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贸易成本弹性测度与分析

徐兴凯 田璞 陈驰

【摘 要】 从比较优势产品分析结果来看，2014年中国对德国各类产品进口贸易成本弹性基本都大于中国对德国各类产品出口贸易成本弹性，目前德国更有动力推动贸易自由化，同时中德之间出口、进口优势产品重叠程度较高，目前中德之间存在较高程度的共同利益诉求;从产品跨期比较分析结果来看，和2001年相比较而言，2014年中国对德国各类产品进口、出口贸易成本弹性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中德各自出口的比较优势产品贸易成本弹性下降程度更为显著;从平均贸易成本弹性的变动趋势分析结果来看，以2001年到2014年为观测区间，进口、出口平均贸易成本弹性在不同时间段的变动趋势并不一致，同时德国一直是中德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最大受益者。

【关键词】 超越对数引力模型 中德 贸易成本弹性 共同利益诉求

一、引言

当下中美贸易摩擦正酣，对中国而言，中国需要尽快找到破解“中美贸易困局”的有效途径。而扩大对德贸易，正是应对“中美贸易困局”的有效途径。当下研究中德双边贸易问题，颇具现实意义。中德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235.2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996.6亿美元，中国是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德国是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国。一系列事实表明，进入21世纪后中德双边贸易取得长足发展。虽然中德在贸易领域取得的合作成果十分显著，但是随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中德之间贸易结构相似度也不断增加，这些变化正冲击着中德双边贸易关系的稳定性。中德之间贸易关系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欧班列”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在中美贸易关系生变的背景下，寻求中德贸易关系的压舱石就显得更为关键。因为中德双方贸易利益诉求公约数是稳定中德贸易关系的压舱石，所以需要对中德两国各个行业的贸易潜力与共同利益诉求进行分析。

目前中德双边贸易涉及领域非常广阔，同一项降低贸易成本的举措会对一国的不同产业产生非同质的影响。对于一国而言，一定时期内所能采用的降低贸易成本的政策工具数量有限，找到利用有限的政策工具实现贸易创造效应最大化的路径尤为关键。要想找到中德双边贸易创造效应最大化的具体路径，就必须要测算贸易成本的降低对一国不同行业的贸易流量变动所产生的具体影响程度。因为目前只有贸易成本弹性这一指标能够对该影响程度有效衡量，所以本文通过测算贸易成本弹性来分析中德两国在不同行业的贸易潜力和共同利益诉求，为继续扩大中德贸易，应对“中美贸易困局”，尽绵薄之力。

二、文献综述

Hummels（2001）认为任何贸易模型和专业化分工理论的经验评估都绕不开贸易成本的测度问题，张燕（2013）认为贸易成本是衡量一国贸易自由化的风向标，测度贸易成本是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1][2]。

Novy（2013）将贸易成本弹性視为内生变量，即贸易成本的变化对不同贸易伙伴会产生非同质影响，通过建构基于超越对数偏好的引力模型开启了贸易成本弹性测度的先河[3]。周丹（2013）基于超越对数引力模型，采用2000年到2010年的国别数据对金砖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弹性进行综合测度与分析[7]。张静、武拉平（2018）基于超越对数引力模型，采用2007年到2014年的国别数据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成本弹性进行测度，并从洲际、区域、国别等不同角度对测度结果进行分析[4]。Novy（2013）、周丹（2013）和张静（2018）的研究仍存在不足，仅采用国家层面的宏观贸易数据，并未采取行业和产品数据对贸易成本弹性进行测度与分析。

Novy（2013）在结论部分指出可变贸易成本弹性的测度方法也可以在行业层面进行应用。周丹是国内最早基于行业数据测度贸易成本弹性的学者。周丹（2015）将国内民主化程度融入超越对数引力模型中，采用2000年到2013年的行业数据对中美在亚太地区的产品贸易成本弹性进行测度和分析[5]。周丹（2015）将影响贸易成本的主要因素即生产型、组织型、制度型、交易型，纳入到超越对数引力模型对其进行扩展，采用2000年到2013年的国别和行业数据对中国与主要亚太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弹性进行测度[6]。

目前关于贸易成本弹性测度的文章并不多，而且对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弹性测度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本文在Novy和周丹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超越对数引力模型，首次对中德之间各类产品进口、出口贸易成本弹性进行测度，同时本文在分析角度上也有所创新。

三、理论模型

（一）理论模型

四、贸易成本弹性测度结果分析

根据公式（1）和公式（2）及相关数据，可以得到贸易成本弹性的测度结果，但因篇幅限制，就不在文章中列出1。

（一）中德出口、进口优势产品比较分析

1.中德出口优势产品比较分析

借鉴周丹（2015）把中国对德国出口优势产品分为两种[7]。一种是中国对德国出口具有比较劣势，而出口贸易成本弹性较高的产品，产品贸易成本弹性越高表明贸易潜力越大。例如第一类，第三类，第六类，第十八类，第十九类2。另一种是中国对德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因为中国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和以中低端技术为特征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具有比较优势，所以德国会向中国进口此类产品。例如第四类，第五类，第十类，第十六类，第十七类。德国对中国出口优势产品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德国对中国出口具有比较劣势，但进口贸易成本弹性大，产品贸易成本弹性越高就表明贸易潜力越大。例如第一类，第四类，第五类，第六类，第十五类。另一种是德国对中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即中高端技术密集型产品。例如第七类，第九类，第十七类，第十八类，第十九类。可以看到中德两国出口优势产品重叠程度较大，贸易互补性较强。从低端产业到中高端产业，从初级产品到工业制成品领域都有两国的重叠出口优势产品即存在共同利益诉求。中德两国重叠的低端产业产品和初级产品包括第一类，第四类，第五类，第六类。中德两国重叠的高端产业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产品包括第十七类，十八类，第十九类。

2.中德进口优势产品比较分析

中国对德国进口优势产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较于德国而言中国处于买方优势地位的产品，即中国对德国进口量较大的产品。例如第十类，第十三类，第十四类，第十六类，第二十一类。因为全球分工正在逐渐水平化，中国向德国会进口一定数量的初级产品和中高端零件。另一种是，进口贸易成本弹性较大的产品，同时中国国内产品市场在该领域具有一定竞争力。相对于德国，中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低廉的劳动成本，中德两国在初级产品和简单加工类产品贸易上具有较大互补性。例如第二类，第三类，第八类，第十一类，第二十类。德国对中国进口优势产品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德国对中国进口量大的产品。例如第二类，第八类，第九类，第十四类，第二十类。另一种是德国对中国进口贸易成本弹性较大的产品，而德国在该领域具有一定竞争力。例如第七类，第十一类，第十三类，第十五类，第二十一类。可以看到中德两国进口优势产品重叠程度较大，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从初级产品到工业制成品领域都有两国的重叠进口优势产品即共同利益诉求。中德两国重叠的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包括第二类，第八类，第十一类，第十三类，第十四类，第二十类，第二十一类。

（二）产品跨期比较分析

以2001年为基期，2014年中国和德国各个产品的进口、出口贸易成本弹性基本都出现下降，但是不同产品的贸易成本弹性下降程度并不相同。就进口贸易成本弹性下降程度而言，第三类，第八类，第十一类，第十九类下降幅度较大。就出口贸易成本弹性下降程度而言，第十四类，第十六类，第十九类下降程度较大。根据分析，贸易成本弹性下降程度大的产品，基本都是中德两国各自出口的比较优势产品。而且贸易成本弹性下降大的产品，同时也是贸易成本弹性相对较大产品。贸易政策应该保持一贯性，继续重点降低中德两国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贸易成本。

（三）平均贸易成本弹性变动趋势分析

从2001年到2014年，中国对德国进口平均贸易成本弹性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265.2076%下降到2014年的85.8625%，德国出口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增强，同时不同阶段的进口平均贸易成本弹性变动趋势并不一致。2001年到2009年，进口平均贸易成本弹性波动幅度较大，呈现出下降—上升的循环波动趋势;2009年以后中国对德国进口平均贸易成本弹性从213.4290%下降到85.8625%，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笔者认为原因是：爆发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提供德国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的外生动力，同时中国市场也需要德国所生产的优质产品，进而使得德国在出口贸易领域更加依赖中国。从2001年到2014年，中国对德国出口平均贸易成本弹性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127.3008%下降到2014年的18.1622%，中国出口对德国市场依赖程度增强，同时不同阶段的进口平均贸易成本弹性变动趋势并不一致。2001到2007年，出口平均贸易成本弹性从127.3008%下降到21.6765%，呈明显下降趋势。原因是：2001年中国入世提供中国进一步开拓德国市场的外生动力，同时德国也需要中国所生产的物美价廉的产品。2007年以后中国对德国出口平均贸易成本弹性变动呈平缓态势。指标变动平缓的原因有二，第一，在“出口多元化”战略指导下，中国对德国继续扩大出口的动力不足;第二，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提供中国经济从出口拉动型经济向消费拉动型经济转移的外生动力，内需拉动逐渐替代出口拉动。综合来看，以2001到2014年为观测区间，进口、出口平均贸易成本弹性在不同时间段的变动趋势并不一致。2001年到2014年中国对德国进口平均贸易成本弹性大于出口平均贸易成本弹性，这表明过去德国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所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更为显著，同时德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要高于中国对德国市场的依赖程度。

五、结论及展望

第一，从比较优势产品分析的结果来看，中国和德国之间具有不同的进口和出口优势产品，同时中德两国进出口优势产品重叠程度较大，即中德两国具有一定的共同利益诉求，这些共同利益诉求应是中德双方将来重点努力的方向。对于中德之间重叠出口优势产品，例如机电产品、运输设备，中德双方均应简化海关手续，从而扩大共同利益;对于中德之间重叠进口优势产品，例如植物产品等，中德双方均应采取负面清单制度，真正实现贸易产品“非禁即入”。第二，从产品跨期比较分析的结果来看，和2001年相比较而言，2014年中德各类产品进口、出口贸易成本弹性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贸易成本弹性下降程度大的产品，基本都是中德两国各自出口的比较优势产品。贸易政策应该保持一贯性，在各自出口比较优势产品领域，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第三，从平均贸易成本弹性变动趋势分析的结果来看，以2001年到2014年为观测区间，进口、出口平均贸易成本弹性在不同时间段的变动趋势并不一致;2001年到2014年中国对德国出口平均贸易成本弹性均小于出口平均贸易成本弹性，这表明过去德国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所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更为显著，一直以来德国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获益更多。需要指出，现有研究在测算贸易成本弹性时均使用贸易总值数据，并未采用贸易增加值数据。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贸易增加值数据更能反映目前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和共同利益诉求。这正是未来研究方向之一。

【注 释】

1 因篇幅限制，贸易成本弹性的相关图表及数据未在文章中列出。

2根据HS编码1996将产品划分为22大类。

【参考文献】

[1] Hummels D..Toward a geography of trade costs[R].Purdue University，2001.

[2] 张燕，张先锋.国际贸易成本的测度方法：一个文献综述[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3，（3）. [6] Novy D..International Trade without CES：Estimating translog gravit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3，89（2）.

[3] 周丹.金砖国家间双边贸易成本弹性的测度与分析—基于超越對数引力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研究，2013，（3）.

[4] 张静，武拉平.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成本弹性测度与分析：基于超越对数引力模型[J].世界经济研究，2018，（3）

[5] 周丹.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贸易成本弹性测度与分析—基于改进的超越对数引力模型[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5，（3）.

[6] 周丹.基于扩展的超越对数引力模型贸易成本弹性测度与分析—以中国与主要亚太国家间贸易为例[J].南开经济研究，2015，（3）.

[7] 周丹.中国与巴西贸易成本测度与分析—基于超越对数引力模型[J].拉丁美洲研究，2015，（6）.

基金项目：2018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基于国家异质性视角我国国家贸易成本弹性测度—以中欧班列沿线国家为对象（项目编号：2018-1-03-35）。本文系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徐兴凯（1996— ），男，山东菏泽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世界经济学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

田璞（1996— ）男，湖北宜昌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世界经济学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

陈驰（1994— ）男，甘肃天水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世界经济学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