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嬴秦军制之演变

【摘 要】 秦人自东方迁居西北，坚守并强化了殷周文化的蛮武成分。春秋时期同西戎的战争，促进了秦国步兵与车战的发展。献公、孝公的变法增强了秦军实力，但军制依旧保有身份等级制色彩。至秦始皇时代，秦军已建立起庞大完备的兵种编制。但僵硬的军国政治，最终导致秦帝国灭亡。

【关键词】 秦国 军制 商鞅

一、嬴秦军制的文化源头

秦以武立国，对暴力的崇尚，是其军制乃至军国主义政治的文化源头。杜正胜等学者，将秦人尚武归因于“戎狄性”[1]，可这实为殷周传统的遗存。

嬴秦本服属殷商，《史记·秦本纪》中“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的始祖神话，同《殷本纪》里“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的殷人传说如出一辙。从甘肃李崖遗址来看，秦人西迁后，直至西周中期，仍在葬俗和陶器制造等方面，具有浓郁的殷商色彩[2]。及至战国中叶，秦王仍在《诅楚文》里对“大神巫咸”顶礼膜拜[3]。而“巫咸”正是《史记·殷本纪》里的商代大巫[4]。

周人亦对秦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出自甘肃毛家坪遗址的考古材料显示，西周晚期秦文化已与周文化高度相似[5]。经过残酷杀伐才夺取天下的周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一观念便被秦人继承。从秦武公钟铭文来看，在国都迁雍前，秦君就渴望通过敬天法祖来得到先祖神灵的护佑，以实现拓土强国的扩张野心[6]。

长期偏居西北的生活，令秦人在具体的习惯上沾染戎狄之风。可作为其精神内核的尚武气质，却源自殷周传统的蛮勇成分。这保护了秦人的自信心，使其在被关东诸国百般鄙辱的情况下，仍不自外于华夏，甚至自居先进代表，在“义”“理”等方面反斥六国[7]。副作用则是，秦人无法在文化上对僵硬的军国主义政策产生足够质疑，反而理直气壮地一以贯之，直至宗庙倾覆。

二、伐戎战争对秦军的影响

终春秋之世，秦主要征讨对象是渭河流域的戎狄。从《史记·秦本纪》来看，立国后秦就与戎狄不断交战。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至春秋战国之交，秦厉共公仍“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8]。漫长的伐戎战争，对秦国军制产生深远影响。

司马迁将戎狄史写入《匈奴列传》，但戎狄并不尽是游牧民族。从甘肃徐家碾的寺洼文化墓地来看，不少戎狄过着相对稳定的务农生活，在血缘上接近蒙古人种南亚与东亚类型，而与北亚、东北亚类型疏远[9]。故颇多戎狄不精通马术骑射，而擅长步战。晋人称戎狄与诸夏的作战方式为“彼徒我车”，并在对戎作战中发展了自己的步兵[10]，类似情况亦在秦国出现。

秦穆公曾以“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11]护送晋文公归国。彼时秦军革车与步卒的数量之比，竟达到1：100。学界多认为西周晚期1辆战车配备30名官兵[12]。成书时间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的《孙子》，在《作战篇》中才出现1：100的车、步兵比[13]。秦军在春秋中早期的穆公时代，就已达到这一比率，可见其步兵之早熟。

步兵的重要兵源，当为身份本低于国人的野人。韩原之战时，有三百余“岐下野人”为报穆公之恩而参战[14]。这说明战争压力使秦国的国野制度开始动摇，而贫贱的野人显然只能以徒步作战的方式为君效死。

为发挥华夏的车战优势，秦国亦对马车有所改良。陕西户县宋村的春秋秦墓，出土过全长16厘米的带刺铜车軎，可安装在车轴顶端，以保护车体并杀伤敌方步兵[15]。而甘谷毛家坪遗址出土的春秋秦车舆，在构造上没有独立的车轼，与中原马车存在差异，却同亚述、波斯式马车神似[16]。

对戎战争还使秦国统治阶层有所變化。宝鸡高泉村、灵台景家庄和凤翔八旗屯的多座东周秦墓，皆出土有青铜礼器，显示了墓主的高贵身份。但墓葬所现的用鼎制度却不甚规范，随葬品中还包括多件武器。这说明秦在春秋早中期，就出现了以军功起家的新贵族[17]。

总体而言，春秋秦国与中原各国在兵种与统治阶层方面的演进趋势高度相似。这意味着二者原生体制基本一致。林剑鸣等前辈学者认为，秦很早就施行中央集权统治，在穆公时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机构，贵族不能裂土而治[18]。此说不确。

沙其敏等海外学者指出，穆公时的秦廷充满个人统治色彩，官僚化程度不高[19]。秦景公之弟公子鍼在出奔晋国时，“其车千乘”[20]。这说明春秋秦国施行分封制，否则一介公子无法组建这般庞大的私兵。所以，秦才会在春秋战国之交有“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庶长与大臣“数易君，君臣乖乱”[21]。明白了这一点，才能对商鞅变法的诸多举措，有更深刻理解。

三、商鞅变法后的等级制秦军

献、孝时期的变法，全面增强了嬴秦军力。为大变革揭开序幕的，是墨家西进这一事件。墨者在献公四年（前381）同秦合作[22]，为秦国提供了可充任技术官僚的人才储备[23]。秦献公凭借新爪牙，创立了本国的户籍制度。商鞅进一步改良户籍制度，并完善县制，终于使国家权力越过民间小共同体，直达个人[24]。

这增强了秦国的动员能力。此外，墨者还提高了秦军的技术作战水准。墨家关于守城术的知识，集中展现在《墨子》的《备城门》以下诸篇中。云梦秦简证明，这些篇章的作者正是秦墨[25]。

欲深入了解变法后的秦军制，要从军功爵下手。变法后确立的早期军功爵，共17个等级，由低到高次为：公士、上造、簪褭、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客卿（左庶长）、正卿（右庶长）、大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良造[26]。

而各等级间的晋升办法，据高亨《商君书注译·境内第十九》所载为：

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故爵上造，就为簪袅。故爵簪褭，就为不更。故爵不更，就为大夫。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官大夫。故爵官大夫，就为公大夫。故爵公大夫，就为公乘。故爵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就为大庶长。故大庶长，就为左更。故四更也，就为大良造。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大将、御、参皆赐爵三级。故客卿相，论盈，就正卿。

加方框的部分，为各古本均无之文字，是高亨在参考各家意见后补充上的。加下划线的部分，本在“就正卿”下，高亨参考清人俞樾的意见，调至文中处[27]。根据考证结果，公士可晋升至大良造。但这些考证只有“就为大庶长。故大庶长，就为左更。故四更也，就为大良造”一句有古本原文可依，其余本质上皆为臆测。

若严格依照古本，将加框文字去掉，再将下划线部分调回最末，所得结论将大为不同。公士只能升到不更，大夫只能升到五大夫，大良造最低只能由客卿晋升而来。整个爵制系统，存在类似于卿、大夫、士的断层。

考虑到直至汉代，仍“吏民爵不得过公乘”[28]，则上述断层的存在便是合理的。彼时秦国贵族势力与等级观念依然强大，若统治阶层马上给予百姓同自己平起平坐的希望，那反而不可思议。

这一分层式的爵制，又与商鞅所确立的军事指挥系统互为表里。《商君书·境内》所记载的部队体制为：

军爵，自一级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自二级已上至不更，命曰卒。其战也，五人来簿为伍，一人羽而轻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则复。夫劳爵其县过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劳爵能。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五百主，短兵五十人。二五百主，将之主，短兵百。千石之令，短兵百人。八百之令，短兵八十人。七百之令，短兵七十人。六百之令，短兵六十人。国封尉，短兵千人。将，短兵四千人。

其中“国封尉”的“封”当为衍字[29]。国尉实为邦尉，秦之郡尉本称邦尉，但商鞅变法时秦尚未设郡，则这一邦尉所对应的，当为后世中央朝廷的太尉[30]。则整个部队等级为：

将、邦尉、千石令、八百石令、七百石令、六百石令、二五百主、五百主、百将、屯长（伍长）、卒、校徒操。

将、邦尉作为最高指挥官，无疑当由卿爵者担任。诸令所对应的具体官职，阎步克与高亨认为是县令[31]。但文献所见秦汉时期的军吏排序大体为将军、太尉、司马、候、司空[32]。故诸令应为司马、司空等职，“令”字是对长官的泛指。《二年律令》中有郎中司马、中司空、中候等职，禄秩皆在千石至六百石，可与《商君书》相对应。与之平级的则有秩八百石的中轻车[33]，而中轻车又被视为“轻车令”[34]，亦当为诸令之一，这为了解诸令所统兵种提供了突破口。轻车概念与重车相对应，后者运送辎重而前者冲锋陷阵[35]。故诸令所统部队，极可能由春秋时期的车兵演变而来，对士兵财力与作战技艺均有较高要求。

诸令之下的各级军官，地位高于士级爵的卒，当对应大夫爵。“卒”当源自春秋时代的“徒卒”步兵，只是最普通的士兵。至于最底端的校徒操，则由公士及爵在公士以下者充当，其主体自然为无爵贫民。秦政权蔑称无爵贫贱者为“人貉”[36]，而校徒操实为军中杂役[37]，其职责在春秋时本由野人负责[38]。

由此可见，商鞅变法后的秦军，仍带有浓厚的身份等级制色彩。这说明军事变革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

四、秦帝国时期军制的进一步完善

秦国以武力一统天下。至秦帝国时代，秦军在体制建设上，可圈可点之处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兵种进一步完善。骑兵在秦始皇时已是一重要兵种。水军也已出现，司马错伐楚时，便组建了舰船部队。战国末年秦有可容50人的大船，至征讨岭南时，又组建了楼船部队[39]。

二是兵役制度已从等级制色彩浓厚的旧军制，转变为以“材官骑士”为骨干的新兵制。材官骑士选自民间健壮骁勇者，通过集中操练来提高单兵作战能力与兵团阵法的攻防能力。这意味着封国兵制转化为帝国军制[40]。

至此，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秦人成功建立起具备强大动员力的集权体制，与包涵步兵、车兵、攻城守城部队、骑兵、水师在内的完备军制。然而，实现统一后的秦帝国，未能及时调整国策，继续奉行军国路线，用暴力手段维持统治，最终二世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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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陆坦（1992—），男，汉族，河南郑州市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