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里人物

李晓东

一九七四年，我出生于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暴家峪村，黄土高原上一个最普通的小山村。远处看，村子在一个黄丘陵半包围的山坳里，屈原的“若有人兮山之阿”，陶渊明“托体同山阿”，我感觉，我们村子，就处山阿中。记事时，正处在农村生产队向家庭联产承包转变，农村商业萌芽初起，但传统农村生活依然保存完整的时代。我们这一茬人，可能是传统农村最后的记忆者了，再往后，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人，即使生在农村，也是被市场经济改变的农村。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在吕梁文学季闭幕演讲中，说自己虽祖籍山西，但生在天津、长在保定，没有农村生活经验，没有故乡。其实，即便生在今日之农村，也非“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农村了。物是人非、人是物非，都随时光大潮而去，今撷取几则人物，没有纯粹的农民，都是乡村里的能人。

老师

我上学是在一九七九年。之所以到现在还能记得这么准，是因为有一个细節印象深刻。那是我和我表弟（我大姑的大儿子，整比我小两个月）背着妈妈用碎布拼接的小方格书包，准备一起上学去。大人嘱咐，老师问几岁，就说周岁五岁。我和表弟大声重复，“周岁五岁。”我生于一九七四年，周岁五岁，当是一九七九年了。村里是复式小学。现在大家都知道复式房子，是高档豪宅，复式小学却不然。所谓复式小学，是因每个年级学生少，不同年级的学生就在同一间教室上课。我们村的小学四个年级，两间教室。一年级和三年级在一间，二年级和四年级在一间。上课时，老师给一个年级上课，另一个年级就做作业。小孩子好动，哪里做得下去，而且也没啥作业。结果自己年级的知识没学会，其他年级的倒记住不少。

全校只有两个老师。一位武老师，是正式的公办教师。一位程老师，来自我们一个大队，现在叫行政村的，另一自然村的小姑娘，是民办教师。我上学，就是程老师到家里，站着给妈妈说了一会儿话，还摸摸我的短发，就“让他去学校吧”。后来看了很多乡村教育的感人事迹，说老师动员孩子上学，不让一个学生失学，其实一直如此。两位老师，也无所谓校长不校长，但却称老师的办公室为“校部”。我后来到过许多所学校，再没听到这个称谓，不知其因何而来。近年来，民国历史很火，忽然想起民国时，有称“党部”云云，这“校部”，是否来源于此呢？冬天，教室里要生火取暖。我们都不愿意读书，大一点的孩子生火，便有意用湿柴，冒出很大的烟，只见烟不着火。教室里烟雾弥漫，呛得人直咳嗽，大家便都躲到院子里。虽然冷得直哆嗦，但不用上课，心里还是窃喜的。学校一排五孔窑洞，两孔是教室，一孔是教师办公室兼武老师的宿舍。另两孔就派其他用处了。一孔是拖拉机库，停着大队的35马力拖拉机，一孔放柴油和煤炭。

乡村小学的教学极为随意。没有明确的上下课时间，大概和农民一天的作息时间同步。天亮了到学校晨读，吃早饭时回家，饭后再去上上午的课。没有课程表，老师走进教室，说上语文就上语文，说上数学就上数学，说给哪个年级上就给哪个年级上，说下课就下课，一吹哨子，就又上课了。中饭后，如果是夏天，可以在家休息下，和大人一样歇晌。冬天天黑得早，晚饭吃得早，饭后再来校上晚自习。一天三至四次往返于家和学校，村子小也有小的好处。

我们全校的学生学习都很差，我们幼儿班和一年级的学生尤其如此。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语文考了五分。这不是五分制，而是百分制啊！虽然学习不好，但还得过一次奖，一张奖状两支铅笔。我当时就很诧异，自己怎么能得奖？后来知道，该得奖的同学，奖状和奖品都分配完了，还剩一张奖状。武老师就说，晓东胖胖的，挺可爱，给他写一张吧。我今天越来越胖，想起胖给咱带来的第一次荣誉，便对这体型恨不起来，所以也就一直没减肥。

学校的课桌椅，不仅供教学用，还供全村公用。哪家结婚或办丧事，要请村里人吃饭，便到学校来借桌子和凳子。桌子是长条桌，凳子也是长条凳。本色没有油漆，但用的时间长了，人磨油浸雨淋，就变得黑而亮，仿佛今天高雅人士推崇的“包浆”。结婚还好，一般只吃一顿，办丧事则要好几天。我们的课桌椅便被搬来搬去，发挥着多功能用途。村里人家修房盖屋，老师照例带全校学生去帮一上午忙，不知是不是学工学农传统的遗留。学校一年放三次假，暑假、秋假、寒假。暑假主要功能是收小麦。我刚上学时候，生产队还没解散，拾小麦便是学生的主业。要向学校上交劳动成果，一年级每人五斤，二三四年级每人十斤。不过是连壳带秆的，不用脱粒。小孩子哪里拾得下去，便到地里去拔。看到队长来了，赶紧就跑，其他大人则不管。交的麦子，归老师享用，似乎是他们应得收入的一部分。端午、中秋，要给老师送粽子、月饼。粽子都是自己家包的，但不是江米，是黍子米，黄澄澄的，《诗经》即有“彼黍离离”之句。到上海后，见到了著名的嘉兴粽子，包着鲜肉、蛋黄等各种各样的东西，且一年四季天天有，可总觉得不及端午的黍米粽子好。月饼则要复杂些。商店卖的月饼，叫“细月饼”，一家过中秋，最多买五只。给老师送一只，还有自己家打的“笨月饼”，就是面饼子，用木模子印上花纹。老师自己在校部开火做饭，有时一边和面一边听写。当时有首儿歌，专道老师做饭的，“打上炭，做熟饭。支小锅，炒鸡蛋。老师吃，学生看。老师一扭脸儿，学生捏一点儿。”但我从来没敢偷老师的东西吃，其他同学也不敢。

木匠

在农村，除了专事农业生产的纯粹农民，还有“匠人”，即小手工业者。马克思认为，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是人类社会的三大分工之一，但农村的这些匠人并未脱离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分给他们的地和别人一样，都按“全劳力”分配。因此，做匠人，更多是一种副业，类似后来广泛出现的农闲时打工。

我们老家常见的匠人，主要有木匠、油匠、铁匠、石匠、泥瓦匠。我三叔文革时期高中毕业，没能上大学，回村自学做起了木匠。学木匠，一般要三年才能出师，他自己买了本木工书，边干边学，也像模像样。三年县一中高中，相当于念职中了，呵呵。我小的时候，院子里常堆着木料，三叔在木工凳上劳作着。木匠的工具，主要有锯子，一整套，包括大锯、中锯、小锯、钢锯。大锯的功用是把树解成板，需要两个人操作。锛子，这是木匠的专用工具，有点像镢头，但刃短而锋利，主要用途是劈掉原木上的结疤和树皮。还有一个说法，锛子最辟邪，走夜路扛个锛子，鬼不敢上身，不会发生“鬼打墙”的情况。锛子劈原木，看着简单，其实也要熟练，否则会劈到腿。不同的树种，树皮的厚薄、软硬等都不一样，要劈掉皮，又不伤木头，分寸拿捏很要紧。

木匠的斧子比居家常用的斧子略扁，刃长而锋利，木柄也长。关于大匠用斧，有很多故事，最著名的如“运斤成风”，以利斧削去鼻尖的灰尘而无伤毫发，真大境界也。不过，就我观察，斧子在木匠手里，虽不可缺少，但绝对属于配角。它主要功能，一是削，削楔子。那时还是传统的茆榫结构，框子连接不用钉子，一个木条上凿孔，一个锯出突出的小木块，茆榫一对，非常结实经济。明清家具之所以数百年而不坏，茆榫当居首功。但二者对在一起，并非严丝合缝，这时就需要楔子塞在缝隙里。楔子四公分长、两公分宽，一头扁，一头厚。塞进缝隙，用斧子砸紧。楔子都是用边角料削成的。三叔削楔子水平极高，四边四斧子下去，一枚大小合适，整齐光洁的楔子就削成了。我也学着削，但看着锋利的斧刃和小小的木块，真担心削到手指。

我使得比较熟练的，是刨子，是把木料刨光刨平的工具。刨子在木料上摁实了向前一推，薄薄的、卷曲的刨花就从上端出口探出来了。“刨花”这个名字真是形象，比茅盾先生不吝赞美的“麦浪”不知鲜活多少倍。尤其是一小堆刨花在一起，更如花團锦簇般。刨木头，最怕刨不平。稍微用力不均匀，便可能微微凹下。不少故事里，都说木匠用一只眼睛吊线，其实打墨线的两头都用铅笔划出点，两点定一线，只要拉直，根本不用瞄。在我的记忆里，三叔常拿起一块刨过的木板或框子，闭了一只眼，看是否刨平。眼观之外，还有实测，用的是水平尺。一支直尺，中间部分有一小段水银，内含一枚小球，如果平，则小球处于正中。如不平，小球来回晃，偏到一边。

孩子们能经常帮忙做的，是拉墨线。墨斗里，缠绕着一圈圈的黑线，拉出来放在木料上，拽紧，一弹，一条又黑又直的线就印在木头上了。大家觉得很有意思，常偷偷地在台阶、家具上弹墨线，也算对“印刷”之术的最早体验。

传统的木匠手艺虽然精妙，但毕竟太慢了。渐渐地，三叔用上了木工车床，再后来，居民都买家具，不再请木匠做了。三叔也彻底告别了四十多年的木匠生涯，成了卖家具的。他做的无数件家具，也各有各的命运。只有我家的一个小碗柜，三叔自学木匠时的第一件作品，还放在我家窑洞的地上，虽多年不用，但尚完整，顶部的红五角星，是三叔运用几何知识，尺规作图而成。

油匠

和木匠联系最紧密的，是油匠。因为木匠做完家具，要上了油漆才能使用。现在重环保，特别是儿童房的家具，讲究原木原色。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可不这样，家具都漆得鲜艳，并且画上吉祥含义的图案。所以，油匠的第一基本功是画画。常见的有喜鹊登梅、孔雀开屏、富贵牡丹、荷花荷叶、和合二仙、天仙配等等，还有一些没有明确意指的花鸟。乡下人喜欢的，是热闹喜庆，花红叶绿，才子佳人。我们老家把木制家具叫作“嫁妆”，不管是不是用来陪嫁的。当然，结婚时是做家具、上油漆最多的时候。一个个光鲜亮丽的家具，箱子、立柜、组合柜摆在新房里，或随着新娘抬到夫家，是很有面子的。直到现在，家电下乡的冰箱、洗衣机上，还画了“可爱深红爱浅红”的荷花牡丹。

油匠另一重要工作是漆炕围子。炕都是靠墙的，一面靠墙、两面靠墙、三面靠墙都有。为了美观，也为了不把窑洞或房屋墙上的土蹭到身上，都要在炕靠着的墙上漆出一米左右的炕围子。先打底漆，一般是深绿或者深蓝，然后在底漆上画画。在靠近窗户的地方，通常画一只雄踞山巅回首哮日的斑斓猛虎，大约有辟邪之意。其次才展开了画花鸟人物，偶尔也有山水。油匠画炕围子，并不用油漆，油漆太稠，色彩也不多。用的是广告色，然后刷上无色清漆固定。各家炕围各不一样又大同小异。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我家，而是我大姨家的。画的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很长时间搞不明白为啥这些画上的人踮着脚尖走路，还踮着脚尖举枪。

说到炕围子，还想起一件事来。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我们老家这样荒僻的山区，突然从天而降一袋袋台湾来的食品袋宣传品。一次，我姥爷姥姥在家，院子里嘭地掉落一个东西。我姥爷以为是炸弹，荒疏了四十年的，在八路军武乡独立营学的军事技术又派上了用途。他找了一根长木棍，趴在地上，先试探捅了捅，见没反应，又抡起棍子使劲砸了下，还是没事。又等了一会，才捡起来。是塑料包装，像今天超市里随处可见的薯片袋。袋子正中印着蒋经国像，左下角写着“救济”两个繁体字。里面放着一袋饼干、一袋牛肉干、一包糖块，还有一个宣传拉页。这些东西，都是那时山区人从来没见过的。一时都在议论飞机扔下饼干。有的小孩子看到飞机，就说，飞机飞机，给我们扔下饼干和糖蛋吧。旁边一个说，还有牛肉呢。另一个说，牛肉太辣，不好吃。还有大人小孩漫山遍野去找。至于台湾当局处心积虑的宣传，一点作用都没有，因为根本没人看那个拉页。但一天，我在一户亲戚家，看到了贴在炕围子上的拉页。有蒋经国像，还有一封信，后面是大陆叛逃台湾的飞行员受奖和参观的照片，都是彩印，对当时的农村确实新奇。我当时上小学三年级，知道这是反动宣传，马上让他拿下来，把炕围子的主角仍然还给七仙女和董永。

铁匠

自古以来，铁器就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西汉时即开过高层盐铁专门会议，产生了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盐铁论》。因在自然经济时代，农村绝大部分生产生活资料都可以自给自足，唯有盐和铁需要购买。成为商品，必然产生巨大的利益，盐商富可敌国，便是明证。同时还涉及到生产、流通、交换等诸多环节，只有运转顺畅，才能保证百姓不淡食，生产有器具，因为铁器的出现，是农业史上的巨大飞跃。

我们村有木匠，有油匠，但没铁匠。有一天，突然来了铁匠师徒二人，在邻居家的窑洞里开火打铁。师傅四十多岁，瘦瘦的，徒弟二十岁左右，非常强壮。农家铁器，生产类主要包括犁、铧、镢、锄，生活类有菜刀和剪子。铁器的制作方法，主要有两种，铸和打。犁头、铧是铸的。铸犁、铧，我们老家叫“倒”，因为要把生铁融化成铁水，倒在模子里，待冷却后，去掉模子即成。打铁则复杂得多。

打铁，要师徒二人密切合作。前段时间看到一篇小说，说一个男人开了间铁匠铺。小说整体不错，这个细节却太没生活了。因为一个人根本没法打铁。打铁时，师傅一手拿钳子，一手拿小锤，徒弟抡大锤。师傅把烧得通红的铁块从火炉里钳出来，放到铁砧子上。小锤敲在哪里，徒弟的大锤就砸到哪里。打铁和锯木头不同，不能连续操作，打一下，观察观察，寻找下一个打击点。还要边打边翻动铁块。大多数情况下，小锤并不直接敲在铁块上，而是轻敲在旁边的砧子上，极细微处，才用小锤修理。当时农村外人来得少，物以稀为贵，人也同样。我们常跑到邻居的窑洞里，看大锤小锤的“合揍”。常为师傅担心，大锤一不留神砸到胳膊，可不得了啊！不过这种事，一次也没发生。忽然想起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打铁典故，魏晋名士嵇康打铁，也是和竹林七贤中另一名士向秀合作的。钟会权倾一时，来拜见，嵇康不理会，钟会无趣而返，留下“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的经典对话。魏晋是中国审美自觉的时代，“妙有姿容”的潘安和打铁强健的嵇康，都是偶像一时的大帅哥，可见，审美从来就是多元的。

我们老家有句话，“长木匠，短铁匠”，意思是木匠做家具，是把长木头截成短的，铁匠打铁，则是把短的铁块打宽、打长。木头论体积，农村计量木料的单位不是立方米，而是“副”，一副板，就是可以做一副棺材的木料。以棺材作为木料的基础单位，足见对于阴宅的重视。计量铁，则称斤。一斤生铁，可以倒一只犁头。到铁匠铺打东西，可以买铺里的铁，也可以自己带生铁来。告诉铁匠想打什么，他会告诉需要几斤铁，带原料来，只收加工费。一时间，村里几乎家家来打铁器。男人打犁铧，主妇打刀剪，孩子们打红缨枪。尖尖的枪头，安上长长的细木柄，连接处系一圈用红墨水染红的麻线，非常威武漂亮，“飒爽英姿五尺枪”。只是河滩的小杨树苗遭了殃，一棵棵被从根部折断，做了枪柄。

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后会见中外记者，发表演讲中说“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确，打铁是铁与铁的对撞。铁锤是铁，铁块是铁，铁砧也是铁，铁与铁的撞击中，铸剑为犁。

吹鼓手

我村还建立过一个小小的民族器乐团，我们老家的称呼是“八音会”。所有成员都来自村里的年轻后生，没有女子参加。专门从邻县请了一位师傅，大约六十多岁年纪，脸很黑，大家都叫他“黑师傅”，姓甚名谁，可没几个人知道。八音会的乐器，主要包括唢呐、笙、二胡、锣、鼓、铙、梆子。我村乐团规模小，配置为，唢呐一把，是八音会的灵魂和总指挥；笙四把，声音整齐而悠扬；二胡三把，一大两小；铜锣一面，打锣和敲梆子是同一个人；鼓一面，打鼓和打锣的槌上，都包着鲜红的绸子；铙，又叫镲，两副，一大一小。有副对联“一帆独行橹速何如帆快，八音齐奏笛清哪敌萧和”，以历史人物同名嵌入，可谓妙绝。但就我村的八音会来看，笛子有，但不常用，萧则根本没见过。这种低婉哀怨的文艺腔乐器，不是山村野乐消受得起的。

黑师傅不仅脸黑，人也非常严厉。八音会每三天集中学习一次，没有专门的排练场地，在一位成员家里。吃过晚饭，大家便陆陆续续来了，在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绝对称得上热闹的大事，村里人来看，小孩子們也跑来。有一次，我和一个小朋友一个个地点谁先来、谁后到，说出每个人的名字，到“黑师傅”时，只敢悄悄耳语。

黑师傅常手拿一支长烟杆，谁出了错，立马敲打，毫不客气。见平时打惯孩子的大人，被打了，还一声不敢吭，我们都觉得奇怪。掌握了乐器的基本要领，能吹响后，便开始记谱子。比说古书的“宣传队”现代化，八音会学的是简谱。这七个阿拉伯数字难住了许多人。更要命的是，还要把谱子背下来。一次，黑师傅问我二叔，“这段能念下来吗？”我二叔满脸通红，小声说“不能”，黑师傅厉声“照住念呢”？“能”！结果还是不流利，挨了几烟杆。黑师傅说的是邻县方言，武乡话轻快绵软，邻县方言则很硬，特别是能准确发出村里人不会的“jqx”，更增添了几许威严。

黑师傅住一段时间，就会回家。临走时候，每个学员都给他送粮食。这就是学费。孔子授徒，学费是几条干肉，于是教师的工资就得了别称，“束脩”。两千多年过去了，学费依然是实物，是食物。有的女人见老公学音乐，光交粮食，却从未挣到钱，不免生气，一边装粮食一边骂。

经过两年时断时续的学习，这支八音会终于可以演出了。主要舞台是本村和周围几个村的婚丧嫁娶和正月十五闹社火。看着自己熟悉的人，自己的亲人鼓起腮帮子吹唢呐，“滥竽充数”般一鼓一收地吸笙，挥舞着金黄的锣和镲，都很兴奋。西洋交响乐是高雅艺术的典型，八音会其实也是交响乐，需要各种管乐、弦乐、打击乐流畅合作才行。我村的八音会活动了几年，但水平一般，始终未能走远，慢慢地，就散了。

照相的

有段时间，网上传播莫言上小学一年级时拍的一张照片，是走村串户照相的人给拍的。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还以照片上小时候的莫言胖胖的，断言莫言诺奖获奖感言中提及的，小时候饿肚子的事不真实，引起了网民的关注和热议。时间又过了二十年，到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照相的依然是来村做生意的人里，最神秘、最高大上的。

我第一次照相，也是在小学校里。可能学校里孩子多，孩子们又都好奇，比较会有生意吧。当时，照相绝对是件不寻常的大事。同学们把“校部”，就是老师办公室兼卧室里的备课桌、椅子、马蹄表、暖壶都拿到院子里，摆在照相师带来的画着天安门的“幕景”前，非常隆重甚至庄重。莫言是和堂姐一起照的，我则和表弟同照。表弟比我小整两个月，在村里时，我俩形影不离，一起上学，一起回家。我俩一人坐一把椅子，手托在桌子上，正准备照时，有人建议，还应该拿本书，做看书的样子。于是，我们回教室，一人拿本语文书，装模作样地看。照相，不看镜头，看书，后来想想，有点可笑。但有次看一部纪念周恩来总理的专题片，讲到周总理在专机上和服务员的一张合影。服务员站在总理身后，总理两手扯着一张地图在看。据当事人之一回忆，就要拍的时候，总理忽然说，我要手里拿个东西，做个姿势吧，于是拿了幅地图。既然总理都这样做，可能也是常见现象吧。我和表弟坐在椅子上，脚够不着地，踩着横框。眼睛放在书上，却老想看看相机是怎么照的。不料，很快就照完了。照一次两毛钱，让我们回家告诉大人，把钱付给照相师在我村的同父异母的弟弟。

从此，我们就天天盼着见到照片，父母亲戚也想看。我们照相了，当然成了小伙伴热议的话题和羡慕的对象。可是，过了好多天，问了好多遍，相也没送来。照相师对弟弟解释，相机用的是胶卷，要照满一卷才能洗。我们于是充满希望地等。一天，照相师弟弟叫我们去，我和表弟高兴极了，边走边议论。不料他手上拿的不是照片，而是一张两角纸币，说片子没洗出来，钱还给你们。我的第一次照相经历，就这样结束了。近年参加年轻朋友的婚礼，看到一个固定节目，就是展示新郎新娘从小到大的照片，回顾成长经历，的确令人羡慕。大概是为了补偿遗憾吧，从女儿一岁起，每年生日，我和爱人都要给她拍一套专业的照片。我想，等女儿结婚时，咱不仅可以放投影，还能拿出一本一本的成长编年史。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大约即如此吧。

失败的照相经历，却引起了我和表弟对照相的兴趣。见到的照相机是个木头盒子，装着圆圆的镜子。我们就把墨水盒掏个洞，墨水瓶竖起来，瓶口从洞口伸出来，做成一台“相机”。而且，是立拍立取的。照片是我们手绘，所有人都一个模样。边画边念口诀：“丁字不打勾，两边挂灯楼（笼）。三天不吃饭，饿成个大鸡蛋。三根韭菜，三毛三，五个小孩在家炒鸡蛋。敌人包围了，东跑西窜，南征北战。”直到现在，这个穿中山装的“三毛”依然是我唯一会画的东西。

小贩和游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的北方乡村，零星商业活动已经较普遍，加之集体经济解体，农民时间完全由自己掌控，头脑比较灵活的“能人”便开始“搞副业”了。

“集会”一词，现在指众多人聚集在一起活动，但在本意上，“集”和“会”是两个名词，两种事务。“集”指农村的集市，稍微大点的镇，每隔几天就会有“集”，周围的农民拿了自家东西，汇集到一起相互交易，主要是以物易物。相邻的几个镇，“集”的时间各不相同，有的逢三、六、九，即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有的逢二、五、八，有的逢一、四、七。这样，如有需要，就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赶不同的集。记得有首说三省交界处状况的打油诗，“鸡鸣闻三省，蛙跳就出乡。尿炕淹邻县，天天都赶场。”赶场就是赶集。

农村商业活跃后，便有一些人天天专门赶集，以商业为生了。当时卖的东西，主要有地方小吃，如火烧、甩饼、凉粉，也有瓜子、花生、西瓜、水果、布匹、鞋袜等。我姥爷年轻时参加了八路军，一次部队在离他村不远的地方驻扎，他说我回家看看。晚点名时不在，值班首长问哪去了？班长答回家了。首长问家在哪？班长答，石板（这是我姥姥家村的名字，我从小就觉得奇怪，不像个村的名字，但一直用到现在）。首长是南方人，听不太懂武乡话，以为是“石盘”。石盘村虽属同县，但距离较远。首长以为当了逃兵，就除名了。过了几天，我姥爷回到部队，班长说，你不用来了，把你除名了。我姥爷说，除名了，那我就回家了。改革开放后，给参加过八路军的人发生活补贴，我姥爷到太原找到已从领导岗位上离休的他的班长，开了证明，拿到了每月的补贴。开始每月十几块钱，后来逐渐涨，到二〇〇〇年他九十五岁去世时，每月可拿二百多元，解决了生活上的不少问题。我姥爷从部队回到家，不再安生种地，就和别人一起贩东西。在村里收公鸡、鸡蛋，挑着担子走三天到太原卖。结果他一辈子爱赶集。早上带个饼子从家里出发，走十六里山路到三县交界的一个大镇上买一些东西，有自家用的，更多是给村里人捎的。中午花一毛钱让饭摊把饼子热一下，喝碗汤，就当一頓饭。我小时候跟着姥爷赶集，来回三十二里，实在走不动，但想到集上的美食，捏着口袋里的几毛钱，又来了精神。

“会”，是比“集”更大更正式的农村综合型商业文化活动。是不是“会”，主要有两个标志，一看是否唱戏，二看是否买卖牲口。唱戏，来看戏的人多，生意量就变大；而牲口，则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大的买卖。所以，产生了专门的买卖牲口中介，叫“牙行”，对农民来说，可比银行重要得多。因为牲口的年龄，主要通过看牙齿来确定，这很有点技术含量，不专业的人往往会看走了眼，吃大亏。牲口交易谈价钱，双方不说话，笼起袖子捏指头，“挠六、捏七、叉八、勾九”的手势记数法，即源于此。赶会时，戏台上锣鼓喧天、悲欢离合，台下人流不息、叫卖声声，食物、人流、尘土、牲口的气息混杂在一起，二三无事生非寻衅打架的村痞混迹其间，生动活泼。

除了在集和会上卖货，商贩们还走村串户销售自己的商品。最早挑担卖货的，叫“货郎”，在“三言二拍”里就有。几百年来羡慕死人、独占花魁之卖油郎，其实就是个货郎。摇着拨浪鼓，担子里面放的多是妇女儿童用品，针头线脑、手绢、雪花膏、彩色装饰带子，以及孩子们盼望的糖豆等等。拨浪鼓声音清越，妇女孩子听到，便围拢过来。担子不大，就两个木头盒子，里面的东西却五彩缤纷、琳琅满目，而且似乎老也拿不完。妇女们买东西，喜欢讨小便宜，一个劲杀价，买点东西后又不停地让货郎再送点。一次，我村一年轻媳妇买了几尺彩带，买了红的让货郎送点绿的，又央求点蓝的、黄的、白的，送的远超过买的。货郎似乎不生气，一边给一边说“宣传宣传，宣传宣传”，仿佛是在支付广告费。

卖布的，则是背了大包袱，到一个地方，把包袱皮铺在地上，里面的东西一沓一沓地排开。当时最受欢迎的是“料子布”，又叫“细布”，即化纤布料，有的确良，做衬衣；的卡，做裤子；毛哔叽，做外衣；灯芯绒（就是条绒，我觉得灯芯绒比条绒更形象，不仅表达出形状，更表现出毛茸茸的手感），给孩子们做衣服裤子。今天，“全棉”成了安全、生态、高大上的代表，手工布更是成功人士的追求，但当时那叫“笨布”，又厚又粗，年轻人避之唯恐不及。还有床单布，更是新鲜物事，一般只有结婚或很“洋气”的人家才会买。

我姥姥村有一人，住在我姥姥家坡下，貌极丑，父早亡，母亲有精神病，自己和妹妹自小过得恓惶。但他早早开始卖布，背着包袱翻山越岭，睡别家房檐，吃饭店剩饭，挣了不少钱。后来在离村最近的一个镇上开了家商店。一九九八年春节期间，我到姥姥家拜年，赶早班车返家。我姥姥家的村子离公路八华里，小的时候，一天只有一趟车，为赶早班车，都是很早就起身赶路，冬天时，到了公路上天还没大亮呢。走在路上，天很黑，慢慢地有点光，突然东边好像有一道闪电，立马就能看清人影和道路了。闪电之前和之后，天色完全不一样。后来知道，这一闪，就是晨昏线。可能养成了习惯，虽然已不用再走那么远去乘车，我依然早起。到了镇上，车未开，天极冷，就到他的小商店取暖。他见到我，很高兴，说，“我这里有点好酒，你喝点吧。前两天一个文水人赶着驴车来卖的散酒。我喝其他酒，一斤也没啥事，喝这个酒，一两酒就晕晕的了。”我说怕晕车，不敢喝。不料之后很快就发生了死伤众多的假酒事件，不由暗暗后怕。

常在农村走动的，还有游医。村里虽然有医药社，但就是卖个去痛片、四环素、仁丹之类，看病是不能指望的，到乡卫生院也不方便。江湖郎中，就填补了这个空缺。一次，两个操南方口音的中医来到我家院子里，借小板凳一坐，铺块布单，就开始给人把脉看病。但他们是“侉子”，说的话大家听不懂，于是便唱起来。主唱的自称“张先生”，唱得字正腔圆，不仅能听懂，还很好听。内容大多忘了，却记得开头唱道，“我们中华民族，都是字同音不同。”以后多少年，我常常想起这句话。两个医生把脉唱病，说得大都很准，每人都不住点头，按方买他们带的药。我家一邻居的媳妇结婚好几年没有生育，家里人都很着急，他们一搭脉，马上唱出她的病。然后，从一个铁文具盒里，拿出一支人参一样的东西，但比人参更像人，说是娃娃参，吃了便能生孩子。好像价格不低，他们家在村里算条件不错的，商量半天才决心买下来。

我那时经常肚子疼，父母认为是因为我喝了冷水所致。他们一搭脉，就唱，“喝了冷水，肚子疼。”妈妈马上说，“不让你喝、不让你喝，就是不听。”接着当然是开了好几副中药，还唱道，“吃药病好后，再喝冷水也能行。”仿佛他们的药对冷水有免疫力似的。但大家的治疗效果大多不好，那位邻家媳妇依然没有生育，我还是时不时肚子疼。村里人总结，侉子识病，但药不真，所以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