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铜墙铁壁”到前朝故垒
——金长城在蒙金之战中的军事防御价值刍议

★ 郭洁宇

长城，原本是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抵御以游牧为业的草原民族的军事防御工程，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是由各种城、关、隘口、敌台、烟墩（即烽火台）、堡子、城墙等共同组成的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①参见李逸友等：《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32 ～333 页。在近120年（1115—1234年）的时间内，女真逐渐由一个世居松花江流域的少数民族逐渐内迁汉化，建立了崇文尊孔、耕植定居的中原王朝。然而随着金朝政权中心的南下，他们的龙兴之所，却变成了叛服不定的多事之地。为了防御已经被赶走的辽人和草原上的蒙古游牧民族的侵扰，金朝统治者也师法汉人，徙民屯兵、列置堡障、筑堑为边，在其国土北部先后建立了“东北起嫩江、西南至黄河”的绵亘万里之长城。②参见孙文政：《金长城管理机构设置沿革考（Ⅰ）：金东北路与临潢府》，《长城研究》2018年第2 期。这道“C 型防御圈”的修建，对于抵挡以骑兵为主的草原部落的袭扰具有一定的战术防御价值。但是，作为一项倾入大量财力、人才、物力、寄予厚望的宏伟军事防御工程，金长城在蒙金塞北诸战役中，并未发挥其预期之屏障北疆的作用，而最终因为统治者战略和战役上的消极和短视，横卧于塞北沙海，变成了金朝衰亡的佐证。

一、从战术价值上看，金长城称得上是完备的防御体系

金朝建国前，对长城已有初步的认识。在辽乾统时期（1101—1111年），高丽曾多次依仗“曷赖甸长城”与完颜部女真人征战，受此影响，女真人认识到了防御工程的重要性。在灭辽侵宋过程中，金人又亲眼目睹了燕赵、秦汉、北魏、北齐等朝遗存长城的基本形制，进一步强化了其长城防御观念。③参见解丹：《金长城军事防御体系及其空间规划布局研究》，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59 页。从《金史》记载的情况来看，金筑长城之议，开始于金熙宗（1138—1150年）初年，后经世宗大定（1161—1190年）、章宗明昌（1190—1196年）至承安（1196—1201年）年间集中进行，完成了自东北至西南沿线的全部工程。④参见贾洲杰：《金代长城初议》，《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 期。此后历代屡发工役，但多是修补加固，修筑前后共历经70 余年。在结合前人以及本民族特点的基础之上，金长城逐渐形成了由堑壕（或称界壕、壕沟等）、边墙（又称“堤”，堑壕旁边的墙体）、女墙、马面、关隘、戍堡、边堡、关城、瓮城、烽堠等组成的军事要塞体系。①参见吴庆洲：《中国军事建筑艺术》，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71 页。在冷兵器战争时期，其战术防御价值有一定的进步性。

（一）金长城的选址规划。《金史·地理志》载：“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西，经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逾黄河，复西历葭州及米脂寨，出临洮府、会州、积石之外，与生羌地相错。”②《金史》卷24《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49 页。按照当今的行政区划来看，金长城主要分布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局部分散在黑龙江、吉林、河北以及蒙古国境内，正好处于当时金朝与蒙古草原各民族的交界地带和对抗前沿。作为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金长城主要有岭北长城和岭南长城两段组成③岭北长城位于金早期疆域的最北端，沿额尔古纳河走向，东为大兴安岭起点，北临外兴安岭屏障，西至肯特山东南麓，以防御西北入侵之敌。河北围场岱伊沟之乾隆《古长城说》碑文中说，所谓“此古长城也，东始于黑龙江，西至流沙，类然。”即为证。根据建国以来考古及断代工作证实，这段历史上被称为“金源边堡”“成吉思汗边墙”的古长城实际上属于辽代修建，金国疏浚，这与《金史》中“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相互印证。岭南长城东起嫩江中游，沿大兴安岭走向，经过锡林浩特高原和浑善达克沙地，与阴山山脉相连，进而向西，直达黄河河套东部。，岭南长城又分为北线、中线、南线，南线又包括东西二支线，分别由东北、临潢、西北和西南等四路招讨司负责④参见孙文政：《金长城管理机构设置沿革考（Ⅰ）：金东北路与临潢府》，《长城研究》2018年第2 期；《金长城管理机构设置沿革考（Ⅱ）：金西北路与西南府》，《长城研究》2018年第3 期。，“以重臣知兵者为使，列城堡濠墙，戍守为永制”⑤《金史》卷44《兵志·禁军》，第1003 页。。金长城修建的时序与北疆游牧民族势力的强弱有密切的关系，大致按照“先北后南”的顺序进行。因为游牧骑兵主要是在马背上作战，所以防御工事要防御马的前进，这就是金长城修建的指导思想。⑥参见苏德：《浅析金长城中界壕的形成和作用》，《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 期。与秦汉以及后来的明长城不同的是，金长城没有采取“因边山险、以河为塞”的成例，而是将界壕和边堡选择修建在山下缓坡台地上，即便有高山也没有建筑在山巅之上，这从侧面反映了金朝的防御理念。蒙古骑兵作战速度快，在金朝的边境线被攻击时，界壕戍守的战士会第一时间发现敌人，通过烽火传递告知屯兵城将士，并依靠界壕防御工程做掩护，先进行远距离战斗，延缓骑兵到达墙体、军堡的速度，等大部队来到时即可与残余敌人作战，即使蒙古骑兵越过界壕，金军也可以在延迟时间内做好集结准备工作。⑦参见解丹：《金长城界壕防御工程中壕的渊源和作用》，《新建筑》2013年第1 期。因此，界壕的目的并不是在“阻挡”，而是在“延缓”，这说明金军最初并不是固守长城消极抵抗，而是以灵活机动的戍边骑兵给敌人以有效的回击。

（二）金长城的技术设置。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今人考古研究，金长城主体是由界壕和边堡两大部分组成，因而，金长城又被称为金界壕、边堡。二者之间的关系，正如王国维所说：“界壕者，掘地为沟堑以限戎马之足；边堡者，于要害处筑城堡以居戍人。”⑧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5《金界壕考》，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713 页。“有壕堑则不能不置戍守，置戍守则不可无堡，则边堡之筑亦当在同时。”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5《金界壕考》，第715 页。边堡一般筑在界壕里侧，界壕是外围防线，内外相济、互为补充。客观来讲，从军事战略和防御策略的角度讲，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⑩参见李鸿宾：《金界壕与长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 期。史书记载，金长城修建工程大致如下：先是开界壕，设堑险，筑碉堡；然后在将掘堑壕时所产生的积土筑成障墙，接着又将障墙筑成城隍，于城隍之上加筑女墙，成为带“垛口”“射孔”供战守之前墙。又在城隍后角上加筑防护用之副墙。在驻兵地点，修建戍堡以及边堡等营垒。其建筑规格，已与燕、秦所筑长城约略相等，而工程有时或过于燕、秦长城。①参见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3 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7 页。金代长城，墙外普遍挖掘一条壕堑，重要地段挖筑双壕双墙连续并列。顺序为外壕、外墙、内壕、内墙，一般外壕宽5—6m，内壕宽10m 乃至50—60m，副墙宽2.5—6m，主墙宽5—15m。在长城主墙或单线墙外附筑马面（有学者称之为敌台，即界壕内墙向外突出的部分，半圆造型），伸出墙外4—5m，宽6—8m，马面高出长城墙头，多设在险要地段和城堡附近，其间距60—150m 不等。戍堡多靠近长城或直接以一面连在长城上，平面多为方形，每面长100—150m，一面开门，有的有瓮城和城壕。两堡间一般相距5—10km；在要道或者险要处，可为0.5—1km，这时两堡间常为关口。边堡多位于山口、江边或交通要道上，或视野开阔的高阜山岗上，总之是在近水源、便屯兵，适于监视敌情和利于御敌之处。边堡和长城最近只距几米，最远达100—1000m，边堡之间为等距离，约为10km。金长城和前朝长城相比，其界壕防御工程的规划布局更为严密，形制更为完备。

（三）金长城的战术评估。游牧骑兵主要是在马背上作战，因此针对游牧骑兵进攻的防御，主要是阻滞马的前进。这是金界壕的精髓和奥妙所在。②参见苏德：《浅析金长城中界壕的形成和作用》，《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 期。金长城是一道漫长的万里防线，其完全发挥作用必须依赖沿线军事防御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金长城军事防御体系，是由长城界壕防御工程体系、军事聚落防御体系和信息工程传递体系组成。③参见解丹：《金长城军事防御体系概述》，《新建筑》2013年第4 期。在整个防御体系中，金长城依靠长达万里的界壕来实现西北疆域的线性防御，利用界壕内部的军事聚落层次体系来实现南北纵深的网状防御，通过界壕内部的信息传递工程来实现军事信息的有效传递。④参见解丹：《金长城界壕防御工程中壕的渊源和作用》，《新建筑》2013年第1 期。根据考古研究发现，岭北长城和岭南长城北线采取双层界壕布局，岭南长城北线、中线、南线与南支线采取多层、网状建行布局。多层网状界壕的规划布局可以更好地阻挡敌军的进攻，并有效地破解骑兵的迂回战术，避免了单线和复线平行分布时一点突破而至全线崩溃的缺点。蒙军骑兵作战反应快速，善于迂回包抄，而在金长城防御网中，骑兵的特点难以发挥出来，无外乎蒙军能够占领岭北长城，却不敢冲越岭南长城。金代长城防御体系较前期长城更为完备和适用，壕、墙并列，主、副墙并列，关城与瓮城的增筑，马面普遍的使用，以及军事聚落的纵深防御性与烽燧、驿站的相关信息配备，使得防御体系更为紧凑有力，一些特点为明代长城所承袭。⑤参见解丹：《金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之构成》，《2011 世界建筑史教学与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419 页。

二、从战役实践上看，金长城未能有效抵御蒙古的进攻

尽管表面上固若金汤的长城要塞对于抵御草原骑兵的进攻有相当的积极作用，实际上却并非是不可逾越的“天堑”。在与金朝的军事合作和对抗中，成吉思汗对金长城的特点逐渐有了深入了解，在除去金之侧翼——西夏的威胁后，他采取从长城西端“大迂回”的战役方针闪电袭金，避免了与长城要塞的正面碰撞。从此，揭开了金朝战役上大溃败的序幕。

（一）自然条件影响战役效能发挥。金长城的构造特点受地理因素的限制较多，其地处高原地区，海拔多在1000—1300m，地势开阔，地表起伏不大，没有可以构成阻碍的地形结构。所以，虽然在军事工程修建的难度不大，但也只能从简单的防御策略考虑，而无法做到真正的阻碍。此外，金长城所处地区多为沙地，无高大山脊可依靠，风沙较大，堑壕易被填平。对此，王国维在《金界壕考》中记载道：“塞外多风沙，以湮塞为患。故世宗朝屡遣使经划，卒不能决。章宗时边患益亟。乃决开壕之策，卒于承安三年成之。其堑壕起东北，讫西南，几三千里，可谓近古史上之大工役。”⑥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5《金界壕考》，第713 页。实际情况确也如此，金界壕挖成后不久，即被风沙湮塞大半，蒙古铁骑在突击时，只需要少量柴草和沙土，就可以埋平一段界壕，成为向南进攻的通道，所及金界壕不能够起到阻挡骑兵的作用。①参见李逸友：《金界壕：比长城更长》，《文物天地》2002年第2 期。因此，章宗明昌年间（1190—1196年）动议修筑长城时，便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金史·张万公传》载：“初，明昌间，有司建议，自西南、西北路，沿临潢达泰州，开筑堑壕以备大兵，役者三万人，连年未就。御史台言：‘所开旋为风沙所平，无益于御侮。而徒劳民’。上因旱灾，问万公所由致。万公对以：‘劳民之久，恐伤和气，宜从御史台所言，罢之为便。’后丞相襄师还，卒为开筑，民甚苦之。”②《金史》卷95《张万公传》，第2101 ～2102 页。由此可见，金长城修建时间跨度虽大，但真正修建的时间并不长。修建长城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更需要天时和地利的有利条件。而根据史料记载和现代科学推测，金代正处于中国第三个寒冷干旱时期，气候多以寒冷干旱为主，整体温度偏低，所以可以施工的时期相对较短。要想在短时间内修建庞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只能是以修筑界壕的方式来完成。③参见苏德：《浅析金长城中界壕的形成和作用》，《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 期。此外，蒙古的威胁不断迫使金朝速成边防，这也是采用堑壕御敌的重要原因。同修筑高大墙体相比，挖掘堑壕当然更省工省力省时，可以尽快满足边防的迫切需要。完颜襄主持挖掘的临潢路界壕长达300km，竟然在“五旬”之内完成。④参见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仓促完工的军事防御工程必然会有粗制滥造之嫌。

（二）分兵设防导致无法集中应敌。《孙子·谋攻篇》谓：“识众寡之用者胜。”集兵以消灭敌人，分兵以牵制对手，兵力的集中和分散都是以实际需要为出发点的。在蒙金边堡塞内之战中，30 万金军面对10 万蒙古军，本来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全面优势，然而金军既不集中兵力于敌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更不在要害地区受敌攻击时，投入强大的支援兵力，而是处处设防，分兵把守，自毁优势。平章政事徒单镒曾建言：“自与蒙古用兵以来，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必然败，不若领兵入保大城，并力备御昌州、桓州、抚州三州，三州素号庶富，人皆勇健，可以内徙，益我兵势，人畜财货，不至亡失。”⑤《金史》卷99《徒单镒传》，第2189 ～2190 页。参知政事梁镗不同意：“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帝不辨是非，斥责徒单镒。随后，金军在野狐岭、会河川，桓、昌、抚诸州以及西京等城池地区，莫不一一溃败。设若金军能在上述任何一两处关键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或与敌主力集团决战，或截击敌于运动之中，那么30 万精锐之师虽不能说必胜于敌，但起码不致于如此之惨败。反观蒙古军，则能充分发挥擅长运动战的优势，运用快速机动奇袭、奔袭等多种手段，集中兵力于决战方面，突击奔驰，要打就打、要走就走，积极主动，稳执战场之牛耳，焉有不胜之理。金军沿长城边堡设防，陷于被动，兵力虽多，最终被蒙古军各个击破，退保中都。金朝统治者，处理不好集中应敌和驰援关键的关系，思维之僵化迟钝，即使有万里长城护佑，也避免不了最终的失败。

（三）战役威慑难掩畏蒙恐战心理。金长城气势之宏大，对于边疆民族而言，多多少少有心理上的震慑作用。史书记载，金以北陲多警，连年用兵，枢密使完颜襄主持修边堡四道，蒙古曾两次自北方入侵，先后被宗浩、耶律襄击退。⑥参见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3 册，第200 页。由此看来，金边堡长城在抵御蒙古入侵实践中并不是一无是处。但是金朝承平日久，让金人失去了当年盘马弯弓、纵横驰骋的雄风，对付南宋的进攻尚可稳中取胜，但是面对蒙军却是倍感恐惧。在北境告急下，金帝完颜永济命平章政事独吉思忠进驻抚州（今河北张北县），拱卫京都。曾经因修缮西北路界壕系统时，“止用屯戍军卒，役不及民”而广受好评的独吉思忠没有主动出击的勇气，只是在抚州一线筑乌沙堡以自卫，并于乌沙堡附近暗道可通之处，修建乌月营以为补充支援基地。乌沙堡可谓坚固备至，蒙古百余日不能攻下，随后，成吉思汗派大将哲别攻取乌月营，夺金后援补给，乌沙堡人力物力已竭，独吉思忠只能下令撤守。⑦参见冯承钧：《成吉思汗传》，北京：商务印书馆，第64 页。在之后的野狐岭—会河堡之战中，金军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然而以完颜承裕为首的金军将帅非但没有人提出过任何具有价值的战略对策和进行有效的作战指挥，反而畏敌如虎、怯懦惧战，有的主动撤退，有的弃军而逃，即便是担任一方主将的纥石烈执中（另作胡沙虎）、穆延尽忠（另作抹捻尽忠）、郭宝玉等也莫不如是，最终让蒙古铁骑突破了居庸内外堡长城，中都也在蒙军前后两次进攻下最终破城。相比之下，蒙古主将木华黎却“率敢死士、策马横戈，大呼陷阵”，最终攻破了金重兵防守的野狐岭防线。防御最容易陷于被动，故通常虽以防守为目的之作战，亦须以攻击为手段。但是，凭借长城之坚，金朝人对蒙古人作战始终处于消极防御，从未发动攻击行动，更可怕的是未战而先惧。议和之后，继以迁二都，变防御为退却，此前优势可谓丧失殆尽。①参见武国卿：《中国战争史》第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9 页。《金史》的评价一语中的：“金之亡国，兆于此焉。”②《金史》卷93《完颜承裕传》，第2067 页。

三、从战略布局上看，金长城难以扭转金王朝覆灭的命运

“北防南侵”可谓是金朝立国以来的总体国家战略，由此可以看出，金朝俨然把南宋作为自身最主要的战略对手来看。但是随着蒙古民族的崛起，地区战略格局打破，战略力量分化重组，“北防南侵”就显得不合时宜了。金朝统治者却不能根据时局的变化及时调整自身战略，单单依靠经营数十年、绵亘数千里，专门阻挡骑兵集群的防御工程拒敌，最终招致了王朝的覆灭。

（一）缺乏一以贯之的防边固疆战略。金代前期因为战略重点方向在南宋，对待北部民族的袭扰采取分化打压，以夷制夷的策略。草原民族由于缺乏统一集中的领导，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只能对金纳贡称臣，如塔塔尔部和汪古部就曾在金的威慑下为金戍守边墙。但随着草原上部分部族实力的逐渐增强，开始进袭金的统治区域，金转而采取粗暴的“减丁”政策。据《金史》记载，金世宗大定元年（1161年），有童谣曰：“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去处！”金世宗闻之，惊曰：“必是蒙古鞑靼人将为我患。”乃下令出兵剿之，极于大漠穷荒。而后，岁岁出兵北边，恣行杀戮北方诸部，谓之“减丁”。直至金章宗明昌年间（1190—1196年），始停止灭丁政策。因此，北方诸部对于金人之残酷手段怨恨入骨，“灭丁”之仇，累世不忘。③参见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3 册，第186 页。由于双方矛盾越来越尖锐，形势越来越严重，以至于金军常常南兵北调，以防后院起火。修建长城的问题便成为了一项重要的课题。随后，修建堡戍、开壕筑垣之议不断提出。大定十一年，参知政事宗叙北巡后极言边防利害；十七年，则有以两路招讨司以及乌古里石垒部族，临潢府、泰州等路分定保戍、分段动工的诏令；大定二十一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复修工程，对“参差不齐”者，“皆取直列置堡戍”④《金史》卷24《地理志》，第563 页。，弥补疏漏，严密防御设施。长城在当时俨然成为了一道营垒，一遇北部某一民族起而“作乱”时，金朝即从此营垒出发进击，败则退而戍守。于是，绵亘于北部边疆的长城逐渐成为金人的依托和屏障。但是，由于缺乏科学长远的抚边之策，面对蒙古大军的侵袭，除了撤换败将，就是准备放弃京城南逃，既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战略对策，更无抗御外敌入侵的决心和意志。千里长堤绝无永固之时，长城在一定时期曾发挥了它的御敌作用，但并不能借此而保住修筑者的永久安全。⑤参见贾洲杰：《金代长城初议》，《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 期。

（二）“北防南侵”思想导致陷入战略被动。在蒙金战争爆发前，金朝的战略部署是重南轻北，在南宋战略方向上除接壤的16 个州都部署有军队外，在战略纵深地区的临洮、京兆（今西安）、益都（今青州）、南京（今开封）等四个要点部署有较多兵力，总兵力近20 万。在蒙古战略方向上，只有在接壤的净（今内蒙古四子王旗）、昌（今河北宣化）、桓（今内蒙古正蓝旗）、庆（今内蒙古林东、西乌旗之间）等四州以及泰州（今吉林白城子南）、临潢（今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抚州（今河北张北）等要点驻有较多兵力，但对于抵挡蒙军显然是捉襟见肘。此前，为了应对南宋的“开禧北伐”，金军北境边防部队大多抽掉南下，而汪古部等游牧民族倒向蒙古，更令整个金界壕系统形同虚设。处于被动防御态势的金帝国，必须同时兼顾东京辽阳、中都燕京、西京大同三个方向。蒙金战争爆发后，金军的战略部署自然从重南轻北转变为重北轻南，从重点防备南宋转变为重点防备蒙古，为了抵御蒙古，在中都路、北京路、河东路、河北路、山东路等地区的兵力增加到30 万之多。此时，成吉思汗对金朝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略，先是对其东北路发起进攻，威胁上京一带，迫使金朝从南调兵前往东北驻守，接着又挥师西进攻长城西端。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思叛金投蒙，开放城关，并为蒙古军队充当向导，成吉思汗胜利越过长城，由西京转而围攻金中都。这样造成了金朝顾东丢西、首尾不应，京城空虚，形成了必亡之势。从征金战争的全过程看，成吉思汗在战略指导中尽量避免两线作战，当不得不在两线作战时，总是要分主次，把主力用在主要战略方向上，绝不平分兵力。“北防南侵”不仅受制于蒙古，还结怨于南宋，南宋在蒙金之战中隔岸观火，并停止了岁币的输纳，重起北伐之议，金朝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

（三）统治集团昏庸无能无异于自毁长城。政略决定战略，从金朝在对蒙作战中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可以看出，其失败主要归因于其政治统治的腐朽没落。对于战略同盟西夏，金朝缺乏唇亡齿寒的危机意识。在西夏面临蒙古军队的严重威胁，派使臣紧急向金求援时，金朝统治者却认为“敌人相攻，中国之福，吾何患焉”。结果，西夏在“纳女请和”，蒙古罢兵后，便将矛头转向了金。史载，西夏神宗李遵顼即位伊始（1211年农历七月），便出兵5 万，围攻金朝西北边防要塞——东胜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迫使金帝完颜永济不得不抽调西南路马军万户纥石烈鹤寿所部赶往支援，使得金对蒙作战形势雪上加霜。金朝虽然较长时间内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但平心而论，在其核心战略城邑以及周围地区的防卫设施还是牢固而完备的，如若凭借这些坚城要堡，上下一心，团结御敌，那么当时只擅长野战驰突，不善于拔寨攻城的蒙古骑兵，短时间内很难攻陷任何一处边城要地。可惜，金廷的内讧和兵乱，帮了蒙古军的大忙。金中都本是城坚池深、重兵屯守的京城要地，但经纥石烈执中、术虎高琪等人的连续内讧仇杀，最后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又叛降蒙古，中都守军主将穆延尽忠也弃城而逃，金军力量遂自耗殆尽，斗志全失，导致蒙古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中都。更为遗憾的是，正当金朝抗击蒙古军入袭的关键时刻，却不得不先调动百万大军，征讨耶律留哥于辽西，如果这部分兵力能够投入抗击蒙古军的作战，诸多坚城要塞能够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统治集团和其将帅能够团结一心，共赴危难，那么战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局。①参见武国卿：《中国战争史》第6 卷，第120 页。更有甚者，当有人提出一些颇有价值的建议时，尽被完颜永济等人蛮横地拒绝。如，边将纳哈塔迈珠获知蒙古击降西夏后大造箭矢刀矛，准确判断蒙军将大举袭金，并向完颜永济报告，完颜永济竟以“擅生边隙”的罪名，将其下狱治罪。继之又拒绝了平定州刺史赵秉文关于“捣敌之虚、攻敌必救”的重要建言。凡此种种都一再证明，以完颜永济为首的金朝统治集团昏庸无能，其腐朽昏聩无异于自毁长城，纵使有雄兵百万也于事无补，此时只要再加上外力的作用，金朝政权败军亡国的命运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