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进羽翼，文以载道：端拱二年王禹偁政论文刍议

欧阳娉

中国传统社会之文人，多身涉宦海，其著书作文，与其历史立场及政治理想关系甚大，切不可孤立而论。二十世纪缪钺先生治学严谨，讲究“文史结合”，曾于其《治学经验谈》中尤为深刻论述了文史之关系：

文史结合是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文学与历史两种学科本来是息息相关、互相渗透的,所以自古以来,学者往往兼擅二者……治文学者要知人论世,要研究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就离不开较广博的历史知识,而历史是人创造的,史书仅仅记载历史人物表面的活动,而人物的内心世界则在文学作品中透露出来,亦即是所谓“心声”。由文学作品探素一个人物或一个时代的“心声”,则解释历史更能深透。①

据此可知，研究文人作品可根据其具体的时间、地点和背景进行分析，见其属文初意，本文将视线聚焦端拱二年这一时间点，以见王禹偁政治散文与政治文化。

一.身居庙堂思攘外之策

端拱二年，王禹偁的仕途发生巨变。“(端拱二年)三月，太宗亲试贡士，召王禹偁使作歌，禹偁援笔立就。太宗谓侍臣曰：‘此歌不逾月遍天下矣。’即拜左司谏、知制诰。”②所谓知制诰，所谓“知制诰”，在唐开元年间成为一种正式官称，至宋成熟，杨果先生指出：“大约在于知制诰是以有文学之人召试后而命，为朝廷典掌诏诰、迁官多可至二府的重要官职，为士人所钦羡，于是有了类似文学职名的作用。”③

任此职者，多科举入仕，有学识雅量，典雅中正，可居文人冠冕，身贵清要，时人多荣知。而王禹偁入仕尚短，不及老臣资深，因文辞得进，为文坛所向，而其知制诰经历与之个人文学情怀亦关联糅合，而其身上体现出的道德高度与文人风范，既影响时下，引文坛集聚，又垂范后世，响时代巨音。

然端拱二年，外患不断，契丹南下，易州陷落，形势紧张，宋太宗下诏，求御敌之策，王禹偁上书《御戎十策》，分为“内五条”“外五条”，其中更是以汉代君主防御外戎之政以映时下外事，借古劝今：

“汉十二君，言贤明者，文、景也；言昏乱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军臣单于最为强盛，肆行侵掠，候骑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时，呼韩邪单于每岁来朝，委质称臣，边烽罢警。何邪？盖汉文当军臣强盛之时，而外任人、内修政，使不能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当呼韩衰弱之际，虽外无良将，内无贤臣，而致其来朝者，系于时也。今国家之广大，不下汉朝，陛下之圣明，岂让文帝。契丹之强盛，不及军臣单于，至如挠边侵塞，岂有候骑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亦在乎外任人、内修德尔。臣愚以为：外则合兵势而重将权，罢小臣诇逻边事，行间谍离其党，遣赵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掎角。下诏感励边人，使知取燕蓟旧疆，非贪其土地；内则省官以宽经费，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资其谋，不贵虚名以戒无益，禁游惰以厚民力。”

王禹偁提策并未开门见山，直言不是，而以汉代十二代君主中的文景盛世与哀平之乱期间对戎政策进行对比，为何强盛之君外戎反倒猖獗，昏乱之世却令单于俯首，何也？王禹偁以此引出君主阅读兴趣，从而提出自己的御戎之策，得到太宗肯綮。行文之间姿态虽低却不失文人骨气，为国为民的拳拳赤子之心溢于言表，可见王禹偁关心民间疾苦，为人秉性刚直，遇事直言敢谏，以直躬行道为己任。文章用语明白晓畅，通过反问、对比来加强气势和文章冲击力，句式变化多样，节奏鲜明，虽皇皇数千言，却令人百读不厌。

王禹偁主张诗文革新，并在散文创作中付诸实践，全文气势雄浑，自然平易。《御戎十策》结构上多处具有对称美，文武辉映，内外对照，句式爽朗，通古纳今，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具有建筑美。且文章句式变化，气势充沛，读来如河流如海，流畅痛快，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未有拗口忸怩之嫌，琅琅上口，充满节奏美、韵律美。

有宋一朝，外敌为止，干戈四起，惶惶不知所立，然如王禹偁之辈，立于朝堂而忧其君，身处檐下而忧其民。面对外戎扰境，禹偁虽处知制诰之位，却常思御敌之策，虽扶摇直上，却不忘文臣使命，甘冒触怒天子、贬谪下狱，仍不改其行，分寸之间足见士人风度。

二.出入朝野进安内良言

王禹偁的知制诰经历对他而言并不仅是仕宦迁转，更以其文学侍从的位置作文传道，这时期的文章外有御敌之策，内有为政之道，身居朝堂，自是修身之余，常思治国理政之良方，同年，作《待漏院记》。

此文开篇先是两个设问，气势雄劲，又自然流畅，提出问题后不待多想又立刻进行解答，之后继续发文，行文连贯，一气呵成，第一个问句“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也？”以天道发问，随之答之“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矣。”紧接问以人道“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答之“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矣。”行文至此，方进入中心论点，借四时相合得以风调雨顺、万物生长的自然规律引出君臣共治、各司其职的政治观点，前者发问颇似《孟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④而后王禹偁又更进一步，说明国君在上清闲安逸，臣子在下勤于王事，这就是效法天道，并借皋陶、夔、房玄龄、魏征们“不独有其德，亦皆务于勤耳，况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勤于政事进行论证，以引出其想讨论的对象——“卿大夫犹然，况宰相乎！”

至宋一代，士大夫主张与君主“同治天下“，即文中“君逸于上，臣劳于下”理想状态，但这种状态对君主与臣子的要求都极高，君主需任人唯贤，恩泽百姓，而臣子需各司其职，德才兼备。这种政治模式不是正是仿“天道”行之，顺应宇宙规律、政治秩序方可国泰民安、国祚绵长。

文章开篇层层铺垫，絮絮展开，引人入胜，并在接下来行文中介绍了“待漏院”，此处为宰相等待早朝休息的在方，代表着宰相勤于政事、报国为民的责任与高义，不用赘言累语写宰相之辛，反而通过“北阙向曙，东方未明，相君启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哕哕銮声。金门未辟，玉漏犹滴，彻盖下车，于焉以息”一系列的叠句铺陈宰相上朝之景，勾勒出一位兢兢业业、夙兴夜寐的宰相形象，并提出一个新的思考——在等候朝见之际宰相的所思所想。而正借着对这思虑的发散，延申出贤相、奸相、庸相三种类型的宰相，并对前二类进行详细对比，而对第三类庸相一笔带过，详略得当，又不失立意。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畴多芜，何以辟之。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六气不和，灾眚荐至，愿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诈日生，请修德以厘之。忧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门既启，四聪甚迩。相君言焉，时君纳焉。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若然，总百官、食万钱，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仇未复，思所逐之；旧恩未报，思所荣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车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势，我将陟之；直士抗言，我将黜之。三时告灾，上有忧也，构巧词以悦之；群吏弄法，君闻怨言，进谄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门既开，重瞳屡回。相君言焉，时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则下死狱、投远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贤相思考的都是家国大事、民生疾苦、疆土一统、选贤用能，一心为朝廷纳言觐见，以求世风安定、政治清明、百姓富裕，此般宰相便是高官厚禄亦为不过。而奸相想的尽是私仇未报、党同伐异、结党营私、媚上欺下，只为一己私欲，罔顾朝廷大纲，如此蛀虫，便是万人唾弃、遗臭万年。至于庸相，只顾自保，蝇营狗苟，随波逐流，又有何意义？

终宋一朝，如王禹偁般与君主“同治天下”为士大夫之时代共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文人雅怀推动这个朝代文气日愈浑厚，而重节自律的文人品性也凝华成整个时代的道德风气。

注 释

①缪钺《治学经验漫谈》，群言1985年第五期，第36页.

②徐规《王禹偁事迹编年著作》，商务图书馆2003年版，第87页.

③杨果《两宋外制官考述》，邓广铭、漆侠主编《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234页.

④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