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嚷”与“毁屋”

张颖

摘    要： “大嚷”和“毁屋”，是铁屋子中清醒的人采取的两步求生行动。所谓“大嚷”，在于首先改造启蒙者的国民性，但《新青年》的“将令”使鲁迅在《呐喊》创作中隐去了这一意图。鲁迅在《彷徨》中，对启蒙者国民性进行了暴露。所谓“毁屋”，即通过启蒙，改造社会，以谋求合理的新生活。不论是对鲁迅还是对参与启蒙的青年，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毁屋”的道路都异常艰难。鲁迅参与启蒙，除却那些宏伟的、利众的目的外，也想为自己争取合理的生活。

关键词： 鲁迅    铁屋子    《呐喊》    《彷徨》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①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知“大嚷”和“毁屋”构成了铁屋子中清醒的人的两步求生行动。之所以“大嚷”，是要惊醒较为清醒的人，这些较为清醒的人便是破毁铁屋子的希望所在。我所理解的铁屋子，是由庸众、礼教、封建制度等多种因素构成的当下生活环境，之所以要“毁屋”，是因为封闭的铁屋子将使人窒息，生活于其间的人们渴望打破现有的不合理的生活，谋求新的生活，或者可以说是要自救。由此，我们可以借助“大嚷”和“毁屋”这两步行动理解鲁迅的启蒙者题材小说，认识五四运动中的鲁迅。

一

通过《狂人日记》的小序，我们知道狂人的日记原稿总共两册，但经过“余”的筛选之后，只剩下了四千多字，可见这其中的“水分”之大。说明在“余”强势的主导权之下，狂人已丧失了基本的话语权，而成了“余”的“傀儡”。我们在阅读日记时，必须时刻留心“余”的意志对于日记的渗透。“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那么“余”依据何种联络、何种逻辑挑选出了这些疯话？在“余”如此筛选和组织的背后，目的又是什么？在日记中，狂人首先发现“他们想要吃我了”，然后意识到“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接着又联想到母亲也吃过妹子，最后才领悟到自己也是吃人的人，狂人如此层层深入的认识构成了日记的内部联络。狂人对吃人的控诉，以及对大哥的劝转表明“余”是将狂人作为启蒙者塑造的。狂人“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的哭诉，使其置身于受害者的弱势地位，又可以更进一步地引起广泛的同情和认可，如此“余”便足以达到启蒙的目的。但为何要在临末了再添一节揭发狂人亦是吃人的人，将其作为施害者安置在耻辱台上示众？

《狂人日记》标志着鲁迅正式开始为启蒙团体呐喊助威，而“余”对狂人吃人的暴露正证明了，鲁迅呐喊的本身亦包含了对启蒙团体的审视与批判。狂人与庸众吃人的共性，说明启蒙者作为国民中的一员身上同样具有劣根性。借助第一人称的日记形式，鲁迅其实是想引导启蒙者在阅读《狂人日记》的过程中主动自省。一般而言，我们将五四时期那些接受了平等、自由、博爱等现代思想的智识阶层皆视为启蒙者。然而，关于“铁屋子”的对话却启示我们，这一群启蒙者其实还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清醒的人，一类是较为清醒的人。清醒的人与较为清醒的人之间质的差别，便在于有无剔除自身的国民性。清醒的人通过大嚷，首先惊起了那些较为清醒的人，也就是说启蒙者与庸众一样，都被鲁迅纳入改造国民性的构思之中，并且那些启蒙者应该是首先被改造、被惊起的对象，这便是“大嚷”这一行动的内涵所在。

首先改造启蒙者意图的公开必然会使启蒙者陷入自我怀疑，动摇《新青年》同人刚刚建立起来的话语权威，打乱他们原本的启蒙节奏，“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②，首先改造启蒙者国民性的意图就没能在《呐喊》中接着表现出来。不论是在《药》还是在《头发的故事》中，启蒙者都被塑造成了受害者的形象，而麻木无知的庸众则为施害者，显然鲁迅是“不假思索”地站在启蒙者这一阵营批判庸众。虽然鲁迅协同于《新青年》的步调，但并不代表他放弃这一策略。鲁迅还是会在杂文中不时透露出真实想法，“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③。像狂人一样光去控诉吃人、控诉礼教是不够的，所谓启蒙者，第一不是劝转别人，而是先承认自身也存在和庸众一样的国民性，并加以改造。

二

只有先做一個合理的人，才能具备谋求合理生活的能力，一方面，鲁迅接受了“他之所谓可有”的原因，就在于将大嚷后被惊起的较为清醒的人视为破毁铁屋子的希望所在，另一方面，撇开《新青年》的“将令”不谈，鲁迅的启蒙工作是先从那些较清醒的人入手的，因此他对于《呐喊》时期启蒙成果的衡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些较为清醒的人的评判。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着重分析《彷徨》中那些较为清醒的人处于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祝福》中，“我”面对祥林嫂魂灵、地狱有无的质问，只能用“说不清”搪塞过去，“我”虽然接受了与四叔格格不入的新思想，但本身并不具备作为一名启蒙者该有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启蒙运动对于“我”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填鸭式教育，所以“我”只能是新思想机械式的“传声器”。一旦脱离了平等、自由等话题，“我”思想上的肤浅、懒惰、油滑便原形毕露。祥林嫂死后，尽管“我”心有不安，但经过一番自我安慰之后，心情便渐渐地舒畅起来。这种麻木的精神状态和自我安慰，与庸众何异？面对俨然的四叔，“我”的犹疑与闪躲，更是现出了“我”内心的卑怯。“我”偶尔的内疚与自责，使“我”较那些昏睡的人，依然只是一个还不够清醒的“较为清醒的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也曾是一个激进的新青年，然而现在却过着敷敷衍衍、随随便便的生活，教着“子曰诗云”勉强度日，只有于酒后，在其麻木的脸上才掠过些许过往的神采。对于过去的启蒙经历，他称之为“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做”，这等于直接宣告了此前启蒙运动的无聊与无效。《伤逝》中的子君可以说是这场启蒙运动的产物，受涓生的影响，她勇敢地高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并毅然走出了旧家庭，与涓生结合。然而自此之后，她便沉溺于对过去的温习之中而止步不前。表明涓生对子君的启蒙并没有触及子君安于现状、目光短浅的根性，只是停留在了浅层的现代理念的灌输，并最终导致子君的悲剧。

《彷徨》中唯一能正面表现这种韧的精神的，当属《长明灯》中的疯子。《长明灯》和《狂人日记》一样，都以精神病患者为主人公，不同的是，《狂人日记》中内聚焦式的叙述视角，在《长明灯》中变为外聚焦视角，聚焦于庸众的愚昧，以及疯子的韧性。庸众的重重围困构成关押疯子的铁屋子，不论是被庸众阻止、哄骗还是监禁，灭灯是他贯穿整个小说的唯一行动，疯子身上体现出来的“缓而韧”的精神正是这一人物形象的价值所在。小说的结尾，在吃过人的孩子的歌谣声中，庙里的气氛似乎美好而祥和，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迷失心智，而疯子依旧不改其志气，要放火灭灯。庸众身上顽劣的根性被下一代所延续，那么被监禁的疯子该如何将他灭灯的志愿传承下去，以与庸众的后代抗衡呢？不论疯子的抗战再缓再韧，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然而此时过去一起启蒙的战友早已风流云散，当务之急是将疯子个人的“缓”延续成下一代的“缓”，将疯子个人的“韧”发扬成整个启蒙团体的“韧”。在势单力薄的启蒙者中培养和发扬韧的精神，以韧战的方式破毁铁屋子，是鲁迅采取的策略。

四

《长明灯》创作于1925年2月28日，通过写于同年3月2日的《过客》，以及发表于3月15日的译作《我独自行走》，我们可以对《长明灯》中呈现的韧的精神内涵进行补充。过客在全剧中的唯一使命便是行走，在其前行的漫漫长途中，从来都没有思考过“你是怎么称呼的”“你是从那里来的呢”“你到那里去”。当老翁告诉过客前路料不定能走完，劝过客不要理会前面的声音，停下来休息时，包括当过客与老翁告别时，过客都曾陷入瞬间的沉思，产生驻足停留的念头，然而又立刻惊醒。也就是说，过客之所以能坚持一直行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不思考，一旦思考了，便很有可能对行走的志愿产生动摇和惰意，于是击垮他原本的韧性而止步不前。可见韧的精神最容易被思考和迟疑所瓦解。《我独自行走》中“我的行走的路，险的呢，平的呢？一天之后就完，还是百年的未来才了呢，我没有思想过”，这一诗行背后的深意与鲁迅的必然想法十分契合，所以鲁迅才会将这首诗翻译并发表。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同人四散之时，用韧的精神继续坚守启蒙的事业才是最重要的，然而鲁迅的多疑、悲观及旧势力的根深蒂固常常使他在思考中感到破毁铁屋子的艰难，以及自身力量的渺小，于是对心中的信念有所怀疑。他常常需要通过“麻痹”和“忘却”（《答恒友先生》）救助自己。不同于第一次绝望时，与启蒙的立场背道而驰的“忘却”与“麻醉”（《呐喊·自序》），又不同于《故乡》中“我”在思想上的懒散，鲁迅此时的自我救助是为了维持战斗的韧性，使自己不被绝望的思想所吞噬。

还是回到打破沉默的起点——《娜拉走后怎样》，鲁迅认为觉醒的娜拉如果没有经济的保障，她的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在《彷徨》中，鲁迅数次展现了新青年们为了物质而妥协于庸众和旧势力的案例。《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为了维持生活，去教“子曰诗云”。《孤独者》中失业了的魏连殳几乎求乞了，最后只能做杜师长的顾问。《伤逝》中的涓生同样失业了，在饱受饥饿与寒冷的折磨之后，只得去拜访久不相闻的熟人和世交。这三个主人公都没有呈现作为启蒙者应有的姿态去改造庸众，而是折服于生存的需要，鲁迅借此强调物质的第一性。因此，如果想要进行“毁屋”的韧战，就必须有最基本的物质保障。但魏连殳和涓生之所以会因失业而陷入贫穷，就是因为他们激进的新思想触犯了强大的旧势力。矛盾之处在于，青年们之所以参与启蒙，是想为自己争取合理的新生活，然而启蒙的立场往往使他们失去最基本的物质保障，让原本已经不合理的生活雪上加霜，因而只能被迫放弃最初启蒙的志愿。表明不论是鲁迅还是参与启蒙的青年，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毁屋”的道路都异常艰难。

“大嚷”和“毀屋”是铁屋子中清醒的人采取的两步求生行动。通过上文几个章节的分析，可以知道所谓“大嚷”，内涵在于首先改造启蒙者的国民性，所谓“毁屋”，即打破现有的不合理的生活，以谋求新的合理的生活，策略在于韧战。可以说，关于“铁屋子”的对话，背后的真谛在于，首先要做一个合理的人（“大嚷”），然后要锲而不舍地为自己谋求合理的生活（“毁屋”）。然而这只是针对清醒的人和较为清醒的人，即启蒙者而言的。在“大嚷”和“毁屋”的过程中，那些昏睡的人其实是不作为、不参与的，发生在他们身上唯一的变化则是被动地避免闷死的命运。鲁迅和那些启蒙者之所以还要启蒙昏睡的庸众，是因为庸众构成了启蒙者存在的环境。要谋求合理的生活，不被吃人的环境所同化，必须改造这些“不合理”的庸众。甚至鲁迅对较为清醒的人大嚷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毁屋、自救。因此，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鲁迅加入《新青年》，投身“五四”，控诉礼教，启蒙大众，甚至包括帮扶青年，参与学潮，除却那些宏伟的、利众的目的外，又何尝不是想为自己争取合理的生活呢？

注释：

①鲁迅.呐喊·自序[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19.

②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55.

③鲁迅.热风·恨恨而死[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60.

④鲁迅.两地书·八[A].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1.

⑤鲁迅.华盖集·通讯[A].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4.

⑥鲁迅.华盖集·通讯[A].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5.

⑦陈独秀.过渡与造桥[A].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北京：三联书店，1984：131.

⑧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45.

⑨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A].茅盾选集·第5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232.

⑩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A].鲁迅全集·第1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2.

鲁迅.华盖集·杂感[A].鲁迅全集·第3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9.

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A].鲁迅全集·第4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35.

鲁迅.两地书·一二.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6.

鲁迅.致胡今虚.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34.

鲁迅.两地书·二九.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90.

陈独秀.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A].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北京：三联书店，1984：120.

鲁迅.我独自行走[A].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134.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