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孟雄反对党内“左”倾错误斗争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摘 要】 何孟雄反对“左”倾错误的斗争，开启了我党党内理论斗争的先河，反映了1930年前后党对革命道路问题的认识程度，推动了我党独立思考，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斗争过程和理论观点对当今党的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何孟雄 斗争 意义 启示

何孟雄在反对党内“左”倾路线斗争中，充分展现出革命信念坚定、坚持真理、不计个人得失、爱党护党忠诚品格和英雄气概。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视角重新审视，系统阐述其反对党内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意义与时代启示，不仅于党史研究有价值，而且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具有现实意义。

一、何孟雄反对党内“左”倾错误斗争的历史意义

开启与党内“左”倾路线错误作理论斗争之先河，鼓舞了党内同志的理论勇气。早在1928年6月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时，何孟雄在他主持起草的《江苏外县工作和农民工作决议案》中就指出：“我们对外县工作，不是简单的拿着手枪的武装暴动，是要引导广大工农群众，团结在党的政策之下，由日常生活、经济或政治的斗争，逐步走上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组织工农兵的苏维埃。”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明确对“左”倾路线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而在立三路线统治中央前的1929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何孟雄针对李立三等人“左”的思想观点，阐述自己在党的路线策略问题上的看法，并与李立三等人产生激烈争论。到1930年6月，以《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通过为标志的立三路线统治中央之后，何孟雄旗帜鲜明、全面系统地与“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0年12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举行的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上，李立三检讨说：“中共党内当时只有他（按：指何孟雄）一个人是公开起来反对我的错误的”。所以，说何孟雄是我党反“左”第一人或开启中共党内与“左”倾路线错误作斗争之先河是不为过的。更为重要的，在于何孟雄有理有据的不同意见促进了党内一些同志去思考，更深刻地认识“左”的错误。特别是共产国际十月指示信明确指出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肯定何孟雄反对立三路线的意见“一般是正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党内同志的理论勇气，在讨论党的路线策略问题上敢于站出来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曾任向警予秘书的陈修良同志回忆：“1930年8月初，党中央政治局决定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命令各大城市党组织立即发动武装起义。结果，错误的极左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在这关系到革命存亡的危急关头，何孟雄同志勇敢地起来批评立三路线和实行的家长制领导……我当时正在搞行动委员会领导的工人运动，深受何孟雄同志的影响，也起来反对立三路线。”

反映了在中国革命道路和革命策略问题上当时党内的认识程度。1930年之前，“我们党在思想上、理论上还很幼稚”（黄逸峰《回忆何孟雄》）。1930年夏、秋，何孟雄对立三路线作了具体、系统的评判。关于革命形势，他指出：“反动派尚未崩溃，而只是处于动摇之中”，“（李立三）报告对革命形势估计过高”;关于革命路线，他的观点是：“党的路线不应该是直接进攻路线，而应该是准备进攻的路线”，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应以农村工作为重心，建立革命根据地，“联合起来封锁城市，用广大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关于革命任务（行动计划），他认为：城市武装暴动的观点忽视了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城市武装暴动的条件与准备尚不成熟，武装占领中心城市将葬送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当前任务是“组织和建立真正有战斗力和政治坚定的红军”、“领导和发展苏维埃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以“坚决的决心”“实行土地革命”、“发动一切工农的组织”并加紧领导其斗争等;关于革命策略，他提出了许多正确思想，如“立即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确定根据地实行的政纲，解决土地问题”，“派得力干部充实红军，在红军中提高党的威权，要使红军不成为个人的军队，成为党的红军”“加速组织游击战争，击破反动的围剿”，“抓住统治阶级一切压迫和剥削，发动群众起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党的组织要能适当（应）目前不平衡的特点……所以提高党内战斗力及思想一致，成为万分重要的工作，并且要顧到秘密工作又要适当公开领导广大群众”，“一定要在国际路线原则之下，提高党的战斗力，反对立三路线只许提补充意见，不许讨论原则的家长理论”，等等。他直观地呈现了当时党内反“左”斗争的理论状况，代表着当时党内反对“左”倾路线错误的理论水平，反映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以及革命策略的认识程度。

推动党内独立思考，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革命道路。南昌起义的失败，使得一些同志认识到长久占领大城市以掀起革命高潮的道路有问题，因此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课题。但即使到1930年初，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城市中心论仍然是毫无疑义的。他们认为，党的工作必然以城市为中心，开展工人运动，以城市领导农村，才能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这种将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成功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极端的，极大地禁锢了党内同志的思想。何孟雄与“左”倾路线代表的公开辩论、反复斗争，促使一些同志从禁锢中走出来，独立思考，产生新的认识。正如刘瑞龙同志在《龙华千载仰高风》一文中所言“他遵守纪律，服从党的决议，对于被否定了的正确意见仍保持保留态度。他在会上所表现出来的理论水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对实际情况的深刻了解和坚持原则的精神，使我得到终身难忘的启蒙教育”。何孟雄的《子敬来信》和两份政治意见书，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周恩来的“九月来信”，这些同一时期的珍贵文献，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有力见证。

“实现满足工人的生活”、“乡村的割据”、占领农村“联合起来包围城市”以及开展党内斗争等观点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何孟雄于1922年1月在《谁是工人之友？》一文中将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和事业概括为“实现工人满足的生活”，之后一直坚持“满足生活”这个原则，多次强调“经济口号在政治罢工中的重要作用”，反对党内“左”派忽视和取消人民群众经济利益的做法。实践证明，“满足生活”这个出发点贯穿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后来发展成为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

1928年4月，何孟雄担任江苏省委常委，亲自起草了《省委对于淮安北乡暴动的批评和决议》，并经中共江苏省委通过，下发全省。该文列举了起义失败的九条教训，并着重提出农民游击战争的策略思想。其主要观点有：游击战争是农民武装斗争能站得住的基础和主要斗争形式;游击战争应有主动积极进攻敌人的布置，有准备地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游击战争要避免同敌人正面作战，要用包围袭击的方法去战胜敌人;要教给群众应付敌人的方法，注意争取和瓦解敌军士兵;指导机关内部要保持意见和行动的完全一致和团结;要坚决肃反。在同年7月的《江苏农民秋收斗争决议案》中，他又提出：领导农民游击战争必须与该区群众斗争联系起来，造成“农民割据的局面”。这些创造性观点，虽然没有毛泽东在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所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总结分析的那么准确、完备，但诚如何长工同志所说：何孟雄的农民运动走向游击战争的思想和搞割据的思想还早于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着反对右倾和“左”倾的斗争。就早期而言，党内斗争既没有从思想上彻底弄清楚错误的实质，也没有指明从根本上改正的方法路径，而且过于注重追究个人责任，以为打击了犯错误的个人就解决了问题。因此，如何认识和开展党内斗争成为一个重大理论课题。何孟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党的实际情况以及他个人的实践相结合，对这一课题作了回答，集中体现在1930年12月他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一个政治路线和倾向，是有他的基础和历史根源，绝不是一下子可以改正过来，一定要在党内不断的斗争中才可以肃清”、“惩办制度须很谨慎使用，仍然要采用说明教育的方式”、“现在主要问题不仅仅是骂立三，是如何从理论上、思想上、实际工作上体会国际的指示，搜索过去错误的原因，寻找纠正的方法”。后来，毛泽东、刘少奇等集全党智慧，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党内斗争的各种问题。1944年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指出：“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二、何孟雄反对党内“左”倾错误斗争的现实启示

1、何孟雄通过会上发言和向上级组织递交书信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其反对“左”倾错误的行动是符合组织原则的，也是严肃认真的。这样的党内斗争，能够廓清模糊、错误认识，不断达到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在之后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把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包括党内斗争）作为党的建设重要任务来抓，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为巩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生机活力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保证完成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心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不断开展党内斗争，我们党才能由弱小到壮大，由幼稚到成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及至党的十八大以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狠抓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全面从严治党举措都是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创新创造。置身于新的历史时代，我们要珍惜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严肃认真开展好党内政治生活。

2、何孟雄反“左”斗争中的理论交锋，反映了我党对革命道路、策略认识的规律，那就是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本化、教条化，而必须在深刻理解、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实事求是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在新时代与时俱进，勇于探索真理，不斷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3、何孟雄在斗争过程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打击排挤，仍然“还是要很努力很勇敢地为党工作”，这种面对冤屈的爱党情怀和那份执着忠诚值得我们进行深刻的现实反省。当前，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因为工作安排、个人待遇等方面的问题闹情绪而影响工作，或者弱化干事动力，经常没精打采、不在状态、无所作为，这是很不应该的。何孟雄在反“左”斗争中一心向党、不计个人得失的表现就是一面镜子，令人警醒。

4、何孟雄挺身而出提出不同意见和观点，而且“一般是正确的”，是基于其实践经验和理论水平。这说明我们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学理论懂理论，善于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又善于通过实践感悟理解理论，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和本领，才能将党的思想、理论、政策正确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5、何孟雄反对“立三路线”时，不断提出不同意见，使得李立三“很恼火”。李立三对待何孟雄的态度是：先在会上不点名批评，然后点名批评，最后干脆不让发言，随即又撤销其江苏省委常委职务，还组织人员在中央机关报上连续刊登评判文章，给何孟雄戴上“调和派”、“取消派”、“破坏革命”等帽子。这一斗争经过警示我们，在领导工作中要有民主意识，坚持民主集中制，正确对待、处理不同意见，不能搞“家长制”、“一言堂”。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 奚金芳、陆遵望、邵敏.何孟雄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 奚金芳、邵敏.何孟雄研究文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刘声华（1966—），男，汉族，湖南炎陵人，中共炎陵县委党校副校长，在职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共炎陵县委党校副校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理论、地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