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GE模型的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动态效应研究
——从耐用品与非耐用品消费的视角

■晁江锋，武晓利，郭君默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在经济总量提升的同时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收入水平。201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完成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过渡，并进入从中等收入国家向现代发达经济体过渡的后赶超阶段。然而，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长期不断下降，“低消费”的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特征已成为下一阶段我国经济难以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供给侧改革”成为我国政府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战略方向。毋庸置疑，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拉动企业投资、居民消费以及进出口，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本文从耐用品与非耐用品消费的角度进行研究，能够为我国经济结构改革提供一条新的路径，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产品质量影响家庭对耐用品与非耐用品的消费偏好，进而影响总消费，供给侧改革能够加强产品的优胜劣汰，改善企业生产技术与设备的优化升级，进而提升产品品质；二是耐用品消费（如汽车等）占家庭收入比例较高，居民对其价格变动的敏感度较高，故而通过改善耐用品质量，提升其品牌价值，能够有效降低居民的消费敏感度，进而提升耐用品消费。

关于居民消费的相关研究文献众多，且国外研究起步较早，总体上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构建相应的数值模型，借助参数校准研究居民消费变动。较早的研究如Stone（1954）建立的线性支出系统（LES模型），之后Luch（1973）拓展为ELES模型，以及Deaton（1980）构建的适用性更为广泛的AIDS模型，近年来，DSGE模型在研究居民消费结构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二是采用实证分析的方式进行研究，如Bonis&Silvestrini（2010）通过考察不同家庭的金融结构差异性，研究其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Hongbin et al.（2013）采用断点回归法，从退休消费的角度考察养老保险政策、退休制度等因素对居民消费结构的作用机制。国内相关文献在研究方法上与国外类似，但研究视角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李翔和朱玉春（2013）从农村消费的角度出发，结合我国农村居民生存性消费占比持续下降、发展性消费占比不断上升的客观事实，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消费偏好转变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同时，也有文献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角度研究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如胡永刚和郭长林（2012）。显然，由于我国国情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居民消费特征在不同因素的影响下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从而使得相关研究结论间存在一定的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

作为居民消费理论的一个研究分支，耐用品与非耐用品消费的多数研究主要围绕非耐用品消费展开，直至Caballero（1999）提出的模型，为耐用品消费的相关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Bertola&Pistaferri（2005）基于该模型分析影响意大利汽车消费的主要因素。Willem&John（2013）通过研究耐用品消费对市场利率的敏感性，试图解释影响美国经济复苏缓慢的主要原因。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结合了我国宏观经济表现出的独有特征，对我国家庭的耐用品消费情形从多个视角进行分析。如李江一（2017）从购房动机及偿还住房贷款两个层面考察“房奴效应”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并进一步量化了“房奴效应”对家庭耐用品及非耐用品消费的挤出作用。蔡伟贤和朱峰（2015）从社会保障（如新农合）的视角展开分析，其认为农户耐用品消费受到农村家庭参保行为及医疗保障水平的显著影响。邹红等（2017）分别从收入风险、收入不平等方面分析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与耐用品消费之间的相关关系等。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及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耐用品与非耐用品消费对其价格波动的敏感性日趋增强，而其价格的形成机制也变得更为复杂，不仅取决于商品的质量、技术含量等，还受到居民收入差异、品牌效应以及金融市场的影响，这将导致两类消费品价格在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均衡价格的上下波动表现出随机性特征。因此，本文尝试将耐用品和非耐用品价格与其消费结合起来，研究两类消费品价格的随机冲击对居民消费及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的创新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与已有研究采用的分析方法存在差异，本文采用主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通过构建包含耐用品与非耐用品消费因素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更为宏观的视角研究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我国消费特征转变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其次，本文丰富了现有文献对耐用品消费或非耐用品消费的单方面分析，尝试将我国家庭的耐用品与非耐用品消费结合起来进行整体研究，通过对两者之间传导机制的考察，阐释居民消费特征的转变与消费结构变动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鉴于DSGE模型的预测作用，本文基于脉冲响应函数，详细分析了耐用品与非耐用品价格、家庭消费偏好及财政政策变动对未来数期耐用品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的动态影响。

二、模型构建

本文将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因素（价格、偏好、税收以及政府补贴）纳入三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中，分析影响各因素的动态效应和传导机制。对于家庭部门，每一期向厂商提供劳动和私人资本，以获得劳动报酬和资本租金，同时消费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由此将耐用品价格和非耐用品价格引入到家庭的预算约束。另外，家庭每一期须向政府缴纳耐用品消费税和非耐用品消费税。对于厂商部门，假设有两类代表性厂商，即厂商1和厂商2。厂商1主要生产一般消费品，即非耐用品。其在每一期利用雇佣的劳动和租赁的资本进行生产，同时基于产出向政府缴纳一定的产出税。厂商2的产出为耐用品，其每一期需要利用劳动和耐用品进行生产，也向政府部门缴纳一定的产出税。对于政府部门，每一期的收入来源于厂商1和厂商2缴纳的产出税、家庭缴纳的耐用品消费税和非耐用品消费税，而政府的收入用于转移支付和耐用品消费政府补贴，耐用品消费政府补贴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居民增加耐用品消费，从而刺激居民消费。

（一）家庭部门

假定经济体中包含无数个同质的家庭，每个家庭能够生存无穷期，则代表性家庭在每一期规划其耐用品消费、非耐用品消费、劳动供给与投资以最大化一生效用，其效用函数为：

其中，E0表示基于0期信息形成的条件期望算子；0＜β＜1，表示效用的主观贴现率；Dt表示第t期的耐用品消费；Ct表示第t期的非耐用品消费；1-L1t-L2t代表第t期的闲暇。ξDt表示t期代表性家庭的耐用品的消费偏好，ξCt表示t期代表性家庭的非耐用品的消费偏好，为了研究耐用品和非耐用品消费偏好变化的动态效应，在这里假定ξDt和ξCt是随机变量，它们与其稳态值的偏离 ξ͂Dt和 ξ͂Ct且服从 AR（1）过程，则：

在第t期家庭的预算约束为

其中，PDt，PCt分别表示耐用品价格和非耐用品价格；τDt，τCt分别表示耐用品的消费税和非耐用品的消费税；Tt表示政府在第t期的转移支付；为了研究调整耐用品价格和非耐用品价格对代表性家庭的耐用品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的动态影响，假设PDt，PCt是随机变量，它们与其稳态值的偏离服从AR（1）过程，则：

求解代表性家庭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可得一阶条件与横截性条件如下：

其中，λt为约束条件式（4）的Lagrange乘子，式（7）的右边代表家庭t期非耐用品消费的边际效用。式（8）与式（9）为非耐用消费品消费与劳动的Euler方程，式（10）与式（11）反映家庭关于一般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的最优规划，除以上一阶条件外，家庭效用最大化还需满足相应的横截性条件。

（二）厂商部门

假设厂商部门中有两类生产厂商，第一类生产厂商主要生产一般消费品即非耐用消费品，第二类生产厂商主要生产耐用消费品。在每类厂商中，厂商均是同质的，故仍然采用代表性厂商的分析方法。

1.厂商1的生产行为分析

厂商1通过租借私人资本和劳动进行生产，设厂商1的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为其中，α1表示资本产出弹性，α2表示劳动产出弹性。且假设厂商1为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即α1+α2=1；Yt表示t期的产出；Kt表示t期的资本存量；L1t表示t期代表性家庭在厂商1进行工作的劳动时间；At表示t期外生的技术水平，是一个随机变量，其与稳态值的偏离͂t服从AR（1）过程，则：

其中，A*表示技术水平的稳态值是白噪声过程。

厂商1在t期需要支付家庭的工资W1t、资本租金，同时向政府按的τ1t比率缴纳产出税。所以利润最大化问题可表达为：

求解该最优化问题，可得一阶条件：

2.厂商2的生产行为分析

厂商2进行生产需要的生产投入要素为耐用品和劳动，设厂商2的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如下：Y2t=其中，η表示耐用品的产出弹性，η表示12劳动产出弹性。且假设厂商2为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即η1+η2=1；Y2t表示t期厂商2的产出；Dt表示t期的耐用品的存量；L2t表示t期代表性家庭在厂商2进行工作的时间；Bt表示厂商2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随机变量，其与稳态值的偏离 B͂t服从AR（1）过程，则：

其中，B*表示技术水平的稳态值是白噪声过程。

厂商2在t期需要支付家庭的工资W2t、资本租金、同时向政府按的τ2t比率缴纳产出税。所以利润最大化问题可表达为：

求解该最优化问题，可得一阶条件：

（三）政府

在每一期政府以τCt和τDt的税率向代表性家庭征收耐用品消费税和非耐用品消费税，同时以τ1t和τ2t的税率分别向厂商1和厂商2征收产出税，所以在第t期政府的收入为：

为了研究政府调整耐用品消费税和非耐用品消费税的动态效应，在这里假定τCt和τDt是随机变量，它们与其稳态值的偏离 τ͂Ct和 τ͂Dt服从AR（1）过程，则：

假设在每一期政府的收入全部用于转移支付Tt，则 Gt=Tt。

（四）市场出清

当市场达到出清状态时，有以下式子成立：

（五）均衡系统

给定经济中代表性家庭的偏好、厂商的技术水平和资源约束、政府支出分配等，以及耐用品偏好冲击、非耐用品偏好冲击、耐用品价格冲击、非耐用品价格冲击、耐用品消费税冲击、非耐用品消费税冲击和技术冲击，当经济达到均衡状态时，代表性家庭实现效用最大化、代表性厂商1和厂商2分别实现利润最大化，并且消费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均出清。

三、模型参数的校准和贝叶斯估计

模型中的参数根据其特征分两种方法进行赋值，对于静态参数，结合中国实际经济数据和已有文献，采用校准的方法进行赋值；对于动态参数，在模型的基础上采用贝叶斯估计的方法进行赋值。根据本文模型的设定，需要赋值的静态参数包括：主观贴现因子β、资本折旧率δK、耐用消费品折旧率δD、厂商1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产出弹性α1以及厂商2中的劳动产出弹性η2。需要赋值的动态参数包括：耐用品与非耐用品消费偏好冲击、生产技术冲击、耐用品与非耐用品价格冲击以及耐用品与非耐用品消费税冲击的一阶自回归参数和波动参数。

1.静态参数的校准检验。一是主观贴现因子β，利用1979～2014年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估算出1979～2014年的物价水平平均上升了4.5%，故本文将β校准为95%；二是资本折旧率δK，国外很多文献中资本折旧率估计值均在0.1左右，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独特性，参考黄勇峰和任若恩（2002）的结论，我国制造业折旧率高达0.17，故本文校准为0.11；三是耐用品折旧率δD，金戈（2012）计算出固定资产的折旧率为0.096，郭长林（2016）校准的耐用品的折旧率为0.092，考虑到两者差别并不大，本文取耐用品折旧率为0.095；四是厂商1资本产出弹性α1；关于资本产出弹性的取值，本文参考郭长林（2016）的校准结果取为0.5；五是厂商2的劳动产出弹性η2，结合耐用品对产出的贡献，参考许志伟和林仁文（2011）的估计结果，本文将η2校准为0.45。

2.动态参数的校准检验。本文采用我国1979～2017年间实际GDP和居民消费数据作为样本，利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对动态参数进行估计。首先关于先验均值的选取，根据已有文献的估算和冲击源的特征，对于参数先验均值的选取，本文设定耐用品消费偏好冲击、非耐用品消费偏好冲击、耐用品消费税冲击和非耐用品消费税冲击的一阶自回归系数的先验均值为0.7，生产技术冲击、耐用品价格冲击和非耐用品价格冲击的一阶自回归系数的先验均值为0.5。对于随机扰动项的先验均值，本文设定各冲击源随机扰动项的先验均值为0.5。其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动态参数的Bayes估计结果

四、模型动态模拟和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Matlab对模型进行动态模拟，针对中国持续偏低的居民消费率，在这里不仅考虑不同冲击源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动态效应，同时考虑在不同冲击源下居民消费率的动态变化路径。对于居民消费率的定义参考国家统计局的指标解释，定义居民消费率为居民最终消费（耐用品消费与非耐用品消费之和）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接下来，本节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探讨耐用品与非耐用品价格冲击对居民耐用品、非耐用品消费以及居民消费率的动态效应及传导机制；二是分析耐用品与非耐用品偏好冲击对居民耐用品、非耐用品消费以及居民消费率的动态效应及传导机制。

（一）价格冲击的动态效应分析

图1 耐用品和非耐用品价格冲击的脉冲响应图

图1 分别给出的是在耐用品价格冲击和非耐用品价格冲击对居民的耐用品消费、非耐用品消费以及居民消费率的脉冲响应图。在给定1%正向的耐用品价格冲击后，由图1（a1）所示，居民的耐用品消费立即负向偏离初始状态至最大幅度大约为-2×10-3，随后逐步回归，并在第7期回归到初始状态；由图1（a2）所示，居民非耐用品消费在冲击发生的当期负向偏离初始状态至-4×10-3，但随后立刻回弹，第2期已达到正向偏离的最大值大约为2.9×10-3，之后快速回归，在第6期回归到初始状态。由图1（a3）所示，居民消费率在冲击发生当期负向偏离初始状态至最大幅度约为-8.5×10-3，随后立刻回弹，并在第2期达到正向偏离的峰值5×10-3，之后逐步回归，在第7期回到初始状态；给定1%正向的非耐用品价格冲击，由图1（b1）所示，居民的耐用品消费立即负向偏离初始状态至最大幅度-7.2×10-5，随后缓慢回归，并在第18期回归到初始状态；由图1（b2）所示，居民非耐用品消费在冲击发生的第2期达到负向偏离的低谷-4.3×10-3，之后逐步回归，在第9期回归到初始状态；由图1（b3）所示，居民消费率在冲击发生当期正向偏离初始状态至5×10-3，随后立刻下降，并在第2期达到负向偏离的低谷2.5×10-3，之后逐步回弹，在第7期回到初始状态。总之，面对正向的非耐用品价格冲击，居民耐用品消费、非耐用品消费以及居民消费率的反应均为负向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发现：第一，正向的耐用品价格冲击对居民耐用品消费具有负效应，但是对居民非耐用品消费整体上为正效应，最终导致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为正效应；第二，面对正向的非耐用品价格冲击，居民耐用品消费、非耐用品消费以及居民消费率的反应均为负向的。

结合价格冲击对耐用品消费、非耐用品消费以及居民消费率的动态影响，接下来分析耐用品与非耐用品价格的传导机制。由于耐用品消费（如房产、汽车等）的基数较大，所占家庭收入比例很高，其价格上升必将导致居民将其收入转移至非耐用品消费，从而导致耐用品消费显著下降，非耐用品消费上升；同时，由于非耐用品消费占家庭收入比例偏小，其价格上升仅对非耐用品存在较大负面影响，而对耐用品消费的影响微弱。

（二）偏好冲击的动态效应分析

图2 耐用品和非耐用品偏好冲击的脉冲响应图

图2 为在耐用品偏好冲击和非耐用品偏好冲击对居民的耐用品消费、非耐用品消费以及居民消费率的脉冲响应图。给定1%正向的耐用品消费偏好冲击，由图2（c1）所示，居民的耐用品消费立即正向偏离初始状态至最大幅度1.5×10-3，随后逐步回归，并在第9期回归到初始状态；由图2（c2）所示，居民非耐用品消费在冲击发生时立即正向偏离初始状态至3×10-3，随后立即在2期达到负向偏离的低谷约为-2.8×10-3，之后逐步回归，在第12期回归到初始状态。由图2（c3）所示，居民消费率在冲击发生当期正向偏离初始状态大约至9.1×10-3，随后立刻下降，并在第2期微幅负向偏离初始状态-4×10-3，之后逐步回归，在第10期回到初始状态。

给定1%正向的非耐用品消费偏好冲击，由图2（d1）所示，居民的耐用品消费立即负向偏离初始状态至-3×10-4，随后缓慢回归，负效应持续了20期；由图2（d2）所示，居民的非耐用品消费立即负向偏离初始状态大约至-2.3×10-3，并在冲击发生的第2期达到正向偏离的峰值4.1×10-3，之后逐步回归，在第11期回归到初始状态。由图2（d3）所示，居民消费率在冲击发生当期负向偏离初始状态至-4×10-3，随后立刻回弹，并在第2期达到正向偏离的峰值3.9×10-3，之后逐步回弹，在第8期回到初始状态。

通过上面的分析发现：第一，面对正向的耐用品消费偏好冲击，居民耐用品消费的反应为正向的，非耐用品消费的反应在整体上为负向的，最终导致居民消费率的反应整体上为负向的；第二，面对正向的非耐用品消费偏好冲击，居民耐用品消费的反应为负向的，且持续性较强，非耐用品消费的反应在整体上为正向的，但是对居民消费率的效应为正向的。

结合偏好冲击对耐用品消费、非耐用品消费以及居民消费率的动态影响，分析耐用品与非耐用品偏好冲击的传导机制发现，耐用品消费偏好上升使得耐用品消费快速上升，非耐用品消费下降，但其对两者的影响周期较短；然而，非耐用品消费偏好上升使得非耐用品消费上升，耐用品消费下降，但其对两者的影响周期相对较长。这是因为耐用品消费占家庭收入比例较大，且使用周期较长，其偏好上升难以改变居民原有消费结构，不同的是，由于非耐用品消费占家庭收入比例相对较小，且更新换代周期较短，其偏好上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更为显著和持久。

五、模型的敏感性分析

考虑到模型的稳健性问题，同时通过调整随机变量的波动幅度，对耐用品消费与非耐用品消费进行敏感性分析，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消费品价格波动的敏感性分析

图3分别给出了耐用品和非耐用品价格增幅1%、3%和5%三种情形下对耐用品消费、非耐用品消费及居民消费率的脉冲响应图。

图3 耐用品和非耐用品价格冲击的敏感性分析

图3 第一行表示正向的耐用品价格冲击对各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可以看出，当耐用品价格增幅从1%上涨至5%时，耐用品消费规模加速下降，而对非耐用品消费及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在初期较大，之后快速消失。这反映出耐用品价格对耐用品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持续性，且表现为加速的负效应，而对非耐用品消费及居民消费率的影响较为短暂，且影响幅度相对较小。图3第二行表示正向的非耐用品价格冲击对各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可以看出，当非耐用品价格增幅从1%上涨至5%时，耐用品消费量呈现匀速下降态势，且复苏周期显著延长，而对非耐用品消费的负效应明显加速，复苏周期变动较小，居民消费率的波动幅度也显著加大。

通过上面的分析发现：第一，耐用品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的总体影响更为直接，特别是对耐用品消费，而对各经济变量的复苏周期的影响相对较小；第二，非耐用品价格波动对非耐用品消费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且对耐用品消费的影响时间出现了大幅延长；第三，两者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效果是互逆的，且随着两者涨幅的不断扩大，这种影响效果的互逆特征仍表现的较为明显。

图4 税收政策的动态效应及敏感性分析

（二）税收政策的动态效应及敏感性分析

图4 为耐用品消费税冲击和非耐用品消费税冲击对居民的耐用品消费、非耐用品消费以及居民消费率的脉冲响应图。为了分析消费税政策调整对居民结构和消费率的影响，本文分别模拟了耐用品和非耐用品消费税增幅1%、3%和5%等三种情形。

给定1%正向的耐用品消费税冲击，由图5第一行可以看出，居民的耐用品消费立即负向偏离初始状态，随后逐步回归，在第10期左右回到初始状态。居民非耐用品消费在冲击的当期立即正向偏离初始状态，之后缓慢回归，在第25期左右回归到初始状态。居民消费率在冲击发生当期立即负向偏离初始状态，随后逐步回归，大约在第9期回到初始状态。随着耐用品消费税增幅达到3%、5%，耐用品消费规模出现较为匀速的下降，而非耐用品消费的上升速率逐渐加快。这反映出耐用品消费税对非耐用品消费的影响保持较为理性的负向关系，而对非耐用品的消费具有一定的加速效应。这是因为家庭对耐用品的消费下降，更多的受到税负增加的抑制，而非耐用品的消费加速上升，不仅是由于税负对耐用品消费的挤出效应，而且这种税负上升的心理预期也加剧了居民对非耐用品的消费冲动。

给定1%正向的非耐用品消费税冲击，由图5第二行可以看出，居民耐用品消费在冲击的当期立即正向偏离初始状态，之后缓慢回归，在第28期左右回归到初始状态。居民的耐用品消费立即负向偏离初始状态，随后逐步回归，并在第10期左右回到初始状态。居民消费率在冲击发生当期立即负向偏离初始状态，随后逐步回归，大约在第10期回到初始状态。随着非耐用品消费税增幅达到3%、5%，非耐用品消费量的下降速率在逐渐放缓，而耐用品消费出现加速上升。这说明耐用品消费税对非耐用品消费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递减效应，而对耐用品的消费具有一定的加速刺激效应。这是因为较大部分的非耐用消费品是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其刚性需求使得税负上升对其的影响出现下降。而耐用品消费加速上升，也是同时受到非耐用品税负上升以及心理预期的影响。

通过上面的分析发现：第一，正向的耐用品消费税冲击对居民耐用品消费具有负效应，但是对居民非耐用品消费具有正效应。居民消费率面对正向的耐用品消费税冲击的反应为负向的；第二，正向的非耐用品消费税冲击对居民耐用品消费具有正效应，但是对居民非耐用品消费具有负效应。居民消费率面对正向的耐用品消费税冲击的反应为负向的。

结合消费税收冲击对耐用品消费、非耐用品消费以及居民消费率的动态影响，接下来分析耐用品消费税与非耐用品消费税冲击的传导机制。从耐用品与非耐用品消费税的角度来看，由

于耐用品消费单笔支出额度较大，其税收的提升必将对家庭收入产生显著影响，而耐用品消费单笔支出额度相对较小，其税收变动对家庭收入影响较小。因此，耐用品消费

税对家庭总消费的负面作用较大，非耐用品消费税的负面影响较弱。

（三）耐用品消费政府补贴的动态效应及敏感性分析

考虑到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补贴支持，本文将耐用品消费政府补贴引入到模型中，进而研究调整耐用品消费政府补贴对居民消费结构和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代表性家庭的预算约束式（4）变为：

其中，gDt表示政府为了刺激居民增加耐用品消费而给予的补贴率；由于代表性家庭的预算约束发生了改变，则其效用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也会相应的变化：

在本模型中，加入耐用品消费政府补贴对代表性厂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没有影响。相应地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其收入全部用于转移支付G1t和政府对耐用品消费的补贴G2t，则有Gt=G1t+G2t，G2t=gDtPDtDt（1+τDt）。

为了研究政府调整耐用品消费补贴对居民消费结构和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在这里假定补贴率gDt是一个随机变量，其与稳态值的偏离g͂Dt服从AR（1）过程，则：

图5给出增加耐用品消费政府补贴对居民的耐用品消费、非耐用品消费以及居民消费率的脉冲响应图。为了分析耐用品消费政府补贴政策调整对居民结构和消费率的影响，本文分别模拟了耐用品消费政府补贴增幅1%、3%和5%三种情形。

图5 耐用品消费政府补贴政策的动态效应及敏感性分析

由图5所示，如果耐用品消费政府补贴增幅1%，居民的耐用品消费在政策调整的当期立即正向偏离初始状态，随后逐步回归，并在第12期左右回到初始状态。居民非耐用品消费在政策调整的当期立即负向偏离初始状态，之后缓慢回归，在第25期左右回归到初始状态。居民消费率在政策调整的当期立即正向偏离初始状态，随后逐步回归，大约在第10期左右回到初始状态。随着耐用品消费政府补贴增幅达到3%、5%，耐用品消费的上升速率在逐渐放缓，而非耐用品消费保持匀速下降的态势。这体现出耐用品消费补贴对耐用品消费刺激的边际效应在不断减弱，而对非耐用品消费的挤出效应仍具有较大的影响。这是由于耐用消费品的更换周期较长，对于普通家庭来讲，多是一次性购买的消费品，故政府补贴幅度的上升对居民的短期购买意愿具有较好的刺激作用，而从长期来看，其积极作用将会不断减弱；而对居民的非耐用品消费影响有限，主要是由于耐用品消费政府补贴对居民的家庭收入并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心理预期表现也不明显。

总之，如果政府采取增加耐用品消费补贴的政策，其对居民的耐用品消费具有较强正效应，而对居民的非耐用品消费具有相对较弱的负效应。但是，该政策对居民非耐用消费品影响的持续性要强于对居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那么，最终导致在一段时期内会提高居民消费率，达到刺激居民消费的目的。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区分耐用消费品与非耐用消费品，构建包含居民消费特征的DSGE模型，模拟消费品价格、消费偏好以及消费税等外生变量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动态效应。研究发现，耐用品价格上升能够显著削弱耐用品消费并提升非耐用品消费，而非耐用品价格上升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弱。耐用品与非耐用品消费偏好变动对耐用品与非耐用品消费存在明显差异，前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周期较短，而后者的影响周期相对较长。耐用品消费税对家庭总消费存在显著的负效应，而非耐用品消费税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消费品价格与消费偏好在耐用品与非耐用品方面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存在互逆性，而消费税提升显著降低居民消费率。

本文结论为研究我国居民的低消费率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从本文研究结论来看，居民消费在耐用品消费与非耐用消费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基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完善消费品定价机制，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价格调控，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的总消费水平；第二，应积极改善外围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生产质量，从观念上提升居民的消费偏好；第三，完善消费税征收机制，对耐用品与非耐用品实施有针对性地差别征收，降低居民消费支出比例，提升消费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