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秦民族政策中的华夏化倾向

【摘 要】 前秦政权诞生于民族交流碰撞极为频繁的十六国时期，面对复杂内外民族形势，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其民族政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样具有华夏化倾向的民族政策，不仅对前秦自身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其所处时代的民族关系也有着推动作用。

【关键词】 前秦 民族政策 民族关系 华夏化

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群雄并立的时期，在西晋短暂地实现大一统后，“八王之乱”的内乱爆发将中原带入了混乱的局面，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得以进入中原地区建立势力，各民族的逐鹿中原也带来了精彩的文化碰撞与融合。各民族在接受汉文化濡化的同时，也将自身的文化元素带入了汉文化当中，造就了中華民族文化大发展的局面。前秦政权作为十六国前期北方最强盛的政权，面对政权内外复杂的民族形势，为实现“大一统”的最高追求，其民族政策展现出了强烈的华夏化倾向。

一.前秦民族政策制定的背景

前秦政权的建立是在中原混乱的民族格局中完成的，在完成北方的统一前，前秦面临着复杂的民族形式，其政策华夏化的表现便是以解决北方的民族问题为主要目的。

（一）民族内聚的时代格局

自三国时期以来，关陇地区便不断有汉以外的民族迁入，人口数量持续上升;到西晋时期，已是“西北之境，皆为戎居”[1]（P.1553）。关中的约一百万人口中，“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①（P.1553）。 “八王之乱”中，各王利用外族军事力量参与中原的政治资源分配，使得草原民族得以成为中原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晋时， 迁入中原的氐族和羌族各有七八十万人，匈奴有五六十万人 ， 鲜卑则有三百万，加上羯、乌桓等，“总数达到五六百万”。[2]在衣冠南渡后，北方出现的权力真空，使得各族向中原的内迁失去了中央王朝的引导;统治者处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往往将人口迁往政治或军事中心，如前赵政权迁徙氏、羌二十万人到长安[3]，;这样的强制迁徙改变了各民族原有的生活环境与地理边界，加速了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北方的民族关系发生了巨大改变。

（二）前秦政权的建立

公元310年，氐族领袖符洪自称为“护氐校尉”，并于319年、328年分别向匈奴刘耀和羯族石虎称臣，又将二万氐族民众迁往关东地区，立足枋头。349年石虎去世，符洪起兵反抗后赵，此时北方地区民族矛盾尖锐，民众希望回到西晋灭亡前有序的社会生活中，“胡运将衰，晋当复兴”①（P.2782）;350年符洪顺势降晋。此时，十余万流民为躲避冉闵的屠胡政策，向西来到枋头，瞬时扩大了符洪的实力，符洪自称“大单于”，后击败姚戈仲，为进入关中地区做准备。符洪去世后，其子符健出兵进入关中，于351年在长安建立大秦，前秦政权由此奠基。可见，氐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在依附与反抗中不断转化，前秦政权的建立不仅要考虑与匈奴、羯、羌的关系，而且不得不思考政权的正统性与中原华夏文化的问题。

二.前秦的华夏化民族政策

前秦的强盛在苻坚在位时期达到了顶峰。苻坚本人对于“大一统”的理想注意追求，以及自身对儒家文化的推崇，使得其在位期间的民族政策带有强烈的华夏化倾向。

（一）怀柔四夷的指导思想

前秦在对待民族冲突时，希望用怀柔政策取代之前政权的族际战争政策，从而实现对其他民族的统治。虽如后人所说，这种政策导致了只是遮蔽了前秦内部的民族矛盾，“今坚畜养豺虎于其腹心，贪功务胜，不顾其后，宜其毙于垂、苌也。”[4]（P.1253）但将这种政策放在十六国的时代背景中，便能发现其先进性。

其一，怀柔政策可以降低军事成本。苻坚在位时期，通过重用非氐族的官员来解决民族争端，提高了解决民族冲突的效率。如在前秦攻晋时，以乞伏国仁为前将军;370年仇池反秦，苻坚命原属仇池宗室的杨安领兵前去平定。这种以怀柔为指导思想的民族政策为前秦政权直接提供了可用人才，壮大了前秦的政治实力。其二，柔性政策可以从内部瓦解敌对势力，获得直接的军事回报。在与慕容氏势力的斗争中，苻坚拒绝了大臣对其全部军事消灭的提议，“吾方以义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今而害之，人将谓我何。”① （P.2891）于是将担心因功高震主而被加害的慕容垂父子成功策反，分化了慕容氏的势力，在之后的军事行动中，前秦士兵所到之处，“皆望风降附，燕人大震”[5]（P.3231）。在与慕容氏的对抗中，怀柔的民族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慕容垂等势力在前秦未动用武力时便以归附，对燕战争的结局在慕容氏内部矛盾爆发时早已注定。

总之，前秦的民族政策以怀柔四夷为指导，通过重用其他民族武官、用德治其他民族领袖人物等方式具体实施，并取得了实际效果，为当时民族间消除隔阂、民族交往交融提供了政策上的强大动力。

（二）民族迁徙中的“正统”观念

学界传统观念认为，苻坚对本民族的远迁是其灭亡的的重要因素，导致其在各民族叛秦时无法集中氐族力量，因中央孤立无援而亡。但从另一方面看，前秦的民族迁徙政策也是其内部民族融合长期政策的一部分，顺应了十六国时期民族不断交融的时代潮流。

在统一了整个北方地区之后，前秦和隔江而望的东晋是中国唯二的两个政权。与之前在中原地区的对手不同，东晋代表着汉族世代传承的文化与道义传统，即“正统”。苻坚本人对于大一统的强烈渴望，认为自己已经站住中原，对“正统”地位有着名正言顺的需求。在对晋发动战争前，苻坚向群臣表态：“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①（P.1337） 可见苻坚以认定前秦的“正统”地位，而为了与这种地位相匹配，必须有相应的政权内部的民族整合。

黄烈指出，各民族聚族而居保护了本族语言、风俗和社会组织的作用，但也阻碍了与其他民族发生内在的社会联系。[6]（P.335）苻坚希望通过民族迁徙来消弭当时严重的民族间矛盾，实现民族间相处的无差别状态，是实现其民族理想的必要政策。在准备推进这一政策时，苻坚曾向群臣询问：“今欲分三原、九萯、武都、汧、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不忘旧德，为 磐石之宗，于诸君之意如何？”皆曰： “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①（P.2903）可见，当时迁徙氐族的政策也获得了前秦上层人士的支持。苻坚本人并无民族偏见，他的民族政策完全服务于大一统的政治追求，但当时民族矛盾仍需要时间来消弭，这种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也导致了淝水之战后前秦内部的民族叛乱。

（三）前秦的“中国观”

前秦政权自建立起便多次以“中国”的称号自称，其首次自称为中国是在376年发动对前凉的战争前后。苻坚认为前凉”种落杂居，不相统一，不能为中国之患。”① 383年前秦出兵西域前，苻坚要求将领要实施“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①。可见前秦一直试图让自己成为当时“中国“的代表。

中原有“一套写满华夷秩序符号的政治文化传统”[7]（P202），各民族统治者为论证其政权的合法性，必须牵扯到华夏或非华夏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在前秦政权看来，其内部不存在有民族偏见，对外也要尽力用自己的“中国”身份让“夷狄”臣服。苻坚认为，所谓天子“惟德之所授耳”①（P.2935）;能否自称“中国”并合法地对天下实施统治，完全在于德的高低而非统治者的民族身份。这种理念是对三国魏晋以来“华夷之辨”的有利辩驳。这一观念开始并不被世人所认同;但随着前秦在北方统一战争的不断进行，苻坚“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⑤（P.3267）的和戎政策，使得前秦成为了“中国”的代表;在这一过程中，消灭民族间的敌对关系是建立同一国家的基石。对于前秦来说，“中国”的边界便是文化的边界而非民族的边界，“中国”的范围便是认同前秦正统地位与儒家文化核心内容的范围，这种观念与华夏的“正统”观念不谋而合。

从刘渊攀附汉的血缘关系借“中国”之名以图中原，到石氏凭借国号自立中原，再到苻坚自信称自己为“中国”，汉族以外的统治者逐渐让“夷狄”可为“中国”的观念让世人接受，民族之间的藩篱逐渐被冲破[8]，虽然真正的民族大融合还未实现，但一个新的时期已经到来。

（四）提倡儒学的思想

前秦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之前政权没能完成的北方大一统，起到重要作用的便是尊重中原的固有文化。苻堅本人的儒家文化造诣很高，他深刻认识到，想要弥补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差异，就必须在思想上促进民族融合，缓和当时民族间的紧张关系;而儒家文化便是最有效的工具。

前秦在这一时期，“举贤才、立学校、旌节义、续绝世”①（P.2888），并以法律形式规定士大夫后代必须进入太学学习;并规定俸禄百石以上官员必须具备基本才能与儒家文化基础知识。362年，苻坚到太学考核学生成绩优劣，此后更是每月亲临。在灭前燕后，前秦用国家力量命令前燕太及士大夫嫡长子到太学读书;灭代国后，将什翼犍后代也送入太学。可见苻坚并非完全依靠武力征服完成统一，更多是依靠在文化教育来实现各民族思想上的对前秦的认同。在胡汉严重对立的时代背景下，前秦借助儒教理念，推动氐族与汉、鲜卑、羌、羯等的融合，以获取胡族的军事力量和汉族的人才与资源，从而达到加强王权的目的。[9]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华北地区的民族融合与政治统一。

三.华夏化倾向政策的影响

前秦华夏化的民族政策对于当时的民族关系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中原的华夏文化做出了有益补充。

前秦对于民族关系的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政治上，一系列的民族迁徙政策使中原地区原本分散的各民族开始在前秦的势力之下形成一个统一体，增强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认同，为北方的统一提供了准备条件。经济上，民族迁徙打破了原来以族为单位的社会关系，各民族间自然地发生了经济关系，促进了北方经济的繁荣。有一些归降民族主动“请田内地”，也可以看出其生产方式逐渐由游牧转为农耕，与中原原有民族相趋同。文化上，由于中央的强制推广，儒家文化逐渐成为北方各民族所认同的文化，为成为“正统”的一份子，各民族都在学习能够服务于大一统需要的文化;同时将本民族文化融入到儒家文化中，丰富了儒家文化的内涵，整合了北方地区的思想基础，缩小了各民族间的文化差距，为之后北魏实现北方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10]，中华民族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前秦时期作为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对于北方各民族间民族界限，尤其是文化界限的消弭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和推崇在处理民族矛盾、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同时，各民族间的民族隔阂开始淡化，民族交流增多是当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渊源。

【参考文献】

[1] （唐）房玄龄等. 晋书[Z].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2] 蒋福亚.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J]. 文史知识. 1999（12）

[3] 庄金秋. 两晋政权与北方民族关系研究[D]. 甘肃：兰州大学. 2011

[4] 苏辙. 栾城后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5] （北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Z]. 北京：中华书局. 1956

[6] 黄烈. 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7] 胡鸿. 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8] 李方. 前秦苻坚的中国观与民族观[J]. 西北民族研究. 2010（01）

[9] 川本芳昭.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M].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10] 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EB/OL].http：//www.xj.xinhuanet.com/2014-05/29/c_1110925804.htm.

作者简介：李照磊（1995—），男，安徽蚌埠人，汉族，硕士在读，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学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项目编号：CX2019SP247 项目来源：西南民族大学2019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