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侗族易地扶贫搬迁户的适应性现状分析

陆卫群　黄婷　邱月华　王玉凤　李梦婕　卢莉莉

关键词 易地扶贫搬迁 适应性 现状 精准扶贫

基金项目：贵州大学“srt计划”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陆卫群，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生殖健康、性别与社会;黄婷、邱月华、王玉凤、李梦婕、卢莉莉，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 D66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11.192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是国家脱贫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是中国易地扶贫搬迁的主战场，贵州全省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37%， 其中53.1%的是贫困人口。少数民族地区也是中国当下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的重点区域。少数民族的贫困群众从熟悉的原居住地搬迁到新的安置地社区，其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发生改变，因此难免会在生产、生活、人际关系和心理等方面产生一定的不适，甚至有些搬迁对象选择迁回原居住地。

从目前研究易地扶贫搬迁的文献来看，大部分文献都着眼于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杨璐（2012）指出苦聪外迁移民的文化融合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有历史因素、地理因素和移民的社会心理因素;吕翠丽、何玲玲（2018）研究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脱贫攻坚背景下， 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与困难，包括身份角色市民化困境、精神贫困问题突出、公共服务水平较低、搬迁人口市民化就业不足、易地扶贫搬迁意愿不强;刘棋滔、汤玉宫（2018）强调贫困乡村易地扶贫搬迁的困境，有搬迁人口的抗拒、搬迁对象与实际需要帮助的人员不一致、资金缺口大的问题;徐锡广、申鹏（2018）研究易地扶贫搬迁的可持续生计研究，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出对策建议;大部分的学者都从较为宏观的层面去研究易地扶贫搬迁的困境，大概有搬迁对象自身的思想和相关政策的不完善两个方面，以及提出的对策是宏观层面，在针对搬迁对象在新社区的具体适应方面提出的微观建议较少，以及搬迁对象的能动性和身心是否适应一致的问题。

本研究旨在就如何改善搬迁对象在新社区的社会融合以及新的社会支持和需求方面，从贵州少数民族易地扶贫搬迁户对新社区的适应现状出发，为后续政策的改善和扶贫工作的推进提供现实依据，探索在适应过程中出现困境时的新路径选择，从而提高贵州少数民族易地扶贫搬迁户适应新社区的能力。

二、资料与方法

（一）分析单位

本研究以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田坪镇的易地扶贫搬迁户安置地杨柳新区为调查总体。该新区共有搬迁户413户，1882人，全部为近距离搬迁（由镇下的村搬至位于镇中的杨柳新区）。

调研小组共发放300份问卷，深入该社区采用判断抽样的方法调查300名搬迁对象，并运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30名搬迁对象进行深度访谈。

（二）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自填式问卷与结构性访谈相结合的方法。

本问卷分别从易地扶贫搬迁对象的基本信息、经济适应情况、文化适应情况、人际关系适应情况四个角度对被调查者进行调研。结构性访谈主要围绕搬迁对象搬迁后在新社区的生活习惯、经济开支、就业和人际交往等状况进行访谈。

（三）分析方法

本调查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资料分析方法，对于定量资料，利用SPSS17.0数据分析软件对所收集的内容进行录入与频数分析;对于定性资料，通过分类、描述、综合、归纳等过程进行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97份，有效回收率99%。调查对象中男性为117人，占总比例39%，女性人数为183人，占总比例61%;搬迁对象最小年龄13岁，最大88岁，平均年龄为44岁，年龄段主要集中在40岁以上，占比超过73%;调查对象中侗族居民有272人，占比最高（90.7%），22人为汉族（7%），6人为苗族（2%）;搬迁对象受教育水平较低，其中57.2%的搬迁对象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获得初中文凭人数占27.1%，7.4%的搬迁对象文化程度为高中（含中专），8.4%的搬迁对象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42.1%的搬迁对象以务农为生，14%的搬迁对象从事半工半农，17.1%的搬迁对象是工人，2.3%的搬迁对象经商，6%的搬迁对象不工作或处于待业状态，13.3%的搬迁对象为学生。该易地扶贫社区房屋建设为6楼，无电梯，房型为一室两厅和一室三厅，室内面积大小根据搬迁对象一家的人口数量进行选择。

（二） 经济适应情况

1.收入情况

调查得到，扶贫对象搬迁后收入增加的有61人，占总数的20.4%;收入不变的有169人，占总数的56.5%;收入减少的有69人，占总数的23.1%。

在就业帮扶政策上，政府与县人社局对接，动员搬迁对象参加“一户一培训”活动，培训项目以厨师与家政为主，挖掘机培训报名人数较少。在安排就业方面，政府主要安排搬迁居民进入移民区小型工厂工作，如皮鞋厂、手工编织厂、食用菌棚等;相关部门还动员搬迁对象参与大龙工业园区的两次集中招工，并在新社区提供以保洁为主的公益性岗位。虽然上述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部分搬迁居民的就业难题，但就业帮扶政策仍存在一些不足：（1）部分调查对象表示没有接到培训通知，不了解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也没有参加培训的经历;（2）由于培训有年龄要求，同时又提供40元的培训误工补贴，故老人用子女身份證报名参加的现象屡见不鲜;（3）部分搬迁对象表示参加完培训后，相关部门没有提供后续入职机会;（4）为了解决移民就业问题，政府招商引入了部分小型工厂，但其招收的搬迁对象比较少，如皮鞋厂的员工主要还是由当地居民和附近村民构成，搬迁居民在新社区的就业率并不高;（5）搬迁社区的绿化维护由专业的商业公司承担，其聘用的也是更有经验且更有价格优势的外地员工。因此，安置地的就业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居民的收入情况不容乐观。

2.日常开销情况

易地扶贫居民搬迁到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新社区，原有的日常开销难免会发生变化，由图1可知，调查对象搬迁后日常开销发生变化的占92.3%，日常开销不变的占7.7%。

图1：易地扶贫搬迁后居民的日常开销变化

日常开销中食品、日用品、水电燃气费和教育等支出增加。在“您适应这种开销的变化吗？”的问题中，有162人（54.4%）表示适应这种日常开销的变化。居民不适应这种开销变化的原因具体如下：在食品开销方面，调查对象以前居住在农村，可以耕地种菜，粮、油、菜、肉等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贫困户搬迁后无地耕种，很多食品都需要购买;在水电燃气费开销上，调查对象表示搬迁前在老家烧水煮饭可以用柴火，而搬迁后只能用电或煤气，水电燃气的开销大。对于这种消费变化，搬迁对象大多表示“不适应也得适应”。

（三）文化适应情况

被调查社区与搬迁对象原居住地的房型不同，因此与房型相联系的部分民俗和休闲方式等会受到一定影响。

1.住房文化

在住房类型上，有65%的搬迁对象表示适应。经调研发现，搬迁社区每户家庭都统一配备电视、沙发和座椅等，有单独的卫生间、厨房以及水、电表等;同时，杨柳新区离菜市场的距离较远，居民采购较不方便;此外，由于居住条件相对拥挤、房屋出现漏水情况、移民新区对于中年老人来说楼层过高，所以有45%的搬迁对象对现居住状况不太满意。

有143名搬迁对象表示不愿意在此处长期居住，主要原因包括无法割舍土地（32.8%）、到安置地日常开销增加（33.1%）、担心会失业或者收入减少（20.0%）、恋乡情结（5.9%），其他（8.2%）。

在进行访谈时，搬迁对象黄某说道“在新社区里生活什么都要买，邻里间不走动，还没有经济收入，我都是一直是老家、这里两地跑，回去种点粮食能省点钱。”另外，69岁的张某说道“在这点什么都要花钱，孙女孙崽读书又要花钱，老婆子看病吃药花钱，儿子媳妇负担很大的嘛，我就自己住在老房子种点粮食蔬菜，养点鸡鸭，几天过来一趟，拿过来一些，能帮他们省一点就是一点嘛，年轻人找钱也不容易。”部分搬迁对象还处于“两头跑”的居住方式。

2.民族文化

从访谈中了解到，搬迁对象中的中老年人对于传统节日祭祀习惯变化的不适应比较明显，80岁的贺某说：“住在这里以后，在七月半鬼节、春节的烧包等节日时，没有给已故亲人烧香纸钱，心里会不安，会觉得没尽到自己的孝道，希望他们不要怪罪自己。”以前居住在农村时一般在神龛下、土地庙、猪圈、牛圈边烧香、烧纸，现在的新社区中没有设置相应的祭祀场所。57岁的田某讲到：“当家中发生不好的事情时，我家中孙崽前不久发烧发老高了，这不赶上清明节，要回老家去给祖先们烧多点钱，要保佑子孙后代。”“春节的烧包”是指把纸钱用白纸包好，并且在包装上写上逝者的名字，下面用柴火堆着，在三十夜吃完年夜饭后，点火烧，写上名字是为了逝者在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拿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钱。老年人搬迁居民把祭拜祖先，是求得心理安稳的因素之一。

其次，搬迁居民也不适应新社区红白喜事操办形式的变化：新区没有老家的院坝作为宴席摆放的场地，也没有街坊领居前来帮忙，若要办酒只能交由酒店承包或是回到老家操办。51岁的舒某讲到：“过年前我才嫁女儿，由于这里没地方办酒席，也没认识的乡亲在这里来帮忙，也不热闹，想了很久，决定还是回老家我哥家办酒席，那乡里乡亲的都来帮忙、来玩，那叫一个热闹。”

但是，对于年轻一辈来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汉化了，他们所接触到的侗族文化不多，对于传统节日和风俗习惯的了解也仅限于看家中的长辈操作和听从长辈的指导，因此，搬迁到新居后风俗仪式的变化对他们的影响较小。

3.休闲文化

搬迁对象在新社区的休闲活动64.9%是做家务，16.1%的是串门聊天，10.4%的是运动（散步），7.7%的是看电视或者玩手机。经访谈发现，居民们在搬迁后做的家务与在老家时的家务也有区别：搬迁对象在新社区里不乏做饭、洗衣、拖地，但在老家还能种点小菜、养些家畜等，这些是在城镇社区里没法做到的。新社区居民之间很少串门聊天，因为人们认为“今时不同往日”：如果还像从前在村里一样走街串巷、进别人家里做客会不自在，故而搬迁对象们主要选择在新社区的广场上闲聊，或晚饭后在公共场地、广场上散步、歇凉;如果到了冬天，搬迁对象几乎不出门。

总体来看，部分搬迁对象在融入新社区住房文化和休闲文化的过程中依旧存在障碍，难以迅速从浸润已久的乡村生活习惯中转变过来。

（四）人际关系适应情况

1.邻里关系

易地扶贫搬迁后，邻里之间都是新的家庭，街坊邻居要从头了解，重新建立关系，因此搬迁对象在新社区中的人际关系必然有所改变。本研究试图以串门的次数反映邻里关系的相熟程度。

从图2中可以看到搬迁前和搬迁后邻里之间串门次数的对比，在易地扶贫搬迁前，村民一周内串门5次以上的人數多达116人，占调查总人数的39.1%，一周内串门3-5次的人数有101人，占总比例34%，一周内串门0-2次的人数有78人，占总比例为26.3%。由此可见，在老家居住时，村民间的互动频率高。搬迁后，村民一周内串门0-2次的人数多达249人，占调查总人数的83.8%，一周串门3-5次有46人，占15.5%，一周5次以上串门的只有2人，占总比例0.7%。

4.政府部门要实现有“发展”的易地扶贫搬迁

相关单位不能固守“城市迷思”的观念，认为一个简单的空间意义上的转移就能够使村民能够迅速实现脱贫致富。反之，基层政府应该完善新社区的基础设施，同时因地制宜出台各项有助于搬迁对象发展的具体政策，避免易地扶贫社区成为城镇边缘的贫民聚集区。

5.提升搬迁对象自治水平和自治能力，激发公共精神

政府不是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中的唯一主体，要解决搬迁对象在新社区的不适应问题、提升搬迁对象的归属感和共同体意识，光依赖基层政府与便民服务中心远远不够。关键是要激发搬迁对象的积极性与自治意识，主动、自觉的投入到新社区的相关活动中，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自发解决社区公共问题，主动帮助对新社区生活不适应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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