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卢俞成 林春逸

摘 要：新中国70年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中国道路超越了西方道路的局限，颠覆了“国强必霸”的所谓历史“铁律”，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赋予了社会主义新内涵，开辟了人类文明和平发展的新道路，彰显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中国道路摒弃了西方的“普世价值”，倡导尚和合、崇正义、重共享的人类文明新价值，彰显了人类文明的价值性。中国道路克服了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为其走上现代化道路提供路径借鉴，打破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创新了全球治理的方式，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破解难题提供新智慧，彰显了人类文明的世界性。中国道路向世人表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中国道路;世界意义;人类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9）11-0004-0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充分证明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是对的。”[1]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摸索，持续奋斗，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使得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道路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中国道路的创立，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它“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伟大创举”[2]，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此，在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从人类文明的视角探究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乃是当前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对于增强“四个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道路开辟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模式，彰显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470-471“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4]也就是说，人们是在传承中创造历史和文明的。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是基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来选择发展道路的。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着各国家、民族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规律。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立足本国具体实际，在长期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超越了西方道路的局限，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冲破了西方文明优越性和中华文明劣等性形而上学思维的桎梏，颠覆了“国强必霸”的所谓历史“铁律”，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模式，彰显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一）超越了西方道路的局限，破除了“西方文明中心”的迷信

马克思认为，人类文明是实践的产物，由于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条件、生产力水平等不一致，因此各民族、国家的文明发展步伐不一样，人类文明发展呈现多样性的特征。这就决定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是单一文明状态的持续发展，而是多种文明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是，长期以来，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吞噬”下，似乎只有西方文明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典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政治家和学者甚至居高临下地认为，“他们自己才是掌握了进入现代化钥匙的人。”[5]他们还强调，其他世界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要想摆脱贫困、取得发展、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走西方发展的道路，在社会和文化上必须引进所谓“普世价值”。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西方是人类文明的“主宰”，西方人成了“上帝的骄子”，人类文明就应该围绕西方文化展开。事实上，这就是西方国家炮制出来的所谓“西方中心论”，企图就是为了掩饰其西方文明背后剥削、扩张、掠夺的野蛮本性。

实质上，西方道路并没有像西方学者鼓吹的那样成为唯一合理可行的道路。相反，从本质上看，西方道路是一条剥削掠夺之路，是一条殖民扩张之路，是一条沾满了“血与火”的血腥之路。

早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就揭示了西方道路的实质以及资本家剥削的本性和残暴行为。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为了夺得进行城市化的地盘，促使土地与资本合作，通过最粗暴的方式进行圈地运动，把农民从土地上强行赶走，使得他们变成无产阶级。“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6]842马克思还指出，资本家为资本的不断增值和剩余价值的产生，通过延长工作日贪婪地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导致了工人寿命的缩短。在资本主义生产那里，资本家是从来不管工人的寿命长短，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他们“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6]307。

此外，资本家为了无穷无尽的资本增值的欲望，疯狂地进行海外殖民地扩张，通过征服、奴役甚至屠杀等残忍人寰手段疯狂地掠取海外资源。正如弗兰克所说，只要人们看看西方是如何兴起的，就不难看出它殖民扩张的丑陋本性。弗兰克指出，欧洲人原本贫穷得可怜，但是他们千方百计地通过殖民扩张找到钱，或偷窃、或勒索。“西方是如何兴起的呢？严格地说，欧洲人先是买了亚洲列车上的一个座位，然后买了一节车厢。”[7]马克思也指出，只要我们的目光从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它的殖民地，就可以透彻地看到资本主义极其伪善与野蛮本性的真面目，只要在殖民地，资本主义原来在故乡那副体面的样子，就会变成丝毫不加掩饰的野蛮的样子。马克思还指出，西方大国除了给殖民地带来苦难之外，没有带去其他任何的进步。“他们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很难说还有别的什么内容”，反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3]686这就是英国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在印度实施殖民统治的结果，给殖民地带来巨大的破坏和损失。同时，为了争夺更多资源，争夺世界霸权，西方大国之间矛盾不断激化，连续发动战争，重新瓜分世界成为了近代以来西方大国崛起的必然逻辑。20世纪西方大国因对现状的不满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最好的证明。到了21世纪，美国还没有停止武力战争的步伐，总是发动一些间歇式的局部战争。2001年10月，美国以恐怖袭击的始作俑者藏匿于塔利班政权主导下的阿富汗为借口，派军进入阿富汗，展开了长达14年的侵阿战争。2003年3月，美国声称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了得到这些“根据”，美国联合英国等国家对伊拉克开展侵略战争。然而，可笑的是，直到今日，美国人也未能找出这些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见，西方大国的崛起史就是一部戰争史、血腥史。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6]871

综上可见，西方道路的每前进一步伴随着“羊吃人”的悲哀、人变机器的无奈、殖民地惨遭疯狂掠夺甚至屠杀的残酷以及无数次灭绝人性的战争。西方的文明史就是一部血腥史、殖民扩张史;西方道路就是一条沾满了“血与火”的血腥之路。

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超越了西方道路的局限，破除了“西方文明中心”的迷信，丰富了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道路坚持人本逻辑，超越了西方道路的资本逻辑的局限，是一条实现人民幸福之路。中国道路坚持和谐发展，避免了西方道路的欺凌霸权，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中国道路所蕴含的和而不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价值理念，超越了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西方强权政治模式和两极对立的文明冲突论思维范式，为世界新秩序和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开辟出一条新道路。中国道路的伟大实践，让世人认识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认识到西方道路并非“唯一模式”或“普世模式”。

（二）颠覆了“国强必霸”的所谓“铁律”，开辟了和平发展的新道路

正如前文所言，西方道路是一条剥削掠夺之路，是一条殖民扩张之路，是一条沾满了“血与火”的血腥之路。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就是一部血腥暴力史。西方这种穷兵黩武式的暴力崛起，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也产生了一种“国强必霸”的所谓历史“铁律”。正是在这种偏见笼罩下，西方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崛起是西方最大的对手和威胁，中国崛起论就是“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如美国前白宫经济咨询委员会高官克丽丝汀·福布斯说，中国既是西方最大的希望，也是西方最大的恐惧。显然，这是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阴谋。历史有力地证明：中国崛起是和平崛起，中国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

回顾中华民族5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国有着和平发展的基因，无论强大还是弱小，中国从来不侵略、不扩张，主张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正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指出：“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 4000 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8]到了近代，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残暴入侵，中国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为此深知和平的珍贵，绝不会入侵干涉他国。相反，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走过来，深知和平的珍贵、发展的价值，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9]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把社会主义建设和和平发展时代主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维护世界和平，积极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世界和平发展、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尊重。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10]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人民一起和平共处。可见，中国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道路，颠覆了“国强必霸”的所谓历史“铁律”，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道路。

（三）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赋予社会主义新内涵

回顾历史，客观地讲，苏联模式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不仅对旧俄国的崛起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对整个世界产生深遠影响。当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围、颠覆和威胁下，苏联模式使得旧俄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其历史功绩不可否认。然而，随着时空的转移，苏联模式的弊端也日益突显。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人治代替法治、官僚主义盛行、腐败蔓延、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教条主义等使得苏联模式逐渐失去了生命力、号召力和辐射力，导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为此，许多国家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在这种背景下，1989年夏，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 “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11]编者的话，并因此形成了“历史的终结”。他认为在此之前的种种政体，如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近代的共产主义，具有严重的缺陷及不合理的特征从而导致其衰落，而只有“自由民主制度却正如人们所证明的那样不存在这种根本性的内在矛盾”[11]代序第1页。因此，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就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最好的意识形态和政体，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11]代序第1页。

然而，邓小平审时度势，揭穿了西方国家的阴谋，他自信地提出：“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12]346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客观分析国内外形势，并且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逐步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最终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和对社会主义僵化式的认识。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12]237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也指出，打破照搬照抄的冲动，从实际出发探寻自己的道路，这是智者的选择，这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的确，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把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体制、做法从束缚中解脱出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基本国情紧密结合起来，把经济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紧密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建设和和平发展时代主题紧密结合起来，开创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使得社会主义从扑朔迷离到峰回路转的境界，向世人诠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重塑了社会主义在世人心中的良好形象，赋予了社会主义新内涵，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的顽强生机活力，昭示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进方向，证明了历史不会终结，也不可能终结。正如曾经极力鼓吹“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在2009年接受日本《中央公论》杂志采访时低头承认：“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13]

二、中国道路倡导人类文明的新价值，彰显了人类文明的价值性

马克思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具有价值性的规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高价值追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这一理论主题和价值追求贯穿于马克思整个人类文明思想探索的始终。马克思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就是按照这样的理论主题和价值追求展开的。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强调人类文明发展和人的发展是双向互动的关系，是交融在一起的，人类文明发展是为了不断增强人的本质力量，是为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人类文明发展价值性规律。回到当下，从全球视野看，强调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性规律，事实上就是坚持以世界各国人民为中心。然而，一直以来，在国与国交往中，西方发达国家往往只注重自身的利益价值，并以所谓的“普世价值”作为旗号掩盖其自私自利的本性，同时还鼓吹其价值观具有世界典范性和普适性。事实上，从西方发达国家崛起史看，西方文化中所谓的“普世价值”并没有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繁荣与稳定。反而成为当今世界资源短缺、生态失衡的主要思想根源和价值基础。相反，中国道路自创立之日起，就遵循着人类文明发展价值性规律，坚持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倡导尚和合、崇正义、重共享的人类文明新价值，对维护世界新秩序以及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提供了新价值指引。

（一）中国道路彰显了尚和合的新价值

中国历来是一个尚和合的民族。《论语》中讲：君子和而不同。《中庸》中也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从5000年优秀传统中走出来的道路，它蕴含着“尚和合”的价值理念，并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中国道路倡议以“和为贵”价值理念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各联盟和平共处;以“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以“协和万邦”的价值理念广交朋友、广结善缘、友善交往;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建设和谐世界。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人民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 ”[15]中国道路主张世界各国无论贫富、强弱，都有平等参与国际各种事务的权利和自由，都有选择适合自己本国的发展道路和制度;主张各民族、各地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的目标发展;主张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倡议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武力;倡导各国、各民族、各种族交流互鉴、协商合作、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超越一切民族、种族、贫富、宗教及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总之，中国道路蕴含 “尚和合”的价值理念，尊重各民族文明的差异，坚持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和交融，为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提供新的价值指引。

（二）中国道路彰显了崇正义的新价值

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道路是一条崇正义的发展道路。这个“正义”是指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它反映了中国道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当代传承，彰显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精神。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中国道路历来提倡崇尚正义的价值理念，强调在国际关系中崇尚道德、秉持道义、主张公道、伸张正义，义在利先、利在义后的价值观念。一是始终坚持讲信义。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始终坚持和平共處五项原则不动摇，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持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始终坚守自己的各种承诺，始终承担应尽的义务。二是始终坚持重情义。中国在与其他国家、民族交往的时，始终坚持以心相交、以诚相待，不损人利己，不嫌贫爱富，力所能及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无私援助，并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的发展绝不建立在牺牲别国利益的基础上，中国也绝不做伤天害理、损人利己的事情。三是始终坚持扬正义。在处理国际纷争问题上，中国始终坚持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主持公道、弘扬正义，致力建设公平公正的美好世界。中国始终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问题，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反对欺凌霸权，反对侵略扩张。四是始终坚持树道义。不管世界如何变幻莫测、错综复杂，中国始终坚持做公道人、说公道话、办公道事。中国始终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始终坚持事情的是非曲直，处理一切国际事务，从来不接受任何国家的干涉威胁，从来不屈服任何外界的压力。中国的“存道义之心，行道义之事，做道义之交”已经赢得世界爱好和平国家的尊重和认可。

（三）中国道路彰显了重共享的新价值

共享是中国道路永恒的价值追求，重共享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各民族交往时的价值遵循。共享是指在共商共建的基础上让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人民。习近平指出：“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9]540为此，中国道路始终坚持共享的价值理念处理国际事务，并倡议通过共商共建促进共享。一是始终坚持共商价值理念。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中国倡导世界各国共同协商、深化交流，集思广益，商量着办，兼顾双方利益，加强各国之间的互信。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利己主义，反对无视别国安全和利益的做法，倡导通过共同协商达成政治共识、寻求共同利益，实现合作共赢。二是始终坚持共建价值理念。中国倡议世界各国要共同参与、合作共建，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双方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持之以恒加以推进全球治理。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付世界发展难题，唯有加强互利合作、共同面对挑战，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合作共建，是实现共赢的必由之路。三是始终坚持共享价值理念。当今世界，在国际交往中仍然存在许多不符合共享理念的做法。有些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违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强行将未经协商的方案、议案在多边国际组织中进行表决，导致了分配发展成果的不合理、不平衡、不平等。为此，习近平指出：“变革过程应该体现平等、开放、透明、包容精神，……不能搞小圈子，不能强加于人。”[16]中国始终秉承共享的价值理念，努力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新秩序，促使国际新秩序更加平衡地反映世界各国的意愿和利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切实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世界改革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三、中国道路提供人类破解难题的新智慧，彰显了人类文明的世界性

马克思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35也就是说，伴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明交往越来越密切，各民族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民族的历史发展成为世界的历史，这是世界历史形成的规律，也是人类文明世界性的规律。中国道路是一条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谋求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道路。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克服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17]，打破了西方文明二元对立的思维，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破解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彰显了人类文明的世界性。

（一）克服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为其走向现代化提供路径借鉴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有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人们普遍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帮助”下，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后发优势”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确，有少数国家通过“后发优势”取得了成功。但是，大部分国家不仅没有成功走上现代化道路，反而在“西方中心论”话语霸权下，“后发劣势”越来越明显。在政治领域，西方发达国家的强权政治、干涉内政，导致发展中国家经常爆发动乱。在经济领域，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中没有平等的地位。在科技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不可能被利用到发展中国家中去，即使技术转让，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高额的技术转让费。在资源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大量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造成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的压力。此外，发展中国家长期受到资金不足的约束，导致发展动力不足，等等。这些“后发劣势”严重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

中国道路是克服“后发劣势”的现实选择，为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提供了路径借鉴。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不仅使中国加快了实现现代化进程，而且能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8]。中国道路是一条独立自主地摸索出来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它给发展中国家启示：要依据本国的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摆脱西方国家的干涉和束缚;中国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有利于打破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为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中国道路是一条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改革创新之路，中国改革创新经验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在破解资源、环境、科技、人才等难题提供有益借鉴。总之，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命运、使命和目标都是相似的，都是为了改善民生，提升国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此，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能够为具有相似命运和共同使命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二）打破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长期以来，西方文明的思维向度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西方文明中，“零和博弈”思维被奉为圭臬。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指出：“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他把西方文明比喻为国际象棋，“而国际象棋的目标是全胜，目的是把对手将死，即把对方的王或后逼入绝境，令其走投无路。”[19]西方文明二元对立的思维给人类文明发展带来一系列全球性难题，给全球治理带来极大的挑战。诸如，金融危机周期爆发，世界经济发展长期低迷，全球貧富差距加剧，世界发展不平衡加重，恐怖主义、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环境恶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等等。诚然，面对这些难题，二元对立思维主导下的西方道路已力不从心，难以维持世界的健康持续发展。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西方对政治上的影响使世界分裂”，“今后西方也似乎不能完成世界的政治统一”[20]。

中华文明恰好相反，中华文明强调和合思维，创新了全球治理的思维方式。正是在这种理念指引下，中国始终坚持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态度与其他国家交往，突破二元对立、“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势，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在看待二者关系问题上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极端思维，为破解世界发展难题、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倡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全球治理现代化。面对世界经济发展低迷问题，中国倡议携手合作，共同面对，提倡以新的发展理念，打造“四大模式”，为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开出了“四大药方”。面对全球贫富差距巨大、贫困等问题，中国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扶贫开发之路，实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扶贫、减贫，为世界消除贫困贡献中国智慧。面对全球气候问题，中国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提倡世界各国共同承担责任，为解决全球气候问题作出了积极贡献。面对全球恐怖主义问题，中国倡议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协调行动，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同应对世界难题。

（三）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交往贡献中国方案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流通越来越快，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不断加深，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1]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共同面临着许多世界性的难题和挑战，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挑战日益增加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仅靠一己之力取得发展，没有哪个国家能独自应对面临的挑战和威胁。世界各国的发展需要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共担承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道路，就是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道路，它谋求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统一起来。中国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坚持对话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推动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始终坚持共建共享，恪守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推动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始终坚持合作共赢，包容惠普，同舟共济，推动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始终坚持交流互鉴，坚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对话，推动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始终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环境友好，尊崇自然，推动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总之，中国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就是要走一条国与国交往发展的新路，这条新路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交往贡献了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强调 牢记初心使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把祖国北部边疆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N]. 人民日报，2019-07-17（01）.

[2] 徐崇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4）.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0.

[5] 周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J]. 中国社会科学，2009（5）.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42.

[7] A.G.弗兰克.白银资本[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373.

[8]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M]. 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58.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1.

[10]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5-15（01）.

[11]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 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6.

[13]高擎真理的火把——记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N]. 光明日报，2011-12-02.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6.

[15]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

[16]习近平.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

[17]韩庆祥，等.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导言第14页.

[1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

[19]亨利·基辛格.论中国[M]. 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489.

[20]阿诺德·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紀——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289.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72.

【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