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国后毛泽东的科技群众路线及启示

【摘 要】 卢梭认为：人类社会走向分裂、人类文明走向衰落的根源是科技和生产实践以及工农相分离。面对这一难题，在建国后的文化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科技群众路线，主张科技人员同实践相结合，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一路线方针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但由于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错误言论和政策，重新审视这些问题，以便于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科技思想。

【关键词】 毛泽东 科技 群众路线 启示

面对历史上长久以来存在的科技和工人、农民相脱节的问题，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指出：人类社会走向分裂、人类文明走向堕落的根源：科学艺术日益与生产劳动的实践相分离。科学和艺术究竟如何与生产劳动和工农群众相结合？面对这一历史难题，毛泽东提出走科技群众路线，主张科技人员同实践相结合，同工人、农民相结合，提高与普及相结合，专家、技术人员的研究工作和群众性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相结合。这一思想极大地指导和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但是受指导思想“左”倾错误的影响，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期间，在路线的具体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言论和政策，这也为我们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科技群众路线提供了借鉴和启发。

一、卢梭的论断

1749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遇，年近40岁仍默默无闻的卢梭看到了第戎科学院的年度征文：《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1]，这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这篇文章中指出，欧洲和法国流行的科学与艺术，无非是建立在想象和幻想基础上的观念与语言的游戏，它与观察和试验相脱离，也与现实的生产活动相对立，这种科学与艺术越繁荣，文明也就越堕落。

卢梭预言说，浮华腐败的文明日趋瓦解艰苦奋斗的文明，它日渐将共同体的基础由劳动者身上转移到“游手好闲分子”身上，这其实是世界上到处都在发生着的事，是文明演进中的普遍规律——而且，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华文明也正在被腐败文化瓦解，而它的崩溃和垮台只是个时间问题。

当然，卢梭这里所指斥的“科学”，不是指反对“科学的进步与传播”，而是指与劳动和生产技术相脱离的、为人文学者和启蒙学者所崇尚的那种夸夸其谈，而所谓“艺术”则是指那种好幻想的、半神学的气质，简而言之，就是凭想象过日子，它威胁着人类的理解力，毁坏着“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从而使人不能真实地了解现实世界。

在中华文明的问题上，当时GDP占世界32。5%的比重的清帝国，在卢梭看来已经日益腐化，而且即将走向衰落和崩溃。卢梭预言清王朝必将垮台的理由主要有两个：第一，中国竟然按照一个人是否能写得一手好文章来选拔官吏;第二，中国普通百姓缺乏读写能力，在中国，文化是一种特权并与劳动和劳动者相对立，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国家，文化的传播和普及程度都落后于欧洲，换言之，一个由少数人垄断着文化知识的国度绝非战无不胜。

卢梭认为，清王朝固然在经济上是首屈一指的，固然在文化和艺术上也是领先于世界各民族的，但是，这种令人骄傲的文化却与现实的生产活动无关，中国士大夫文化鄙视劳动者，因此，它就不能发展出欧洲那种立足生产实践又推动生产发展的科学。

卢梭发现了人类社会走向分裂、人类文明走向堕落的根源：科学艺术日益与生产劳动的实践相分离。没有观察和实践能力的学者、缺乏对现实的理解能力的统治者们，只是依靠幻想和想象来支配现实，这样一来，生产者和生产的领域非但不被重视，而且还要受幻想性的“社会在生产领域”支配，于是，人类文明就在“独断”与“幻觉”中迷失了方向，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这个问题尖锐的摆在了出生于清王朝末期，成长于革命浪潮之中的毛泽东面前。建国以后，面对如何兼顾科学发展和道德进步的问题，他提出了科技群众路线，主张科技人员同实践相结合，同工人、农民相结合。

二、科技群众路线及实践

（一）、科技人员同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强调实践的决定性意义， 尤其是实践对理论的决定作用。而在所有的实践当中， 毛泽东突出强调的是生产实践，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和发展。他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2]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 尤其在其早年， 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对知识经济有充分的认识， 因为那时的中国还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始阶段， 机器生产处于萌芽状态， 只发生在极少数发达地区的少数行业中， 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直接介入生产领域的过程还很不明显。因而， 在他的思想中， 生产实践主要就是工农的实践， 工农是实践的主体。党内的其他领袖当时也持有相似的观点， 如刘少奇说：“世界是什么人创造的？ 是工人农民创造的。饭是从哪里来的？ 房子哪里来的？ 一切都是工人农民创造的”[3]同工农的结合就是同实践的结合， 知识分子是智力产品生产者和理论创造者， 因而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结合的原理应用到知识分子领域， 就必然要求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因此， 毛泽东反复提倡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相结合， 要“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是以其实践理论为基础的。

（二）、科技人员同工人、农民相结合

知识分子要做到又红又专，就必须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认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做到又红又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唯一的途径就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指出：“科学家有实验室，工厂农村是一切知识分子的大实验室。”“任何知识分子，不同工农打成一片，不知工厂、农村情况，要知道工农事业，是不可能的。”[4]要做到又红又专，就必须到工厂，到农村去深入实际，了解情况。

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目的“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5]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要经过三个途径：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而后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学习。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一個人的思想的转变常常在三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一般地说来，直接参加社会活动和参观社会建设的社会生活教育作用最为广泛和直接。因此，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把组织知识分子参观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了主要的社会生活教育实践，作为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效地主要途径，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其实，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考察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道路，特别是考察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发展历程后，提出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的观点。毛泽东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相结合的。”[6]当时毛泽东不仅把知识分子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作为判断其是革命或不革命的唯一标准，而且把它作为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指出：“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7]。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仍然沿用了这一标准，反复强调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并将其作为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唯一途径。毛泽东说，让知识分子直接接触工人农民，过去在延安时期曾经这样做过。开始时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很混乱，有各种怪议论，后来许多人去了，得到很好的效果。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既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样就很不好。”“我们要把接近工农群众这件事，造成一种风气，就是说要有很多知识分子这样做。”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一些人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走马观花”;有些人可以住几个月，做调查，交朋友，“下马看花”，有些人，比如工厂技术员农业技术员本来就生活在工厂农村，就要“安家落户”。其目的就是让知识分子自觉地改造自己的思想。

毛泽东把知识分子实行和工农相结合，看做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出发点，认为科技工作要为人民服务，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就要与工农群众有感情。知识分子“如果把自己看作是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8]

三、科技群众路线具体实践中产生的问题

新中国科技为人民服务的方向需要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掌握人民群众对科技的要求，切实地服务于群众的生产与生活。同时，社会要接受和认同科技，即社会对科技相容，是科技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前提。在中国，知识分子与群众交朋友，让工农群众理解科技，接受科技、支持科技，是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就此意义上讲，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具体要求和做法的结果，不但没有促进科技的发展，反而妨碍了科技的健康发展。1968年9月3日，毛泽东给《红旗》杂志写的按语指出：“这里指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在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有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该如此。”[9]1969年1月28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来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报告的第一条内容就是“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坚决相信是愿意革命的，但必须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毛泽东批准的这个报告，把知识分子同工农兵相结合演变成组织“师生到工厂、农村和工人、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在于工农兵相结合的过程中，进行斗、批、改。”[10]自此以后，开始了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宣传和实践。中央和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组织党政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劳动锻炼。“文化大革命期间，共有30多万科技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山区、牧场、农村长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11]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目的是让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这一思想是从政治上考虑过多，就如何促进科技的发展上考虑的过少。1957年8月，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关于科学院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中提出，专业队伍要向工农群众学习，向生产实践学习，这种结合并不是要降低专业队伍的作用，而是要发挥专业队伍在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中的骨干作用。有的地方撤消了不少专业科研机构，科技人员长期下放劳动或在生产岗位顶班劳动。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当前急需下放劳动多年的理科大毕业生中，有计划地吸收一部分人员充实和加强专业队伍。虽然经过邓小平的多次努力，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批准这个报告。

四、一些启示

（一）、在实践中要注意科技和政治的关系，不能混淆

在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科技思想的“左”倾，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把科技划入上层建筑，赋予阶级性，贴上阶级的标签，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和方针。“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科技工作中强调突出政治，大讲政治挂帅，把科研与政治的关系庸俗化。科技为政治服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治运动，而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科技工作，把科研成果和科技知识为无产阶级服务。百家争鸣作为学术民主的主要形式，是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途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百家争鸣这种学术民主被贴上了阶级斗争的标签，“百家”被归结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家，于是科技领域的学术民主变成了“全面专政”的靶子，最终窒息了学术民主。是否允许科技工作中的百家争鸣，属于政治生活的范畴，属于政治民主的程度问题。因此，学术民主必须依靠政治民主来保证。但是学术讨论本身并不就是政治生活。

（二）、科技与生产相结合要适度

20世纪以来，科技的发展走上了科技与生产相结合的道路，强调科技与生产相结合，科技为生产服务，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在实践上是迫切需要的。但是，毛泽东制定的产学研三结合，知识分子走工农结合的道路，要求科技适应现实的生产而不是用科技使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毛泽东一贯提倡把专业科研队伍与群众科技创新结合起来，推动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但是，毛泽东没能正确区分专业队伍和群众队伍在科技上的作用范围，贬低专业队伍的作用，主张依靠“开门办科研”的群众运动方式来开展科研工作，用战争年代大兵团作战的方式代替了严谨的科学实验。实践证明，科研工作中的群众运动不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群专结合的组织方式只限于有限的科技工作领域。

（三）、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因为：1.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起着首要的变革作用。现代科技广泛渗透到经济活动中，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决定了它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不只是使经济在量上迅速增长，也使经济发生质的飞跃，在经济结构、劳动结构、产业结构、经营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变革。2.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诸要素中起着第一位的作用。二战之后，科学技术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进入生产，使生产力成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它自身不仅直接体现为生产力，而且还作用于其他诸因素，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的进步，扩大了劳动对象的来源和种类，从而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力量。现代科学管理日趋科学化、现代化，在生产力的发展中，使物的要素与人的要素有机结合，即管理是使潜在生产力变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 科学技术与经济广泛结合，使得管理成为生产力的重要范畴。

【参考文献】

[1]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第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 《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1991

[3] 劉少奇选集（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236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75页

[5]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89页

[6]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29-560页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29-560页

[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64页

[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50-551页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版，第277页

[11] 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作者简介：孟夏（1990.08—），女 汉族，山东淄博。讲师，硕士研究生，四川护理职业学院，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及思政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