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价值观的引领与人才选拔对提升国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

白建国

【摘 要】 本文从制度、文化观念、科技发展等多角度出发，详细分析了中国经济自工业革命前的辉煌到工业革命后的衰败，再到现阶段的高速发展的具体成因。从宏观微观两方面揭示出，一个国家民族的繁荣富强、兴旺发达在于先进正确价值观等软实力的引领与整个国开放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实行。

【关键词】 价值观引领 人才选拔 国力提升

一：观念立则国立——儒家思想内核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影响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从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为代表的“百家争鸣”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至宋代及以后的近现代，近两千年来，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内圣外王、人本主义、天人合一、中庸、和谐之道”等价值观深刻地影响了历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其中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宋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程度更是发展到最高阶段。公元13 世纪中国农业生产力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农具的开发和创新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农业繁荣带来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萌芽。然而，萌芽的最先出现并没有令中国成为第一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历史在这里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在发展的黄金时机，由于皇室集权、儒家思想禁锢、家长制、抹杀个性、重农抑商等弊端导致当时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后，未能进行相应的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制度的改造。加之明清开始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在宋代生产力达到顶峰后的几百年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比重逐渐缩小。特别是18世纪工业革命后，国力衰微与西方差距越拉越大。对于这个戏剧化的结果，很多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观点。究其原因，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后实现高速飞跃、而中国逐渐落后的原因是技术发明方式的差异。所谓技术发明方式的差异就是，西方国家依靠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开始了有意为之的“试错和改错”活动，“‘试错和改错的次数不再局限于具体的生产实践”，“技术发明的方式在西方逐渐转变为?为发明而发明” [1]。简言之，实际应用的需要推动了实验与科学研究的发展，从而引发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引领西方国家走向了高速发展之路。

清末学者辜鸿铭在其西文著作《中国人的精神》中，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总结为以下三个特征：深沉、聪明、淳朴[2]。而流传已久的儒学思想也进一步体现了华夏民族中庸之道、和谐为本的观念。

这样的民族性格为什么没有使得中国率先将目光集中到科学技术领域？首先，“深沉”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性格或许是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过分追求内敛和细腻的态度令我国的许多事物很难用西方的逻辑和实证方法予以解释和预测，由此诞生的思想大多缺乏真正的思维穿透力。这样的文化背景不仅造就了我国人文社会学科的经久不衰，也带来了科学技术学科的研究角度过分细节化、具体化。事实上，我国自古以来涌现出了很多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在数学、物理、天文等学科都做出了卓越的成就，然而并没有像西方的科学家，对实验结果进行推理和归纳，最终抽象出一系列严谨的理论。繁琐严密的星相学并没有带来宇宙运动规律的发现，指南针的发明也没有引发对于电磁现象的理论思考。然而科学本身需要抽象化才能够带领整个社会走得更远，或许正是“深沉细腻”令我们错失了“抽象”的良机。

而在建國之初，经济的发展称得上举步维艰。除了科技的落后，思想观念的封闭僵化也是一种巨大的阻碍力量。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让我们感受不到开放的必要， 历史上曾经拥有的霸主地位更是让我们在对待其他国家时无法摆正心态。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发明显。新一代领导者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终于意识到开放的重要性，于是民族心态的转变、国家实力的提高和国家地位的提升紧随“改革开放”政策的脚步而来。

在贸易日益重要的今天，如何在国际贸易中更多的获利成为了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林先生曾提到的“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正是该问题的一个很好的解决思路。从李嘉图模型到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我们都可以看到自由贸易为贸易各国带来的利益，也可以清楚的发现“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在国际贸易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由该战略还引出了另外一个名词“自生能力”。“所谓企业的自生能力是指‘在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不需要外力扶持或保护即可预期获得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的能力。”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国企相较私企在资源配置、政策优惠方面天然的受到照顾，在现今的市场经济背景下， 国有企业相对私有企业的历史优势仍然十分明显。这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在进行“双轨制”渐进改革的同时，进一步解决国有企业自生能力差的弊病，同时为私有企业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支持，逐步完成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任务。

二：人才强则国强——人才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

我国人文学科的历史积淀丰厚，其中的许多经典至今仍被后世传颂。然而人文科学发展和自然科学发展的严重失衡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和这种局面带来的后果都值得我们深思。以儒家经典学说为主要内容并以高级汉字游戏为载体的科举考试制度使得中国具有较高天赋的人才大多专注于科举应试做官，或者进行人文研究，缺乏学习数学知识和进行可控实验的激励， 更难以在这两者的结合和积累方面以及不断将自然知识数学化并加以实验验证方面做出前仆后继的不懈努力，因此科学革命不可能自发地在中国发生”[3]

我国的科举制度以儒家学说为载体，虽然考察的内容过于片面，但这也对封建时代的人才涌现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儒家思想经典中的许多观念，如天人合一、民为邦本等在社会生活中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这并不能否认儒家学说中压抑个性、重道轻器、重农抑商等消极思想。子曰： “君子不器。”朱熹的解读是：“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这是儒家轻视专门人才的思想根源。对术业有专攻者的轻视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另外，从经济学观点看来，儒家重农轻商，重本抑末，与现代商品经济不相适应。毕竟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其强调的纲常伦理也必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官本位”、“君主至上”的观点仍在当代社会的点滴中体现。近些年，之所以我国能平稳度过2008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让我们见证了举国之力体系在一定意义上的强大优势，而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中美国的种种反制措施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国在高精尖产业、科技创新等诸多高端技术链条上依然受制于人。特朗普发起贸易战的根本逻辑，不排除西方政治精英们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忧虑等因素，但从经济利益角度看，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认知上的差异、利益上的失衡以及中国成长中的阵痛[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受益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的贸易优势，而高速成长的背后隐藏着发展模式粗放，技术壁垒低等隐患，这些隐患自贸易战以来被不断放大，提升人才素质迫在眉睫。

近年来，社会上关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讨论热情有增无减，这也是一些民众对当前模式带来的弊端有所不满的直接体现。文理分科本是上个世纪我国照搬苏联模式的遗留产物，却一直沿袭到现在。在当前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时刻思考现在的人才培养模式，毕竟契合时代脉搏、顺应国情的培养制度才是好的制度，一成不变的制度很可能变成前进中的巨大绊脚石。一个国家要想立足世界领先地位，既需要具有全局视角的领军人物和知识分子， 也需要在专门领域技术出色的专家，二者缺一不可。

综 述

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华夏文明曾长期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因种种原因自宋代达到鼎盛期后，中国经济长期停滞，并在18世纪以后迅速落后于西方国家。直到1978年开始至2018年的40年间中国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9.2%，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笔者认为我国要继续从制度、观念、改革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入手，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形势下，戮力同心，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 （2007）. 李约瑟之谜， 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44（4）.

[2] 辜鸿铭， 黄兴涛， & 宋小庆. （2007）. 中国人的精神.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 林毅夫. （2007）. 李约瑟之谜， 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44（4）.

[4] 戴翔， 张二震， & 王原雪. （2018）. 特朗普贸易战的基本逻辑， 本质及其应对. 南京社会科学， （4），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