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异质性的中国贸易利得与市场结构分析

刘博文

内容摘要：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市场机制逐渐在外贸企业的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从目前来看，中国已在外贸领域取得了斐然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中国的三类产权企业，国企、民企、港澳台及外资企业，各自具有不同的政企联系、国际网络和管理制度，以致中国企业产权间的差异十分显著。此外，中国各地方政府普遍给予高效企业以政策支持，这拉宽了企业间的效率分布，即使在细分行业中，企业间的差异也较为明显。面对当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局势，有必要对贸易利得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和反思，并客观评价中国市场结构与外国市场结构的异同，从而为中国实现开放共赢与包容性增长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目标提供政策支持。文章基于产权异质性讨论了市场结构与进出口额提高、进口渗透度加深、企业效率改进、资源误置程度减小等贸易利得的关系。

关键词：异质性   贸易利得   市场结构

引言

中国的贸易开放进程自20世纪70年代启动，以2001年加入WTO为标志性事件，此后，中国的进口关税税率逐年下降，非关税壁垒依次取消，外贸经营权逐级下放，外贸代理制度日趋完善，外贸综合服务平台逐渐兴起，这有效降低了中国外贸环节的交易成本。截至2017年底，中国的最惠国平均进口关税税率为8.51%，约为1992年39.52%的税率的五分之一。面对当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2017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表示要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在贸易开放进程中，贸易利得如何度量？中国的企业效率如何改善？市场结构如何升级？企业行为如何演化？在这当中，企业的产权异质性起到了什么作用？本文借此对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得失进行了全面评估和理论阐述，并对市场结构的演化进行了预判，以期为政府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挑战和构建开放共赢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提供理论支持。

数据处理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使用2008-2017年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工业企业年度调查数据库”（简称“工业库”）和中国海关总署的“海关进出口商品统计数据库”（简称海关库）对工业库数据进行了数据预处理。同时，本文基于各类文献，构建了“工业库行业和海关库产品”的匹配方法，合成出四位数行业层面的进口额，并结合工业库中已有的四位数行业层面的内销额和出口额数据，进行了四位数行业进口份额的测算。

（一）工业库数据

在本文所观测的2008-2017年间，入库的非国有工业企业需满足主营业务年收入高于500万元的“规模以上”标准。中国工业库原始数据包括2224381个“年-企业”观测，由615658个企业法人代码构成。本文经过对工业库进行预处理，得到2008-2017年1922079个“年-企业”的观测值，其中包含531398家企业。

表1以2017年数据为例，对工业库的基础变量进行统计描述。可见，在2017年，中国国企的四项规模指标——企业数量、总产值、出口额、内销产值被民营企业和外資企业全面超越。国企集合中的出口企业数量占比最小，只有12.2%，低于民企的14.7%，这说明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行为是稀少的。其中港澳台企业为59.6%，外资企业为60.5%，港澳台和外资企业的出口企业数量占比最高，原因与其背后的跨国产业链和国际外包因素有关。国企出口交货值产值占比为5.6%，国企集合的企业平均出口强度为3%，均是四类企业中最低的，这反应了国企与国际市场的距离较远，其间接导致了各行业国企与外国企业之间技术差异的扩大。所有类型企业的平均出口强度都低于出口企业数量占比，这说明即使是出口企业，其产值也只有小部分由出口带来。国企的平均TFP（2.67）最低，民企（3.26）与港澳台和外资企业（3.17和3.31）的TFP较为接近。从TFP的离散度来看，国企同时具有最低的TFP水平值和最高的TFP标准差（1.29），港澳台企业和民营企业的TFP标准差最低，接近于1。TFP离散度与TFP分布的Pareto参数联系紧密，是反映资源误置程度的良好指标，可见国企的效率异质性极大，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较高的异质性可能导致负向的促进竞争效应。继而本文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将在下文中进行详细分析。

（二）海关库数据

本模型使用的海关进出口商品统计数据库汇总了2006-2017年海关总署履行进出口贸易统计职能中产生的进出口贸易信息，本文根据交易日期和企业代码将原始报关记录层面的数据汇总为“年度-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最终得到2006-2017年50178182笔“年度-企业-产品”外贸记录观测，并记录了518129家具有不同代码的外贸企业的贸易行为。表2以2017年为例，展示了总体企业和三类企业的基本贸易额情况，单位为亿美元。

从表2可以看到，国企的总出口额最低，其总进口额位于中间水平，是唯一一类存在贸易逆差的企业。民营企业的进、出口额都小于港澳台和外资企业，但民企的贸易顺差最大。国企的平均出口额最大，同时国企数量最少，这种情况的形成与当时国企改革政策有关。民企数量最多但平均贸易额最低，港澳台和外资企业的情况介于国企和民企之间。从总体企业层面看，贸易额的标准差是平均值的12倍以上，这说明外贸企业之间的规模异质性非常强。

（三）工业库行业与海关库产品的匹配

构造“工业行业和海关产品”的匹配方法，即“IND4-HS6匹配”的主要目的是计算“进口渗透度”等数据矩（Data Moments）。首要一步是研究“HS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对接”。2010年2月9日，国家统计局第13号局长令发布了《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与此同时《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公布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产品总分类》（CPC1.0版本）的对照表。据此本文建立了简单的三步匹配方法，具体如图1所示。

经过以上三步可以得到“IND4-HS6”的匹配关系，之后再根据Upward et al.（2013）的匹配关系进行调整。统计发现，HS6编码数由2008年版海关编码原有的5224个减少为4758个，行业数由525个减少为516个，其中反映有9个行业没有出口或未被识别出出口。在11838行匹配关系中，部分行业对应了上百个HS6，对此在存在交叉对应关系的情况下，对于1个HS6存在对应多个IND4的情况，应基于IND4的特征构建权重，故本文将HS6的进、出口额按照权重分配到多个IND4中。

各类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异质性动态

本文建模的前提假设是国企、民企和港澳台和外资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产权异质性。例如，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所提供的产权额外价值有别，它们在财务指标和生产率上具有异质性，并在行业生产链中所处的位置也不同。因此，不同产权性质的产品之间不能完全替代，替代的难易程度由产权弹性 衡量。 不仅反映商品使用价值的替代关系，也反映工艺流程中的生产关系。对此，本文从市场份额和TFP异质性的角度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进行分析。本文按贸易方式将市场分为内销市场、出口市场和进口市场，按产权性质将企业分为国有、民营、港澳台和外资四类，其中外资即非港澳台地区的港澳台和外資企业。本文以国企作为基准进行对比，并在此基础上动态地比较了2008-2017年间同一市场上不同类型企业发展状况和同一类型企业在不同市场的表现，这些比较结果为分析企业的产权异质性提供了帮助。

（一）内销市场的市场份额变化

在中国的内销市场上，用某类型企业的内销产值占总体企业内销产值的份额来表示企业在内销市场的势力。其中，内销产值是产值与出口交货值之差。本文使用工业库数据绘制各类企业的四个市场产值份额，其分别由内销产值、固定资产、就业量和企业数量表示（图2）。

由图2可知，在2008-2017年间，国企和民企的内销产值份额排序发生交换，港澳台和外资企业市场份额平缓上升。其中，2008年国企的内销产值份额最高，为46.2%，民企其次，为35.0%，港澳台和外资企业合计为18.8%。随着市场自由竞争程度的不断加深，国企数量快速下降，2011年民企的产值份额已超过国企，此后民企市场份额持续攀升，截至2017年，民企为55.0%，而国企跌至21.3%，港澳台和外资企业总计23.7%，期间，港澳台略微下降，从8.7%降为8.1%。本文根据国企市场份额被民企超过的时间，对这四个指标进行排序，其依次是企业数量（2008年前）、内销产值（2011年）、就业量（2012年）和固定资产（2017年）。2008年，国企的数量份额低于民企，大量国企改组为民企，同期港澳台和外资企业的数量份额变化较小。在2017年，国企数量只占4.1%，相比于数量份额，其他份额指标较大，就业人数占比为17.4%，产值占比21.3%，固定资产占比为37.8%，可以说，少量的国企贡献了较大的产值，其解决了较大比例的就业问题，并运营着庞大的资产。国企的市场份额在经历2008-2013年快速下降阶段后，在2014-2017年逐渐趋于平缓，同时四条市场份额曲线的斜率都变小。这也反映了，2008-2017年，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升，其加速了企业自我选择的过程，从而淘汰了效率低的内销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瓦解中国企业的垄断势力，降低其资源误置程度，进而产生了正向的促进竞争效应。

（二）出口市场的市场份额变化

本文使用某类型企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各自占总出口额和总进口额的比例表示该类企业在出口和进口市场的势力。本文按海关库企业的分类标准，绘出三类企业的出口市场份额和进口市场份额变化如图3、图4所示。

随着外贸领域的管理机制日趋市场化，国企的出口市场份额于2011年被民企超过。2008-2017年，国企出口市场份额的下降速度有所放缓，这表明国企在某些产业上仍具有基于技术或行政特权的优势。2008年，政府对港澳台和外资企业的管控强度是弱于民企的。从2008年开始，港澳台和外资企业的出口市场份额持续攀升，于2011年超越国企，但于2013年达到极大值，此后呈降低趋势。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民企凭借较强的市场竞争力逐渐扩大自身市场份额，并于2016年超越港澳台和外资企业。截至2017年，国企的出口市场份额为9.7%，港澳台和外资企业为41.7%，民企居首位，为48.6%。2008-2017年间，国企的对外垄断局面被非国有企业打破，但其仍稳定占有约10%的市场份额。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角度来看，在古诺数量型竞争市场中，较高效率的企业会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其具有攫取更高价格加成的能力。在2008-2017年，民企出口市场份额的不断提升，并居于首位，这说明民企具有着较高的效率，这对中国出口总效率的提升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随着民企在国外市场份额的不但扩大，其在提升市场竞争力、话语权等方面得到了增强。

（三）进口市场的市场份额变化

1992年，国企占有中国市场66.6%的进口市场份额，港澳台和外资企业其次为26.6%，而民企只占6.8%。2009年，国企被港澳台和外资企业超越，此后，港澳台和外资企业始终居首位。截至2017年，国企的进口市场份额为21.9%，民企是30.6%，港澳台和外资企业最高为47.5%。相比于出口市场，进口市场上国企市场份额降速更慢，这主要是因为，如果对进口不设限制，将会导致国内幼稚企业受外国同类成熟企业的冲击从而难以发展，为了避免这个情况，中国政府会设置了较高的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企业。对此在外贸体制改革中，中国同时坚持“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两个原则。

国企、民企和港澳台及外资企业的进口额占总进口额的比例。进口市场各类企业市场份额的变化从贸易利得角度来分析，1992-2017年，民企和港澳台和外资企业占市场份额不断提升，其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在国企加速的“劣汰”中，随着国企市场垄断局面的打破，其资源误置程度也逐渐降低。

图5显示，按国企市场份额的降速从快到慢排序，其依次是出口市场、内销市场和进口市场。这说明，港澳台和外资企业在出口市场上受到的竞争较强，在内销市场其次，在进口市场最弱。由于国企的市场份额主要被民企所占，所以，与之相对应的，按民企市场份额的提升速度从快到慢排序，其依次也是出口市场、内销市场和进口市场。相对来说，港澳台和外资企业的市场份额变化较为稳定。国企在出口市场份额下降速度最快，在内销市场份额降速其次，在进口市场份额降速最缓慢，因此，针对进口市场的改革是当前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