，人对于鱼的认识是可能的。

“我知之濠上”这种毫无推断的回答，也隐喻了通感的前提在于空间的相通。在相同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主体可能对事物有着相同的感知，这无疑是一种类似于自明的观点。这一点与儒家的思想十分接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认为了解自己就能推广到他人，但是其实个体之间是存在着差异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知鱼之乐”也可以理解为我们是有可能理解他人的，它更多的是一种隐喻。

三、结语

庄子哲学是博大精深的，其认识论内容直到现在还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的认识论有一个特点，即其没有把真理与价值区分开来，并且规定了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它的思想方式也掺杂着价值取向，因而是比较模糊的。我们在学习和继承中国哲学认识论的的同时，也要努力克服它的局限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