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地上人未老
——赣南采茶戏《长征第一渡》观后

童孟遥

在现代戏创作中，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剧作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所谓革命历史题材戏剧，特指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并领导的历经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背景的历史题材进行创作的戏剧作品。它是近代以来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孕育产生的，是在创作实践中逐步确立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剧作家们创作出了许多高质量的革命历史题材剧，这些剧作表现了革命先烈们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热爱祖国的赤子情怀、视死如归的斗争精神、舍生取义的崇高品质，是对当代人进行人生理想、信仰教育的好教材，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西作为红色资源大省，也相继涌现了一批高质量的、具有创新意义的革命历史题材戏剧作品，如歌剧《枪声里的歌声》、赣南采茶戏《山歌情》、赣剧《等你一百年》、音乐剧《围屋女人》等。江西的剧作家们充分利用革命老区的素材和背景，满怀创作激情，全情塑造了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志士真实又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形象，为实现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大步跨越乃至突破，展示了一个宽阔的前景。

2019年是建国7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这一系列重大纪念活动无疑给予了革命历史题材剧以创作的契机，我省知名编剧谢干文以挖掘地方资源为主，以“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的于都县长征第一渡为故事题材，笔触转向了描写重大历史事件背景下的小环境、小事件及小人物，以“架桥事件”贯穿始终，用饱蘸激情的笔墨塑造了一群默默无闻的、平凡普通的革命群众群像，包括竹妹、牛崽、管爷爷、金凤、赵叔等人，描写他们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里的情感、愿望和命运。全剧切入视角独特，将爱情与革命交织在一起，革命与情义并重，通过描写竹妹、牛崽和春林三人间的情感纠葛，展现小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表现出一种细致、深沉而又高尚的人性情怀。

剧本的故事时间设定在1934年10月，正是红军战略转移、集结长征的关键时期。在小小的于都县，“敌重重，军情忙”，如何成功渡河开启新的征程是苏区红军和群众迫在眉睫的难题。编剧开篇即抛出难题，引出“架浮桥”，继而引发各种后续事件，无论是竹妹与金凤的再嫁分歧、牛崽与竹妹的结婚出发点，还是牛崽是否离家参加运输队等，通过对普通群众生活、情感的细腻描写，进一步探讨了革命年代“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全剧背景基调始终是明亮的，架桥成功，红军也最终成功渡桥，结局自然是圆满的。但是嵌入其中的故事和人物角色的基调却总是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伤，譬如春林的死，牛崽的走。这种明与暗、喜与忧的对比强烈，二者相映生辉，渲染出一种动人心肠、激人奋进的情绪氛围。

视角以普通小人物为主，展现他们的爱恨情愁。虽是革命题材，但是却以苏区群众为主角，红军成为故事的整体背景，表现了苏区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怀，更突显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军民鱼水情。剧中的主要角色具体可分为老中青三代革命群众，管爷爷、赵叔是老年代表，中年以金凤为代表，而青年则以牛崽、竹妹为代表。这其中尤以管爷爷的形象最为突出醒目，他是一介船夫，年届七旬，为支援架桥而无私捐出自己的船只，甚至是棺材板。他坚定的革命觉悟和意志也深深影响了家中的晚辈，二子一孙先后为革命英勇牺牲，儿媳和孙媳依旧不悔，积极支援红军前线。正是因为管爷爷的忠义大气，为革命不计得失、不惜所有，揭示了管氏一家革命精神传承的由来，表现了当地革命群众的高风亮节，也就间接铺垫和说明了在广大人民群众无私帮助下，架桥必然成功的结局；赵叔作为苏区干部代表，有智慧，不拘小节，以大局为重，善于协调和布局；牛崽聪明坦诚，为友情放弃爱情，又为爱情投身革命；竹妹理性，觉悟高……这些剧中人物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浓缩了那个特定年代里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矛盾和事件发展紧凑密集，情节节奏干净利落。剧本第一场即提出了四个矛盾，层层递进，将矛盾迅即推出，又很快达成了解决之法。其一是赵叔与牛崽。赵叔希望牛崽担任架桥队队长，并许诺给牛崽找媳妇，正入牛崽下怀，于是赵叔同意撮合竹妹和牛崽，换取牛崽的积极性；其二是赵叔和竹妹。竹妹无意再婚，赵叔晓之以理，以革命利益为大劝说竹妹，竹妹动摇。其三是竹妹和牛崽。这也是这场戏中的重中之重，是四场矛盾中的重头戏。牛崽大胆表白，竹妹犹疑不定，以利益互换法松口“可以考虑”。紧接着又引发了第四场矛盾，婆婆金凤和竹妹、牛崽的误会。泼辣的金凤以为儿媳竹妹不甘寂寞，与牛崽有染，牛崽无奈，只得前去找赵支书，至此第一场结束，人物关系几乎全部明朗化，干脆爽利。又如第五场中，人物情绪波动大，喜怒哀乐几乎在不经意间流转，转换节奏飞快，从一开始的架桥成功的喜悦兴奋，转而陷入征兵争论的沉重纠结，再一转到拜堂离别的黯淡忧伤。第六场中同样情绪波折往复，先是竹妹、牛崽离情依依，猛地情绪一变，浮桥松动，情况危情重重，千钧一发。竹妹来不及细想便跳下河水，以身护桥，带动群众纷纷效仿，护送红军战士安全过桥，将原本的儿女情长瞬间升华成了家国之情，情绪为之激荡，赞颂了于都人民无私奉献、全力支持革命的崇高品性和伟大革命精神。而最后尾声的设计也再次呼应主题，点明题旨：于都人民好，于都人民亲。

巧妙融入赣南民俗风情和特色音乐，大大增强艺术张力。特色音乐《送郎调》是赣南采茶调，调性婉转而缠绵、深情而酸涩，十分适宜表达浓郁悱恻的情感。全剧除序幕和尾声外总共六场，而《送郎调》出现了七次，除第一场外，每一场都出现了一到两次，但属于一曲多用，具体运用的形式不一，有唢呐吹奏、竹妹独唱、伴唱和MIDI旋律等多种样式，伴随着不同的场合配合表达不同人物的情感思绪：管爷爷对孙儿的思念、竹妹对丈夫的安抚和悼念、竹妹对牛崽的依依不舍以及编剧对笔下好儿女的崇敬景仰等。《送郎调》的调性也因着剧情的变动时而缠绵柔情，时而悲壮深沉，时而悠扬不绝。此外，第五场中为庆贺浮桥竣工而展示的民间歌舞《茶篮灯》也是一种流传于赣南客家的载歌载舞的民间舞蹈形式，用以表达喜悦和期盼及庆祝之情，极具赣南地域特色。

赣南采茶戏自由活泼、张口即唱的茶歌特质，既适合表现牛崽明显直白的欢喜雀跃，同样也适合表现竹妹、牛崽、春林三人之间左右为难、割舍不定的内心冲突，往往能够把人类情感中最隐秘、最深层的东西，借助角色之口婉转展示在观众面前，将外在事件的冲突感和内在情感世界的纠结感结合起来，大大丰满了作品的人物形象，强化了作品的情绪张力。

注重人物形象的成长和深化，实现人物“小我”和“大我”的统一。编剧始终注重表现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一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人物的行为动机和心理体验，将新时期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剧的日常生活叙事又推进了一步，更加细腻、真实地描写革命战争年代普通群众的生活态度和思想觉悟的转变和升华，无论是一片丹心的管爷爷、口硬心软的金凤，还是死而复生的春林，每个人物都在成长和取舍。最开始的牛崽并非毫无私念，他夹杂着儿女私情，为了和竹妹在一起，甚至和赵支书谈条件，革命动机不纯。但剧末为了支援红军运输队、不拖累竹妹，终于忍痛放下，舍小爱成大爱。牛崽的人物形象在成长，人物思想在升华，由之前的有代价地支持架桥，再到之后无条件、抛弃小情小爱，主动参加运输队支援红军和革命，“如今红军需要我，我就该勇敢去献身！”而作为中年群众代表的金凤，她回归母性，不再固执己见，而是换位思考，其思想和意识也经历了转变和成熟，从拒绝和误会竹妹和牛崽的婚事，到同意二人结婚，再到最后竭力挽留牛崽，甚至愿意自己代替牛崽去运输队。在这些表现革命群众成长的叙事中，始终贯穿人物对人情世故、思想觉悟和生命意义的积极追寻。从这群真实可爱的人物身上，可以感受到革命群众昂扬振奋的生命活力、丰富饱满的情感世界和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洞察，在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人物的亲情、爱情和友情，赋予革命历史题材剧人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统一，从而揭示出革命历史题材剧中人物的生命价值、精神信仰和情感归宿，最终将个人之情升华为理想之情、革命之情，真正实现了“小我”和“大我”的统一。

全剧戏剧冲突设置巧妙，故事性强，情节曲折，情感充沛，赣南地域色彩浓郁，充分发挥采茶戏的叙事、抒情优势，运用了独唱、对唱、三重唱等多种演唱形式，咏叹人物间辗转纠葛、悲欢离合的情感，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最难能可贵的是，编剧在革命这一宏大主题叙事之中，不乏对人物内心层面的细腻展示和描摹，使作品充满一种对于生活、生命的意蕴和启示。但是瑜不掩瑕，作品依然也还在一些不足之处，仅供参考。

第一，竹妹的人物表现尤其是后期稍显模式化和符号化。前期竹妹在死而复生的前夫和刚领结婚证的后夫之间左右为难，这本是一道难解的伦理难题，若运用得当能从纵深处展现出人性的本真和复杂。竹妹身为苏区革命群众中的佼佼者，革命觉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生活中、情感中的她过于理智冷淡，缺少烟火气。她和春林是心意相通的伴侣，这点可从二人一致相中婚床作为支援架桥的木材可见一斑；而她与牛崽的婚姻本质上是一场政治化的婚姻，是被赵叔指定的，带有半强制性。可无论是对待春林还是牛崽，竹妹的人物动作和表情始终是常规化的，没有任何不得体或失态的表现，看不到人物内心的情绪波动，仿佛就是一个被人为设定好的、用以引发牛崽和春林矛盾及争执的工具，是一个被剧情所需要的女主角。尤其是剧作后部分，竹妹嘴里说的、唱的都是诸如“铸就了铮铮铁骨红红的心”“为了天下的女人不命苦，我愿把牛崽交给红军”“先烈的梦想要传承”等政治正确、基调高昂的话语，恍若化身成为“高大全”式的英模女性，缺乏人情味。而她对牛崽的感情始终模棱两可，令读者莫衷一是。唯有一句“你的话说疼了我的心”是她后期对于牛崽而言最柔情款款、动人心扉的一句，也是她最人性化的一句。

第二，人物心理转折过快，缺少过渡。竹妹在春林死后一年依然没有改嫁，守着夫家的爷爷寡母过日子，在听到赵叔的硬点鸳鸯谱后，几乎没有经过任何的心理挣扎就同意了，“赵叔看上的人总不会错”“晓得”，这显然与她守寡不嫁的前情有悖。而之后婆婆金凤的不同意也显得自私矫情，其后同意竹妹和牛崽二人结婚也转变过快，与之前态度坚决的样子不太匹配。尤其值得商榷的是“前夫”春林的转变，他对于牛崽和竹妹的事情一开始是怀疑痛恨的，如何在一夜之间就释怀了？剧中关于人物思想的转折点时总一笔带过或是直接忽略快进，缺乏令人信服的过渡和交待。尤其是春林的“昏厥”似乎总成了摆脱难堪、尴尬等难解境地时的杀手锏，愤怒时昏倒，悲伤时也昏倒。虽然前提已经说明春林是身负重伤、气力衰弱，但是难免会觉得这是编剧的技穷之法，或说是偷懒之法，缺少真正打动人心的思想转折契机。

第三，必要情节的交待不清。“架浮桥”是贯穿全剧首尾的核心事件，但是浮桥最终是如何建成的？不得而知。前文铺垫了情势危急、敌机时刻来轰炸的前情背景，以致于浮桥拆了又架、架了又拆，红军最终是如何克服这重重困难的？是群众献计献策，还是红军冒死硬上？没有交待。直接在第五场就被告知“浮桥胜利竣工”，极大削弱了军情的危急感和架桥成功的成就感。这其中的策略和方法当然不必大篇幅介绍，但却可在人物对话中稍稍提及，既能衔接剧情，又能更新背景知识，否则很容易给观众一种与期待值不符之感，原本期待的是一出大气磅礴的、展现群众智慧和红军力量的革命史诗，却被强塞了一段三角恋情的特意煽情（三人间的情感纠葛持续跨越了三个场次），难免出现心理落差。

第四，部分情节的合理性有待考证。剧中有金凤藏起竹妹的结婚证不让她改嫁，后来又同意让竹妹拿之前的结婚证去找政府换新的结婚证的情节，不知合理否？1934年4月，赣南苏区实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其中并没有提到夫妻一方死亡后的婚姻办理情况。但是根据现行的婚姻法规定,婚姻关系因一方死亡而终止,无需要办理任何离婚手续。但是再婚时，当事人需要提供前配偶的死亡证明。所以此处拿旧的结婚证换新的结婚证的合理性，难以确认，有待考证。

大型原创赣南采茶戏《长征第一渡》通篇剧情陡转跌宕，人物命运大起大落，于绝境中突现生机、于生机中又陡现危机的逆转，充分展现了编剧在戏剧结构和艺术表达上的张力。编剧善于将理想和信仰之光，笼罩在剧中每一个感人情节和多维人物身上，化为作品中动人的艺术光彩，充盈着一种对战争环境下普通群众的生存状态深深的理解和礼赞。而这首生与死、爱与义、家与国的赞曲，对于当代日益浮躁的观众有着醍醐灌顶式的精神引领与重塑价值观的作用，特别对于纠治当下社会转型期存在的梦想迷茫、信仰迷失等思想病症，具有重大意义。革命历史题材剧因其题材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所以是共产党员和普通群众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的鲜活教科书。如何充分活用这本教科书呢？一如方李珍在《革命历史题材戏剧创作的突破与反思》所言：“新的时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戏剧还有许多高峰攀登。诸如在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深入研究上，对革命的主题、内涵和意义的当代理解和阐述上，历史思维向艺术思维的转换上，历史史实和艺术虚构之间的结合上，思想深度开掘和审美境界的营造上，探索运用更新鲜多样的艺术方式来吸引更多年轻人观赏上，用文艺的方式传承红色基因上，都应做出更积极的探索。”谨与所有革命历史题材戏剧创作者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