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时代病”患者及其精神游弋

姚晓雷　张清媛

摘要：20世纪末以来，随着中国式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逐渐进入了以实用化、物质化、市场化、世俗化为主导倾向的商品社会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许多人文知识精英由对这种现象的无能为力转向对自我价值的怀疑，乃至对精英知识分子历史和信仰的整体否定，遂成了一种“时代病”。格非就是一个这种“时代病”的患者，“江南三部曲”的知识分子主人公书写便属于患病中的精神游弋。由此引出的是当下人文知识分子该魂归何处的问题。

关键词：格非;江南三部曲;人文知识分子;时代病;精神游弋

一  时代病：尴尬的人文知识精英话题

现代人文知识精英是指接受过一定的现代文化知识教育并在心理上、思维上和人格上拥有相应价值特征的人文知识分子。众所周知，自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社会危机、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序幕全面拉开。面对这种局面，中國人文知识分子在寻找应对之策时，也开始自我现代化的过程。经过不断的探索，逐渐形成一个以新型人文知识和价值理念的生产、传播和践行为目标的现代人文知识精英群体。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过程几经起伏，应该说，现代人文知识精英这一群体在历史变革的众多关键节点，都本着内在的责任感、使命感积极参与，贡献了特有的力量。在此过程中，他们的整体形象也逐渐被理想化，不管是以启蒙的姿态布道，还是以固有体制受害者身份阐发受压抑的痛苦，在大众眼里都充斥着一种真理在握的光辉。事实上，这也正是大多数现代人文知识精英的一种自我认知，到20世纪末之前，哪怕其作为一个群体多次跌入历史低谷，都未曾彻底丧失自己在精神价值层面的优越感。这些知识分子此般自信自有其合理之处：既然百年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本来就是一场现代性的知识及价值体系对传统的知识及价值体系的全面改造和提升运动，那么有谁能轻易否定作为现代知识及价值体系承载者的知识精英的地位和作用呢？

尽管理论上现代人文知识精英应该在历史发展大潮中始终扮演着引领者角色，可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最大吊诡之一，就是这些人在社会历史发展格局中的实际地位并没有那么神圣和强大。作为一个在积弊重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进行的国家民族重建运动，现代社会的转型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由知识者设计、其他社会群体配合的简单行为，而是各种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反复博弈的过程。革命、阶级、战争、政治、经济、体制等一系列公共性的重大命题始终纠缠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时时挑战着人文知识分子精英的应对能力和知识生产能力。在它们所合力建构的历史运动中，人文知识分子精英大多数时候都处于配角位置，以其他社会力量依附者的身份曲折而艰难地参与其中。导致这样结果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人文知识分子精英在社会格局里力量不够强大。在短短的自我成长史上，他们还没有形成坚实的社会基础，以及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和团结各方力量。其次是先天不足后天不良的生存环境造就的价值创新能力不足。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效仿性的，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代言”，只要提前接受一些现成的知识和观念就有可能建立起自己布道者身份;而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新出现的问题就会溢出固有的框架，需要知识分子去进行创造性的“立言”，人文知识精英在这方面准备和训练不够，难免一时手足无措、进退失据，无法及时引领社会的发展。

总而言之，引领时代的自我期许与实际历史过程中的配角位置之间的落差、改造社会的理想抱负与创新能力不足的矛盾长期萦绕在人文知识精英身上，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既自尊又自卑，既坚强又脆弱，既理性又迷茫。在生存环境相对单纯的情况下，他们还能相对从容地呈现出自尊、坚强、理性的一面;一旦遭遇残酷挑战，他们的内在不足便难以掩饰，自卑、脆弱、迷茫的另一面就大幅度暴露。人文知识精英遭遇的最严重价值危机出现在20世纪末以来。20世纪后期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体制内的变革创举，它成功地把全社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发展方面，创造出了体量极为庞大的物质财富。但随着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的推进，整个国家逐渐进入了以实用化、物质化、世俗化为主导倾向的畸形商品经济时代，人文知识精英的地位日趋边缘。更关键的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已经非传统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认知模式可以规范，不少还是以前现代性思路的产物，故过去他们所习以为常的一些知识和理念再也无法有效地应对。由对新时代背景下纷纭复杂现实问题的无能为力进一步演变为对自身价值的怀疑，看待世界和人生的目光失去了理性和积极进取，多了一份虚无和迷惘，乃至上升到对精英知识分子历史和存在意义的整体否定，遂成了20世纪末以来在不少人文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时代病”。

著名作家格非当下就遭遇了这样一个时代病问题。他在21世纪所创作的“江南三部曲”里的知识分子书写，在一定意义上便是这种“时代病”患者的精神游弋。

二  无根的漂流：“江南三部曲”

三代主人公形象的内涵解读

“江南三部曲”是格非本着20世纪末以来人文知识分子精英对社会历史乃至自我价值的幻灭感，所进行的审美演绎。小说内容横跨了20世纪以来百年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在三个不同时代的社会背景下，以三代人的精神状态与理想追求为中心，对人文知识分子精英这一群体进行了反复描摹，具有寓言化的性质。在“江南三部曲”中有血缘关系的三个主人公陆秀米、谭功达和谭端午，尽管成长过程不同，外部身份各异，但皆不失为他们各自生活时代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追求和传统知识分子“光宗耀祖”或“致君尧舜”的理想不同，都在有意从各自角度将生命价值汇入关于国家、民族或自我的现代性叙事。他们或是在欲望的冲动中走上革命之路，或是在改造世界的妄想中沉湎乌托邦之梦，或是在功利化时代冲击下竭力维持着一份人格自尊，最后都归于无意义的喧哗和骚动。这些人物行为不但未能做到以真正的现代知识和价值为依归，在理性的框架内安排自己的生活，反而总以幻想代替现实，容易受情绪影响，自以为是又意志薄弱，经不起挫折，动辄陷入虚无和怀疑之境，并在与生活的隔膜和与理想的断裂中，开启了灵魂的无根漂流。格非对于这些人的关注与书写，一方面反映了自己在人物塑造上的偏好，另一方面也表达着一种自我的内心困惑。正是在对此类知识分子主人公形象的多方位书写中，格非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当下一些人文知识分子的“时代病”症候生动地呈现出来。

《人面桃花》中建构的陆秀米形象，是怀疑、虚无、迷惘的“时代病”在知识分子革命历史叙事层面的演绎。进化的、发展的历史观以及为社会进化服务的革命观，本是20世纪以来精英知识分子价值理念及改造社会的政治行为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它激励着无数的人前赴后继去践行自己的理想，产生了众多仁人志士。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尽管曲折艰难，但其整体的实践证明：以进化引领革命、以革命促使进化的认知在当时的背景下是符合理性的，这种相信历史进步并尽自己的力量促成这种进步的人，才是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到了格非这里，看待历史的视野由于受到“时代病”的束缚，一切都镀上了荒诞的色彩。秀米出生于大户人家，她从事革命的动机，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不完美，不是因为这个世界需要革命，而是个人内心的一种不安分的欲望冲动，一厢情愿地想把普济人的生活变成同一种颜色、同一种模式，正如有人评论，“她的革命不是从贫穷、饥饿和反抗开始，继而获得政治信念教育、在革命队伍里的成长以及各种殊死搏斗，她的革命更像是书生意气、奇遇、畸恋、乡村版乌托邦思想混杂的产物。”①作为沉湎于自我内心幻想的知识分子，她虽然在自己的地盘引进了许多现代新生事物，但既没有多少对革命的真正现代认知，也不会通过理性方式对民众耐心阐释与细心引导，而是以轻蔑的态度随意驱使。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封闭了走进大众的可能性，“他们在革命伊始与大众建立起的亲密联系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接近感，知识分子与大众、现实之间的隔膜依然是永难消除的悖论。”②此类革命的后果是人性丧失，社会滑向退化而非进化，遇到一些较大的变故发生时，“革命者”便作鸟兽散，秀米自己也归于退隐。格非通过秀米这一形象的塑造，否定了现代精英知识分子介入革命历史的理性能力及实际起到的作用，也在根子上对“革命”予以质疑。

在把知识分子的“革命”处理为一场荒诞的闹剧后，格非又把目光转向了社会建设的宏大叙事。《山河入梦》中的谭功达形象的塑造，则进一步否定了知识分子在参与社会改造实践中凸显自我价值的可能性。身为秀米后人的谭功达曾任新四军挺进中队普济支队政委，后出任梅城县县长，作者虽然没有明写他的受教育过程，但让他身上散发的却是与战火纷飞所需的杀伐决断与官场权力斗争的果敢冷静完全不同的知识分子精神气质，这一点许多论者都有看到，如南帆指出谭功达身上有“落落寡合和梦游式的气质”“疏于人事而耽于幻想，怜香惜玉有余而当机立断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③。毋庸讳言，格非是让谭功达以同秀米一样分不清幻想和现实、盲目地受欲望冲动驱使追求乌托邦，却比秀米更加优柔绵软的知识分子个性进入建国初期的社会建设叙事的。谭功达身为梅城县县长，其不顾科学规律做出的修建普济水库等改造梅城的一系列行为，固然有时代狂热的因素，但在他更主要是因为“与母亲秀米一样怀有乌托邦的梦想”。容易沉湎在自己世界里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天性里的弱点既使他缺乏理解现实的能力，又无法深入把握官场生态和熟练驾驭自己手中的权力机器。当他决定修建普济水库时，所有的人都进行了反对，使其在践行自己的乌托邦之梦的开始便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但此时基于他的县长身份与地位，仍有钱大钧、白庭禹等人巴结、支持他。当他因事业失败被罢官，又在花家舍发现乌托邦理想的致幻性与贫弱性时，他便选择了逃遁，从与姚佩佩之间的爱情上面寻找寄托。他对姚佩佩的感情是充满杂质的：不仅有着对姚佩佩坚守自我的敬佩，也有对女性的天然的欲望，更多的还是姚佩佩是唯一在其跌入人生低谷之际以书信的方式对其表达一如既往的依恋、始终不离不弃之人。因此，当他在花家舍面临精神坍圮的危机时，姚佩佩才成为他自我拯救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不顾一切地想抓住她。可惜的是，谭功达性格的内在缺陷不仅体现在视野上，同样体现在爱情上，他的矜持和优柔寡断使得他既缺乏及时捕捉别人传来爱情信号的能力，又缺乏发现自己内心的能力，更不用说具有在不利处境下保护所爱之人、哪怕是减轻对方所受伤害的智慧和力量。爱上谭功达的姚佩佩不得不裸露在充满敌意的环境面前，靠飞蛾扑火的勇气勉为其难地维持着一段爱情，而姚佩佩的被捕意味着谭功达永远失去了拯救自己的可能性。最后谭功达在监狱中只能面对着无从实现的“梅城规划草图”，沦为一个无从拯救的、孤独的、永远漂流的灵魂。

谭端午是“江南三部曲”第三部《春尽江南》中的主人公，直接书写知识分子时代病在当下社会日常生活中表现，书名中的“春尽”二字，便透露了太多的无奈感。谭端午身为秀米、谭功达一脉的继承者，有个读大学文科的出身，人文知识分子的外部身份特征最为明显。也许是写到当下题材，作者有太多的现实感受，忍不住要肆意发泄一下，故这部小说的寓言化成分相对减弱，写实性相对加强。惟其如此，小说里对人文知识分子时代病的呈现才更穷形尽相，入木三分。作为从秀米到谭功达的传人，谭端午沿袭了他们“秉性中的异想天开和行为乖张”的因子，想在功利化的社会中坚守自我。遗憾的是，他虽说受过正规的现代大学教育，有一定的现代知识视野，却没有形成以理性和知识为核心来同现实对话的强健人格，他的灵魂同样是漂泊无依的。从秀米到谭功达到谭端午，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逻辑是主人公的精神能力越来越弱，人格境界越來越卑微。秀米作为三部曲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主人公，虽说有着拿幻想当现实的虚妄，但她丝毫不是以弱者身份出现的，始终掌控着人生选择的主动权，不管是早期的追求乌托邦还是后来的退隐。她在进行革命时能一呼百应，退隐后仍气场俨然，无论对错，都散发出极其强大的精神能量。谭功达和秀米一样拥有自己的乌托邦梦想，在气度规模以及践行过程中所体现的人格能力上已比秀米逊色不少：秀米敢在一无所有背景下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践行自己的乌托邦蓝图，谭功达却不得不借助于体制的力量践行自己的乌托邦愿望，且还被体制的力量吞噬而告失败，失败后于逃亡中又不得不靠爱情的他力进行自我拯救，在命运面前和自我面前都过于被动难称强者。到了谭端午，则沦为彻头彻尾的弱者：他徒有不安分的内心冲动，却连建构出一个哪怕虚妄的乌托邦的能力也不再具备，甚至对生活中的任何乌托邦想象都视为蛇蝎;他不满现实秩序，却没有任何改变的行为;他不甘混同于平常老百姓，可没有任何行为支撑，早期“诗人”的桂冠只是被当做赚取廉价崇拜和享有欺骗女崇拜者特权的工具，后来的叛逆少女绿珠的精神导师身份也是挂羊头卖狗肉。脸上贴着一张痛苦的标签，身上全无直面人生的勇气和能力，被动地苟活于这个世界，在谭端午这里，当下人文知识分子精英已彻头彻尾成无梦、无力、无用的时代“多余人”。

革命中的无能、建设中的无能与生活中的无能，“江南三部曲”在历时性的书写中对20世纪以来人文知识精英的价值进行了整体性否定。不妨把这些骨子里自命不凡却只会幻想、在现实生活里百无一是的知识分子命名为“虚幻的贵族”。“贵族”与“平民”通常作为对立的概念出现，本意在于进行阶级属性的划分，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身份差别与对立;这里更多指向自我意识上的区别。古人有“君子谋道，小人谋食”的说法，“江南三部曲”中的三个主人公可以说都是“谋道”者而非“谋食”者：陆秀米一家坐拥一百八十多亩地，每年靠着收租得来的粮食便可衣食无忧地生活;谭功达为了解决上信访办闹事的妇人，能够以个人名义给她50元——超过信访办工作人员一个月的工资数额;谭端午虽说自己无多大能力，可由于有妻子做后盾，也不存在多少经济的压力。可见物质生活并不构成他们的生存焦点，他们一开始基本都以高人一等的姿态进行自我精神价值的追寻。秀米、谭功达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看作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及未来蓝图的描绘者，拥有带领普通人进入自己所创设的理想世界中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谭端午也凭借着昔日骄人的诗人身份，拥有了对别人进行贬低的特权，理直气壮地将自己务实的妻子庞家玉划入“非人”行列。遗憾的是，这些知识分子主人公们固然自命不凡，但其并非是真正贵族。他们虽说不为“谋食”发愁，但缺乏强大的社会根基，不曾拥有足以影响时代发展方向的社会基础和外部力量;同时他们也处于文化之根的失落中，上不能承袭传统，下不能激扬现代。社会之根与文化之根的双重失落使得他们不得不流于进退失据的孤独与彷徨中，不管是在追求价值理想层面还是试图建功立业层面都难有作为，其所谓的贵族性当然也属于沙上建塔，脆弱不堪。

“江南三部曲”形式上是小说，人物和情节都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但就其审美特征而言，具有浓郁的诗性。作者不是在俯瞰他笔下的主人公，不是要居高临下地审判他们，而是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所思所虑尽可能地投射到主人公身上，这些主人公很大程度上也成了作者的分身，于不同的背景中言说着作者的慌乱、迷惘、伤痛和孤独，整个“三部曲”处处弥散着一团团浓得化不开的凄凉之雾。

三 魂归何处：由格非的书写引发的

知识分子救赎问题

还有不少作家也在书写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病灶，如阎连科的《风雅颂》便塑造了一个在环境压迫下精神变异、人格分裂的高校教师杨科形象。也许阎连科的杨科在讽刺力度上比格非笔下的这些知识分子更尖锐，但笔者以为，相对于知识分子的“时代病”呈现主题，格非这样的写作更具有典型性。阎连科在塑造杨科时是作家站在局外的一种看，作家尽管也在主人公身上涂上了一些自我色彩，但更多属于写作策略，作家本人的真实精神姿态是远远高于主人公的;格非“江南三部曲”则不然，作者是站在局内进行的思索，他虽然没有刻意强调主人公和自己的联系，但毋庸置疑，主人公其实就是作家自我的某方面载体。作者所表现的主人公的精神病灶一定程度上也是自己的病灶，正如鲁迅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所说的：“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④这种病人表现病人的内外一体的书写，自然更形象深入。

为什么格非这样的作家会成为“时代病”的深度感染者呢？放在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构成格局里，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20世纪末以来活跃在中国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作家有许多类型。1964年出生的格非尽管有特殊年代的经历，受当时教育的影响，人格里有极深的理想主义烙印，却有幸因出生稍晚躲过了大饥荒时期，和因年龄较小未被卷进当时的漩涡中心，改革开放后又得益于高考制度的恢复顺利进入大学，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高校教书。故不同于莫言、阎连科等一些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有着深入骨髓的民间经历并形成典型民间立场的作家，格非一方面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一方面又具有典型的精英知识分子意识，且染上了1980年代初大学精英文化剑走偏锋的倾向。这也难怪，国门在改革开放中再度打开后，反思传统现代性的众多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纷至沓来，受赶超世界先进潮流的时代气氛推动，它们在许多学院知识分子眼中俨然成了前沿和先锋的代名词，尚在世界观形成中、渴望打破固有教条束缚的格非难免受此影响，在同内部自我和外部世界对话时自觉不自觉地疏离了此前人文精英所强调的理性图式。其早期创作选择了一条偏重从非理性的欲望视角来审视社会历史和人性奥秘的范式，即是这方面的一个证明。格非自己曾这样表述道：“八十年代不管怎么说，写作本身它跟社会现实构成很重要的隐喻关系，它还是有力量的。这个力量在什么地方呢？简单地来说，它和整个主流的生活包括政治生活构成一种疏离的关系，它也可以被视为一个人为的陌生化的过程。”⑤不过由于未能很好地处理传统现代理性话语和对其进行反思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话语之间的关系，这种剑走偏锋的精英和先锋姿态无法找到和中国社会主流历史进程深度对话的有效突破口，只能悬浮在主流历史进程的外围打游击战。随着20世纪末中国逐渐进入了以实用化、物质化、市场化为主导的畸形商品社会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整体边缘化，格非这样一个本就敏感的知识分子内心落差更甚，遂促使其消极情绪的极端化爆发，并行诸“三部曲”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和主题设定中。

格非的书写引发了一个患时代病的当下知识分子的救赎问题。不是说当下人文知识精英怀疑历史、怀疑现实与怀疑自我的“时代病”没有一点价值，这消极的姿态实际上也散发着一种反抗的能量：其不认同、不合作的姿态，便是对一度被过度拔高的虚假历史叙事和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给出了拒绝的回答。但相对于社会变革时期知识分子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来说，仅有这种不认同、不合作式的消极反抗是不够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脱胎于古代传统社会中的“士”。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在他看来“士”要肩负重大的社会责任。在当下由权力、资本、市场、消费、欲望等各种因素纵横交错建构出来的时代乱象面前，人文知识精英尤其需要通过知识结构的更新和人格境界的重塑，承担起正面建构时代真善美的重任。

其实格非的小说也在探索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三部曲在情节的构建上，当某种荒诞的价值方式被演绎到顶峰之时，都会出现一个反转事件，引发主人公精神的变化：《人面桃花》中，陆秀米的入狱也成了其反思革命的起点;《山河入梦》中的谭功达对花家舍一度带着强烈的嫉妒心与梅城失败的愤恨，“一心想要找出花家舍现有体制中的种种弊端”⑥;《春尽江南》中庞家玉的去世使得谭端午从消极萎靡重新转向文学创作，愿意与这个社会发生一些新的联系。格非曾言“所有的成功者都是肤浅的，只有失败者才肩负着反思的重任”⑦，让知识分子借助某种挫折或失败来进行自我重建是三部曲的一大叙事特色。可惜的是，深陷人文知识分子“时代病”困扰的格非所找到的重建方式都是虚弱的。《人面桃花》中那个被刻意美化了的“纷乱而甜蜜”“杂乱无章而又各得其所”的民间世界，《山河入梦》中营造的不带人间烟火气的爱情境界，《春尽江南》所向往的“简单、朴素的心灵”，一言以蔽之，仍然都是一种丢失了知识分子理性之魂的变相逃避，内中逻辑混乱，实在缺乏说服力。如《人面桃花》中的所谓的“杂乱无章而又各得其所”民间秩序若成立，民间历史上哪来那么多的社会矛盾和斗争;《春尽江南》回归“简单、朴素的心灵”，若是无法和社会的发展及知识的进步有效对话，又如何获得真正的价值呢？

面对当下人文知识分子精英的“时代病”，也许我们最需要大声呼唤的是知识分子站在社会文化制高点上进行自我重铸的理性之魂，以及直面人生的勇气之魂。這是格非“三部曲”引发出来的问题，也是我们的时代无法回避的问题。

注释：

①③南帆：《历史的主角与局外人———阅读格非长篇小说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东吴学术》2012年第5期。

②孙谦：《出走·异化·疏离———论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文艺争鸣》2014年第2期。

④鲁迅：《穷人小引》，《语丝》周刊第八十三期，一九二六年六月。

⑤王中忱、格非：《“小说家”或“小说作者”》，《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

⑥格非：《山河入梦》，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316页。

⑦格非、张清华：《如何书写文化与精神意义上的当代——关于〈春尽江南〉的对话》，《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