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满汉复职制度对满汉民族交融的影响

【摘 要】 本文对清代满汉复职制度以及选官制度进行了辨析和界定，再分析了清代官僚体系的满汉复职制度为何能影响社会大环境下的满汉交融状况，以及满汉复职制度是如何影响满汉交融的，认识到了清代满汉复职制度对满汉交融的影响，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满汉复职制度对清代促进满汉交融，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促进的作用，满汉复职制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之路上的证明之一，新时代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 民族关系 满汉复职制度 满汉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是古代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人才的制度，而往往提到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联想到的只有科举制度。但是，取士并不完全等同于选官，科举也不完全等同于铨选，清代满汉复职制度作为一项选官原则，保证了满蒙的铨选官缺过半，改变了清代以前（除元朝外）汉人几乎独霸官场、少数民族较少为政的境况[1] （P.327）。尽管官僚体系的民族交融情况不能完全代表整个社会的情况，但由于科举制度的特殊性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官僚体系与传统社会的社会流动，社会大环境下的满汉交融情况可以影响官僚体系的民族交融情况，换言之，官僚体系的满汉交融情况也可以为整个社会大环境提供民族交融典范，使得社会风气模仿了官僚体系，有自发的也有强制的，清代少数民族地位的提升相较于以前已有极大好转，尤其是对于满族，收敛了大汉族主义的社会对满族也更容易接受，虽说在阶级社会中不能做到如同当今中国一般的民族平等，但也促进了民间满族与汉族的交融情况。因此可得出如下结论：满汉复职制度对清代促进满汉交融，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促进的作用。

一、满汉复职制度概念辨异

本文讨论范围是在清代实行满汉复职制度的时期，其余时期或者特殊情况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三代两汉，举士与举官合而为一，士之获举未有不入官者也。至唐以试士属礼部，试吏属吏部，于是科目举士、铨选举官区为两事。”[2]（P.5365）这段话可谓一语道破取士（举士）和选官（举官）的区别和联系，意为在唐代以前取士和选官是一回事，而在唐代之后取士与选官则是两回事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代也是如此[3]（P. 5365）。我们熟知的科举则是取士制度，即为国家选拔人才，但选为人才并不代表就可以入官，只是可以获得相应考试等级的功名和铨选资格，换言之，科举只是多种铨选渠道中的一种罢了，不过由于普及程度高，阶级跨越较大，筛选出来的人才鱼龙混杂而被大众津津乐道。铨选统称为甄别选官，有多种方式，可以通过拣选，但只有乡试以上名列前茅者才有机会授予官职，亦可通过铨选考试的朝考，被皇帝直接授予官职或者被吏部挑选甄别。总之，科举不是铨选的唯一渠道，只是相对汉人来说是一种入仕方法，本文所要研究的满汉复职制度则是清代铨选的一个规则，该规则规定满人、蒙古人、汉军旗人占铨选官缺过半，而且无需通过科举就能入仕，有学者统计过《清史稿》中满汉官员的比例，从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满汉比例的悬殊[4]（P.126），历史学界很多学者认为这对汉人来说不算公平，并且无需通过科举就能入仕未免会导致官员素质参差不齐，就连历史上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也有类似的想法和提议[5]（P.701）。一方面，在清代中叶以前，科举毕竟是正途，皇帝其实更重视科甲出身的汉人官员，只有在朝政动荡时才会异途更盛[6];另一方面，若不从汉人的利益来看，而是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来看，满汉复职制度让满人有了前朝所没有的更多的入仕机会，意味着能够在国家上层管理机构与汉人一同更加平等地商议大事，而不似之前历朝历代几乎都是汉人官员“一言堂”的局面，满汉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便初具交往交流的规模[7]。

二、满汉复职制度对满汉民族交融的影响

本节将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即清代官僚体系的满汉复职制度为何能影响社会大环境下的满汉交融状况;第二，满汉复职制度是如何影响满汉交融的。在历史学领域，学者们大多认为满汉复职制度对汉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容易造成汉人官员的心理不平衡，这加大了满汉之间的隔阂[6];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满汉复职制度不公平的体现只是相对于阶级来说[8]。一方面，封建社会的阶级性决定了统治阶级需要以偏袒内部贵族利益团体的方式来维护统治，就算在选官时满汉之间有过隔阂，归根究底是阶级问题，清代之前的铨选并没有满汉复职制度，但仍然存在保护权贵阶级的铨选制度。对于权贵阶级来说，为了保持朝中势力，出台一些诸如满汉复职制度这样的规定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科举制选拔的人才大多出自平民，与权贵阶级的利益相对立，因此满汉复职制度一定程度上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并不会因此而加深满汉之间的隔阂。另一方面，从民族交融的角度来看，既然科举制选拔的人才大多出自平民阶级，那么平民阶级一定对满汉复职制度有所了解，在统治者“满汉一家”、“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的宣传教育下[9]（P.151），平民大多只会认识到当今是满人高于汉人，再结合传统的夷狄观念“五方格局论”[10]，思想激进的文人墨客甚至是政客（上层精英知识分子）会有类似于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想法，在主要受到这两类群体的思想影响下，平民们至少会有一个折衷的看法，那就是“满汉平等”，而民族平等则是民族交融的基本前提，当朴素的民族平等观烙印在占清代中国大多数的平民脑海中时，满汉交融就已经成功一半了。而官僚体系的观念之所以能影响平民，则因为科举制的牵拉作用，拥有此观念的平民出身的官员将观念传播到平民中，又将拥有此观念的平民带到官僚体系中，如此反复。这样看来，满汉复职制度对民族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清代朴素的民族观对清代民族交融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觑，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在当今显得弥足珍贵，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满汉复职制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

民族交融在清代就已有所显现，满汉复职制度为后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作了铺垫，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因素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1]。尽管有不少学者认为满汉复职制度是显然对汉人的不公平的体现，如关晓红在《清代取士选官辨异》中认为人数较多的汉人应该得到更大的铨选官缺比例[6]。在这里，笔者的观点不尽相同，认为这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是公平的，并且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历史性的作用。中华民族各民族交融的趋势势不可挡，汉人独占优势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大汉族主义阻碍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发展，如果单从汉人的角度来看的确不太公平，但是从整个中华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来看，囿于封建制度的阶级社会的腐朽性，满汉复职制度无疑是对抗旧时大汉族主义的进步表现，再者，不能把封建贵族阶级与平民阶级的矛盾往民族之间的相处问题上牵引，这样就故意放大了问题。当然，如果只从汉人的角度来权衡利益关系，则也陷入了大汉族主义的思维泥沼之中，孙中山曾经也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后来也认识到了“就算汉人为君主， 也不能不革命”[12]（P.325）。

综上所述，十九大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并非一朝一夕而成，在清代到新中国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国人的观念也是经历了一波三折的阶段，这样的曲折始终是上升的，只有共同体人群的思想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才会对共同体的交融程度造成影响。满汉复职制度是满汉民族融合波浪式上升过程中的一个小波折，虽然具有封建主义色彩，当时仍有民族不平等的现象，但这是冲破古代中国民族不平等枷锁的一个小进步，是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换句话说，满汉复职制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之路上的证明之一。

【参考文献】

[1] 孔令纪等.中国历代官制[M].济南：齐鲁书社，1993.

[2] （元）馬端临.文献通考（卷36） [Z].北京：中华书局，2006.

[3] 清朝文献通考（卷55） [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4] 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 清世祖实录（卷89）[Z].北京：中华书局，1985.

[6] 关晓红.清代取士选官辨异[J].学术研究，2017，（11）.

[7] 余梓东.论清代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11）.

[8] 左之涛.晚清满汉势力的消长及其原因探析[J].烟台教育学院学报，2005（03）.

[9] （清） 蒋良骐.东华录[Z]. 济南：齐鲁书社，2005.

[10] 安介生.“华夷”五方格局论之历史渊源与蜕变[J].历史教学问题，2000（08）.

[11] 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EB/OL].http：//www.xj.xinhuanet.com/2014-05/29/c_1110925804.htm.

[12] 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作者简介：孙丹妮（1995—），女，重庆涪陵人，汉族，硕士在读，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学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项目编号：CX2019SP272

项目来源：西南民族大学2019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